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出口模式与出口产品质量:微观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借鉴Khandelwal et al.（2013）扩展的产品质量异质性模型,构建了一个两国之间产品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并推导企业出口模式选择影响产品质量升级的理论框架,再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系统检验。结果发现：（1）直接出口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间接出口企业,"反事实"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依然稳健。（2）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企业,而且中西部地区的间接出口抑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民营、外资企业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对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均高于国有企业。（3）进一步研究企业出口模式的动态转换效应发现,企业由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并且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通过提升出口固定成本效率而加速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与企业出口韧性

在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借助数字进口贸易增强企业出口韧性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防范风险的现实需要。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匹配数据，以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作为研究背景，实证考察了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出口韧性，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出口多样化效应以及出口结构优化效应是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影响企业出口韧性的中间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出口韧性的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型行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高数字经济发展地区的表现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搭乘数字贸易“顺风车”,增强企业出口韧性，早日迈入贸易强国行列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劳动力成本和人力资本视角,本文分析了我国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并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实证检验了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发现：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会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新生代劳动力供给质量提升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最后,文章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性启示。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出口韧性

危机期间，由于价值链传导中“长鞭效应”的存在，价值链嵌入程度越深的企业将面临越大的出口冲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面临外部冲击时需要通过退出价值链或缩短供应链以降低“长鞭效应”的危机传导呢？企业又该如何降低“长鞭效应”对出口的冲击，提升出口韧性呢？有鉴于此，文章首先建构了一个能够反映外需冲击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出口韧性产生影响的多产品异质性企业模型。接着，通过出口企业风险抵抗能力这一指标的构建来对抵御期及恢复期的不同出口韧性加以区别刻画，并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运用2008—2013年工业企业、海关以及UIBE GVC Index数据库，来对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企业出口韧性的作用方向及机制加以检验。基准结果表明：由于价值链分工下“长鞭效应”的发挥，随着制造企业嵌入价值链的加深，企业的出口韧性会随之降低。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则进一步表明，价值链长度的缩短以及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的提升能够从不同程度显著缓解价值链嵌入加深对企业出口韧性产生的负面影响。此外，内生性检验和企业异质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对于基本结论同样给出了证据支撑。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提质增量”

文章基于多目的国、多产品异质性贸易理论模型，利用2001～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就影响机制而言，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国多样性带动企业出口规模的提升，同时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私企、外企、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国企、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且相对于出口到发达国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和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明显。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

文章在异质性模型基础上，引入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企业出口质量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人才的过度占用将导致其对高技能劳动的"竞争效应"高于生产率"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其匹配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竞争效应"显著高于公共物品"溢出效应"，从而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部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竞争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对与政府人力资本结构更为相似行业的出口质量压抑效应更大；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后，文章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于在位企业的企业内与企业间效应，而非进入与退出效应。     

出口产品质量测度与干中学效应研究

本文使用1995~2009年中国制造业对世界180个国家的出口数据,采用事后反推法算出中国出口的2518种产品的质量指标。我们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在逐年缓慢提升,产品的质量与出口目的国的发展水平正相关。在得到产品质量指标的基础上,对照生产率的出口干中学效应,检验产品出口是否带来质量升级即质量的出口干中学效应。使用非线性回归方法我们发现,先前出口经验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存在质量的出口干中学效应。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手工查找的2005-2010年全国2855个县区最低工资标准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就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2000-2011年总体呈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U"型变化;(2)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研发投入、企业规模、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融资约束则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并且这一结论非常稳健;(3)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存在行业、所有制和地区间的差异,劳动要素密集度越高,抑制作用越大;对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对中部地区的抑制作用大于东部,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     

竞争国汇率与出口产品质量：兼论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影响

本文从理论上识别了多国环境下汇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理，并在国际比较视角下探讨了人民币汇率的贸易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竞争国货币贬值对一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以邻为壑”效应，其程度不低于双边汇率的影响。进口中间品质量和他国竞争者产品质量是竞争国汇率产生影响的两个主要渠道。面对竞争国汇率冲击，差异化产品、高质量产品和垄断产品相对“免疫”。产品质量的调整呈现“棘轮效应”，对竞争国货币升值的反应更大。与其他特别提款权货币相比，人民币贬值对其他国家出口的负面影响处于低位水平。本文研究为企业应对竞争国汇率风险、人民币汇率国际声誉的维护等提供了有益参考。     

