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防支出的就业效应分析

本文研究了1978-2007年间中国国防支出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国防支出与就业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2）长期来看,国防支出与就业水平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3）不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中国的国防支出对就业水平都没有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国防支出的增加主要用于引进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以及提高军人福利待遇上,从而对就业的影响很小。因此,我国国防支出应适当向军事领域的人力资本投入和军事科研经费投入上倾斜,这样可以加速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本土化进程,进而加快军用技术的民用化,减少国防支出的＂挤出＂效应,从而实现国防开支与就业的良性循环。     

中国财政政策冲击的识别与效应——符号约束方法下的SVAR分析

文章基于国内对财政政策冲击效应识别不充分的事实,在其所建构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系统中,对国内外财政政策冲击的识别逐一进行了讨论,然后采用符号约束的识别方法,利用中国1997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4季度的统计数据对中国财政政策的冲击效应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对中国经济周期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中,名义货币供给和利率等名义变量与产出、消费等真实经济变量的关联度较弱;而财政政策冲击对名义变量的效应都不显著;政府支出对实际产出的冲击在短期内不显著,但在长期内存在负效应,原因是扩张政府支出会引起增加政府收入的适应性超调,进一步产生紧缩效应;在短期内政府支出对实际投资具有“挤出效应”;政府支出与信贷余额同方向变化,这表明中国政府支出主要依赖信贷融资的事实与困境.     

财政支出政策的减贫效应:相对贫困治理视角

为了厘清财政支出政策的减贫效应和作用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支出工具治理相对贫困的积极作用,本文首先运用PSM方法验证了政府转移性支出扶贫效应和投资性支出的增收效应;其次,构建包含两类家庭的异质性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揭示财政支出政策治理非李嘉图家庭相对贫困的经济机理;最后,构造"相对贫困指数"以评估财政支出工具治理相对贫困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积极的政府转移性(扶贫)支出政策具有迅速治理相对贫困的功效,但是对非李嘉图家庭工资收入存在"挤出"效应;虽然积极的政府投资性支出政策挤出私人投资,但能有效提升非李嘉图家庭就业和劳动收入,具有良好的相对贫困治理效应;积极的政府消费性支出政策会刺激短期需求、促进就业、拉动总产出增长,从而增加非李嘉图家庭收入、减少相对贫困,但是,长期而言会挤出居民消费,并且政策效应的持续性和有效性不及投资性支出.因此,"精准导向"的积极财政支出政策能够提升相对贫困的治理效果.     

六项主要财政支出的就业效应分析——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岭回归估计

文章采用面板固定效应的岭回归模型克服了各项财政支出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而在同一个计量模型中估计出了六项主要财政支出的就业效应,主要发现如下结论:第一,对于全国就业而言,文化支出、农业支出和社保支出对全国总体就业的促进作用最强,固定资产投资支出、社保支出和文化支出对全国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最强;第二,从东、中、西地区的就业来看,教育支出对东部地区总体就业和城镇就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对中部地区总体就业和城镇就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农业支出对西部地区的总体就业和城镇就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政府应该有针对性地施行财政政策。     

政府支出规模扩张机制研究——基于动态空间面板Durbin模型

本文运用动态空间面板Durbin模型对影响地方政府规模扩张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增量预算机制的存在使支出规模呈膨胀趋势。短期内,财政分权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为负,总体上仍显著推动了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长期来看,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不显著为正,长期影响甚微。瓦格纳法则在该时期不成立,短期人均GDP的提高导致政府支出规模缩小,长期而言,它对政府支出规模没有实质影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政府支出规模当期效应显著为正,但短期或长期累积效应都不显著。城镇化、人口等需求因素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不显著。     

《资本论》中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理论阐释

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既有可能产生挤出效应,也有可能带来创造效应;在生产使用价值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有可能引起单个企业或部门就业量的相对甚至绝对减少,但从全社会来说,则取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创造效应与挤出效应的比较;在生产的使用价值总量增长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对就业绝对量的影响取决于使用价值量的增加所引起的就业增加量、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创造效应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挤出效应的比较。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和当今中国的具体实际,我们在认识、行动和政策上必须坚持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前提下妥善解决就业问题的基本取向。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及其增长效应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在改革以来的时序变化特征与工业化国家明显不同。本文基于协整分析方法,对中国公共支出相关变量的长期增长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共支出的GDP占比呈反向变动关系,这显示中国公共支出政策的适应性性质;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增加会提高GDP增长率,而文教费和维持性支出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有着负的双向因果关系,这体现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特征。研究结果还显示,地方政府支出比重提高,经济增长率会上升,这说明通过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可以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从而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财政支出类型、人力资本积累与积极财政政策效力

基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等民生支出的经济事实,构建了包括财政支出结构和人力资本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考察不同类型财政支出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消费性政府支出在短期对居民消费和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政策效力不具持续性;投资性政府支出对私人支出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且其政策效力取决于公共资本的生产性对企业生产率的边际影响;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在中长期不仅不会挤出私人支出,而且有利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因此,应当将减少消费性政府支出、转变投资性政府支出的思路和方向、增加人力资本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调整的方向,以此推动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机器人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与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

通过构建模拟机器人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及社会福利动态影响的均衡模型,分析发现:短期内,机器人技术进步对低技能劳动者的薪酬和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对高技能劳动者和科学家群体的薪酬与就业产生正面影响,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长期来看,机器人技术进步对所有劳动者的收益与福利都将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机器人技术进步会促进劳动者就业结构的转移,由低技能向高技能转移,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为了实现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同步,需要政府进行适时干预,将技术进步的资本收益在不同劳动者群体中再分配以稳定就业与经济增长.为实现智能制造与就业稳定,政府应该稳步推进“机器换人”计划,不可一蹴而就.     

