农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及其影响因素——来自吉林省的经验证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依靠传统生产方式推进农业发展的空间正不断缩小。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农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影响农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因素主要有:农业政策激励、资金供给和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吉林省这一农业大省主要县市的面板数据对农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政府财政支出在农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合理正确的规划财政支出将有助于农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地区经济快速增长。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TFP对节能降耗影响分析

利用我国1953--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技术进步（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以及能源价格对我国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产业结构,而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较小。因此,我国要实现节能降耗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优化产业结构。     

我国纺织业技能偏向技术进步的计量分析

文章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解方法,对中国纺织业技术进步偏向性进行测度,发现整个纺织业并非都存在技能偏向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却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没有出现线性增长的趋势。通过对技能偏向技术进步演变机制的研究,得到了技能偏向技术进步受技能劳动供给增长影响,而国际贸易仅在高技术和低技术行业中对其有促进作用的结论。     

效率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技术进步的效用结果和完整体现。本文引入效率体现式技术进步概念,以资本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综合指数来体现总体技术进步水平,构建经济增长中资本规模、劳动力规模和总体技术进步三因素贡献的分解模型,并利用中国1980-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期间的技术进步贡献及其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资本规模增长,劳动力投入规模贡献不大,技术进步贡献不小。技术进步贡献主要源于生产技术质量和生产技术效率,产业间劳动力构成和其他管理技术进步贡献微小。     

我国进口机械设备的技术结构及其资本体现式技术溢出效应

文章利用1985-2007年世界107个国家SITC三位码分类下60多类机械设备进口数据,以出口品生产世界份额的相对权重,测度我国进口机械设备的技术含量和技术结构,并从产品层面构建进口机械设备技术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模型,检验进口机械设备的资本体现式技术溢出效应。结果显示:(1)我国进口机械设备的技术结构不断升级,中高技术含量和中等技术含量的机械设备进口比重逐年提高,低技术含量机械设备进口比重持续下降。(2)发达国家源于资金和人力资本优势主要引进高技术含量的机械设备,而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受资金、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源的约束,则以进口中等技术含量的机械设备为主。(3)我国进口机械设备的资本体现式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但主要作用于非中性技术进步。     

引进式技术进步、资本流动与行业收入差距

本文将国民经济各部门划分为技术引进部门和传统部门,二者的区别在于技术进步方式不同,前者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后者通过在生产中应用技术引进部门产品获得技术进步。在两部门条件下推导工资差距模型,两部门的工资差距由技术和资本积累差异决定,再将两部门的结论推广解释行业工资差距。最后以制造业29个行业与农业的工资差距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引进速度越快、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其与农业部门的工资差距就越大。     

中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动因分析——基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

本文推导了资本回报率的计算公式,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发现影响资本回报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有:乘数大小、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利用1980—2009年数据计算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估算了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并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并没有随投资的增长而降低,资本深化虽然导致了资本回报率的降低,且乘数放大了这种效应,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使得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处于一个稳定水平。     

外商投资与资本输入国的技术进步

外商投资与资本输入国的技术进步房汉廷１．外商投资的技术意义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仅是资本的单方面转移，而且还伴随着技术的转移、先进管理经验、方法的转移。所以现代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在分析外商投资效应时，普遍认为技术转移带给资本输入国的技术进步效应可能要大...     

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定及实证分析

本文在经济增长因素研究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索洛余值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测算,选取1978-2006年宏观经济基础数据作为实证样本,对计算过程涉及的经济指标和参数尤其是资本存量进行了详尽的讨论,通过对经济增长三大重要因素的分解分析,证实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突出贡献,从而为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投入结构调整和路径选择提出可供借鉴的方向.     