反倾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高质量出口

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频发加剧了贸易不确定性。本文试图从反倾销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这一新视角阐述微观企业如何应对不利冲击以实现高质量出口。基于全球反倾销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匹配得到的2000-2008年样本数据,利用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模型,本文对TPU如何影响多产品企业高质量出口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TPU提高,会倒逼企业升级出口产品质量,考虑逆向因果等潜在内生性问题之后,结果依然稳健。②企业内产品转换是TPU倒逼出口企业产品质量升级的主要作用机制。③异质性分析发现,加工贸易、外资企业、资本品行业和高技术行业中,这一倒逼效应更显著。在国际价值链断裂加剧贸易不确定性的新形势下,本文对于深刻理解TPU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间的关联具有重要意义。     

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机理与事实

文章基于Antoniades（2015）模型,将企业创新行为纳入企业产品质量模型,分析贸易成本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微观机理,发现贸易成本上升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同时存在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生产率门槛效应会放大在位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创新抑制效应会削弱企业的创新水平,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采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检验相关结论发现：总体上,贸易成本上升显著的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贸易成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降低作用更大,而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降低幅度较小。中介效应的检验发现：贸易成本的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同时存在,并且创新抑制效应更大,因此总体上,贸易成本会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FDI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的研究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FDI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微观机制,然后利用1999～2007年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稳健地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而且外商投资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强于港澳台投资。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外资进入行业中FDI的存在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研发密度、人均工资等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则恰好相反。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引资行为

文章基于Heckman模型,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283个城市最低工资匹配数据,运用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引资(FDI)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最低工资标准对外资、劳动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FDI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对企业引进港澳台地区资本的影响有限,且最低工资标准的动态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此外,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成本效应抑制了企业的FDI,通过生产率效应促进企业的FDI,但前者作用效果更大。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提升了地区FDI的质量;并通过改善各城市资源配置对FDI规模具有正向影响。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技能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技能结构对中国制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地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是这种影响因出口产品目的地、产品类别和企业所有制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增加高技能劳动力投入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同时,高技能劳动力与高质量进口中间品存在显著的要素投入组合效应,这种效应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存在显著的进口中间品增强效应和技能结构增强效应。     

最低工资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生存分析法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企业和城市层面主要特征变量后,最低工资上涨不仅没有降低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反而提高了其在出口市场的生存概率,该结果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显著。通过对最低工资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可能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本文发现企业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提高企业生产率是导致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呈正向影响的重要渠道。     

人力资本与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考察

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与出口产品质量四种假说,即人力资本要素功能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人力资本规模效应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人力资本市场效应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采用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库进行实证检验,并引入地区虚拟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结论如下:人力资本、固定资产以及企业的从业员工数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具有稳健性;人力资本的规模效应、溢出效应以及市场功能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具有稳健性;东部地区省份形成了人力资本的市场效应,而中西部地区省份可能没有形成人力资本的市场效应,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应该考虑人力资本市场效应是否形成。     

最低工资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价格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各地市最低工资标准在增幅上的外生差异,利用2005-200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微观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价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劳动密集型行业最低工资每提高10%,出口产品价格将上升1.12%。相较于印度,当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16%以后,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将不复存在。(2)东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商品出口价格的影响最大,中部地区其次,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3)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产品,其价格受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影响大于一般贸易出口方式。     

国家质量声誉、国家软实力与企业出口利润

文章在理论模型中证明了当存在产品质量信息摩擦时国家软实力的发展对出口利润的影响。当进口商面临在不同国家的同类产品之间做出购买决策时,特别是这些出口国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国家质量声誉时,国家软实力会起到类似广告促销的作用。实证分析中利用中国2004~2006年企业微观出口样本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在不被施加任何约束的条件下,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发展不但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利润总额,也提升了出口利润增长率。但是,由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速度落后于国家软实力的发展,随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企业的出口利润增长率不升反降;在出口利润增长率陷入恶性循环时,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和发展战略都会面临挑战。因此,提高产品质量是提升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注意力配置与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来自中国加入3G网络的证据

文章基于200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和百度指数数据库,借助2009年中国加入3G网络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注意力配置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1）注意力配置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使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和一系列其他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这一结论依旧稳健。（2）从影响机制看,注意力配置会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效率、降低企业信息搜索成本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3）从企业、行业以及国家异质性看,注意力配置更容易促进一般贸易型、高技术产品行业以及面向发达国家出口企业的出口技术含量提升。文章的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扩大无形市场开放、提高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提供了经验证据。     

低碳经济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低碳经济转型与贸易强国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匹配2007～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低碳经济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在不同产业、不同碳排放强度行业、不同清洁程度产品以及是否为资源型城市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层面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环保投入效应尚未得到验证；产品层面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资源配置优化促进高质量产品升级，抑制低质量产品升级。文章的结论从贸易高质量发展维度验证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为未来实现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