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率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基于三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框架下,将政府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支付引入家庭部门,将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引入生产部门,并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分析政府消费性支出、转移支付、投资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消费率的影响与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增加政府消费性支出在长期内不仅挤出居民消费,而且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2)增加政府转移支付能够有效刺激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并且在长期内促进居民消费率提高。(3)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在长期内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在一段时期内会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4)增加政府服务性支出能有效挤入居民消费,并在长期内促进居民消费率提高。     

后危机时代中国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分析——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很多国家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危机,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问题再次引发关注。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BGG)的DSGE模型,选取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采用Bayes技术估计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来分析中国财政政策的动态经济效应。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入效应;税收增加对总产量和消费产生负效应,对投资产生正效应;政府支出的效应大于减税的效应。研究结果充分肯定了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的有效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继续实施。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就业效应分析

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是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本文运用CES生产函数说明了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理论联系.通过运用VAR方法和1978-2006年间的数据,检验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就业效应.经验研究显示,技术进步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就业效应的重要因素.从短期来看,劳动生产率的就业效应是负的,但从长期来看.劳动生产率的就业效应是正的.这说明,中国选择了一种适于就业增长的技术进步方式.中国应坚持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的协调增长,采用适合于中国现实经济的技术,并选择适当的技术进步速度.     

能源使用效率、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基于包含碳排放的DSGE模型数值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包含能源使用效率的三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环保技术、能源价格以及政府治污支出等措施对宏观经济的动态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环保技术、能源价格及政府治污支出虽对经济有轻微负效应,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能源消费、降低碳排放量,进而长期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生产技术虽能使经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但同时会恶化环境质量;能源使用效率提高能够提高环保技术、能源价格及政府治污支出对生态环境的改善效果,但同时也增强了其对经济的负效应。     

中国区域经济分化与空间动能解析

1949—2019年,中国各省份经济总量不平等程度先下降后上升,在近十年的短周期内也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而人均实际GDP不平等程度则处于水平波动的状态,近年来呈现σ趋同态势,并在2019年出现β趋同的新迹象。创新能力较弱、政府债务率偏高和劳动人口占比偏低是当前落后地区增长动能匮乏的重要原因。研发支出、资本存量和就业规模是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1999—2019年省级层面GDP差异的889%和人均GDP差异的591%,其中研发支出与就业规模是地区GDP总量分化的主因,研发支出与资本存量是地区人均GDP分化的主因。空间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存在,但研发支出、资本存量和就业规模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区别,仅周边研发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一定差异。     

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1978—2008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方法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技术变化与技术效率,并使用ARDL模型实证分析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效率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对就业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在短期中,技术变化当期对就业没有显著影响;而滞后期技术变化的改善也会对就业人数的增加产生抑制效应,同时,在长期中,技术变化对就业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可以带动就业量的增加。     

公共支出结构与环境质量:中国的经验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将公共支出结构对环境质量的综合效应分解为六个部分:技术效应、消费者偏好效应、经济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预算效应和收入管制效应。理论分析发现,如果技术效应、消费者偏好效应收入和管制效应占主导地位,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将改善地区环境质量。进一步基于地市一级的经验数据,文章检验了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显著减少了污染排放、改善了环境质量,并且该影响效应具有持续性。一个具体传导机制是:在技术、消费偏好和收入管制效应压力下,企业、政府和社会增加污染治理资金投入,污染治理力度的增强提高了环境质量。为了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政府的支出重点应该转向教育、科技等社会性服务领域,实现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目标。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吗

本文利用我国城乡居民1978—2009年的人均消费、政府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数据,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在短期内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在长期则具有挤出效应,决定居民消费水平最重要的因素是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农村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的敏感性较城镇居民低,其消费较城镇居民更加依赖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最后本文对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和政策含义进行了分析。     

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在界定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支出的概念与内涵基础上,采用理论演绎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新型城镇化各类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发现,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住房、基础设施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拉动效应、间接拉动与推动效应;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外部性效应,住房与基础设施支出具有负外部性效应。因此,优化公共服务支出结构,探索宏观调控政策的供给侧改革与创新,深化财政与社会资本合作对于实现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政府R＆D投入对就业的效应研究

本文在对政府R＆D投入与就业关系进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运用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政府R＆D投入与就业规模的协整检验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发现：中国R＆D资本额与就业规模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显示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机制对扩大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应注重政府R＆D投入对就业的长期效应，将其纳入中长期就业规划。     

中国政府民生服务及其减贫效应分析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不断加大社会性公共服务、民生领域的资金投入,政府提供民生服务的减贫效应如何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命题.本研究基于公共支出的视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生服务供给情况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民生服务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民生服务支出规模的增加并没有带来预期的中国贫困程度的降低;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的政策的减贫效应没有显现;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增长对中国减贫事业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的同时,贫困人口在减少,但社会保障支出的减贫作用尚无法做出肯定判断.在此基础上分析并给出了增强民生服务减贫效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