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度量与分解

本文在分析索洛余值法缺陷的基础上,以新增长理论为理论背景,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将产业结构变动、资本空间集聚、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引入技术进步贡献率的计量模型,使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度量更接近真实的技术进步情况;进而利用新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计量方法重新测算了1987—2003年间中国的技术进步状况,发现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已开始出现稳步增长的趋势。     

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回顾与评析

回顾了包括参数方法与非参数方法在内的各种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方法,并对其优缺点进行了比较和评价,介绍了与此相关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提出了测算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需要注意的问题。     

技术进步对浙江省纺织业产出的贡献

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和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提高以及限制性产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浙江省纺织企业利润不断下降,逼迫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向高附加值、深加工领域转型,不断拓展纺织业发展空间。在浙江省纺织全行业深入产业升级转型的背景下,对浙江省纺织业技术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有利于掌握纺织业发展变化的动态,为今后浙江省纺织业的发展方向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和我国要素收入分配——来自产业层面的证据

现有文献研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往往集中于非技术因素,而从技术视角考察要素收入分配问题将更具普适性和解释力.为此文章从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入手,构建总量和产业两个层面的要素收入分配作用机制模型,发现总量层面要素收入分配同时受产业结构和产业层面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其中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是影响产业层面要素收入分配的两个重要因素,而要素替代弹性则决定了其作用方向.经验结果显示:总量层面要素收入分配变化更多来源于产业间要素收入分配的差异,而产业结构作用则相对微弱;产业层面要素收入分配中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起着主导作用,其在不同产业中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是不同的,而要素禀赋的直接影响有限,其在第一产业中的作用为负向而在第二产业中的作用则为正向.为此政府制定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优化政策时,应更多着眼于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引导和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汽车业技术进步率及技术贡献率的实证研究

基于C-D生产函数,对我国汽车业的技术进步率及技术贡献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991—2008年期间我国汽车业的技术进步率较低,且波动性很大;我国汽车业技术要素对产业发展的贡献率低,也呈现不稳定性。技术进步率和技术贡献率的这种特征可以解释我国汽车产业运行不稳定和效率低下的现状。     

论发挥资本市场在技术进步与产业增长中的作用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愈益推崇技术、知识的进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然而,技术进步仅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货币资本市场的成长与发展为技术进步的潜能发挥提供了机制。基于此,本文认为主导产业中技术含量越高,投资规模越大,风险越高,就越是增强了产业发展对于资本市场的依赖,进而指出由于我国产业发展的特殊性更需要发挥资产市场的作用。     

地方经济发展与企业资本结构选择——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择1994～2004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地方经济发展因素与公司内因素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企业资本结构。本文发现,人均居民消费水平越高,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人均GDP较高的地区,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对资产负债率影响较小,企业资产负债率较高;企业非债务税盾越大,人均GDP对其资产负债率影响越小;城乡储蓄年度余额越高的地区,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随着地区人均GDP的提高,城乡储蓄对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减小;资本形成总额越高、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     

进口结构与技术进步：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针对进口能否产生技术溢出从而促进进口国的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这一问题,首先构造了进口结构指标及技术进步指标,然后对进口结构与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品、中间品的进口均对技术进步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我国进口存在技术溢出,且中间进口品的技术溢出作用较强,但进口结构与技术进步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贸易结构改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良性循环并未形成。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加强对外贸易、充分利用技术传递,将技术创新与技术传递有机结合,用竞争扶持代替关税保护这三项政策建议。     

我国纺织业上市公司信用风险传导机制与应对策略——来自2007年ST公司的新证据

纺织业从业人员居制造业30个细分行业之首,大部分企业在近期的金融危机中损失严重,信用风险凸现.考虑到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被特别处理,是对其陷入信用风险,不能正常履行义务的警示,本文以ST公司为样本,选取同时期、同规模的非ST公司为对照样本,比较分析制造业和纺织业各类财务指标在信用风险传导中的敏感程度及其原因,揭示纺织业上市公司信用风险形成机理的特殊性,提出防范风险的建议.研究发现,"次贷"风险蔓延,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引起公司应收账款周转速度下降,流动资金不足,是纺织业上市公司信用风险形成的外部原因;公司固定资产投入不足,产品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导致盈利率下降、销售受阻,是风险形成的内部原因;而出口退税率上调、信贷紧缩等政策的实施,则是信用风险加剧的政策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