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核算及网络特征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对2000—2014年中国的增加值贸易进行核算，并分析全球增加值贸易的网络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从出口目的地来看，中国向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增加值出口较大；（2）从行业来看，中国的纺织业、除汽车和摩托车之外的其他产品批发业、采矿业等行业的增加值出口较大；（3）根据网络密度的计算结果，世界范围的各国（地区）贸易联系程度在增强；（4）中国的相对点度数和点强度有上升的趋势，而日本和美国有下降的趋势，说明中国在世界增加值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在提升，不过美国仍在世界增加值贸易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5）核心边缘分析结果表明核心国家（地区）的数目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边缘国家（地区）数目则先减少后增加。其中，中国的核心度一直在增加，日本和美国的核心度呈现下降的趋势。因此，为了扩大增加值贸易，增强国际贸易的话语权，中国政府有必要采取调整进出口税率等政策，并重视与美国等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以实现双赢的结果。     

国际粮食贸易网络鲁棒性分析

目前国际新冠疫情形式严峻,各国对粮食供给的安全性关注度较高,为了解国际粮食贸易的基本特征,研究国际粮食贸易是否安全稳定,文章采用复杂网络理论研究国际粮食贸易网络的网络特征并分析其鲁棒性。首先,利用联合国统计司发布的2019年粮食贸易数据构建了全球粮食贸易网络,通过计算网络特征参数分析国际粮食贸易的特性;然后,评价贸易网络中的重要节点,选择鲁棒性分析指标;最后,计算不同攻击方式下的鲁棒性指标,分析不同攻击下的粮食贸易网络鲁棒性。结果表明:粮食贸易网络的节点在面对随机攻击时拥有较好的鲁棒性,在目标攻击下表现出脆弱性。通过研究,可以为国际粮食贸易参与国粮食供给安全提供参考。     

中国双边贸易流量影响因素探究

以中国与20个最大贸易伙伴在2005—2011年的双边贸易流量数据为分析依据,建立引力模型,试图寻找影响中国与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的因素。研究表明：空间距离、GDP、是否为APEC成员、汇率以及人均国民收入对双边贸易存在显著关联关系,这也是影响当前中国对外双边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中国在以后的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要加强与APEC成员的经贸往来,特别是深化和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或多边经贸关系。     

全球生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及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本文作者采用分析各主体间"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全球生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分析结果显示:国家间的生产服务贸易联系日趋紧密且存在延续性;各国的贸易网络特征呈偏态分布。实证结果表明:社会网络的中心性、联系强度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指数具有正面作用;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负面影响,对位置指数为正面影响。     

贸易网络地位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1-2014年86个主要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全球贸易网络，并从网络中心性、网络联系强度、网络异质性三个维度分析个体国家的网络特征与地位，以及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的贸易网络地位提高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由条件分布的低端向高端攀升，贸易网络地位提高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呈现弱化趋势；贸易自由化水平提升能够强化一国贸易网络中心性及异质性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但削弱了贸易网络联系强度的正向效应。研究结果对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如何应对贸易技术壁垒

一、什么是贸易技术壁垒 贸易技术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简称TBT),又称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通过强制性或非强制性地确定商品某些特征的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及相关的认证、审批和试验程序对国际贸易形成不合理的障碍,从而实现本国的贸易保护.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技术壁垒协议(WTO/TBT协议)将其定义为"各国或地区对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以及标签标志制度等技术要求的制定或实施不当,而可能给国际贸易造成的不必要的障碍".     

中国进口贸易关系的生存率及持续时间研究——基于整体、产品和来源国层面的长期动态考察

采用UN Comtrade数据库1992—2016年中国进口贸易数据,运用生存分析方法分别从整体、进口产品特征（技术复杂度和要素禀赋）、进口来源国特征（收入水平和地域分布）层面考察中国进口贸易关系的生存状态,结果表明：中国进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普遍较短且多段化特征明显,生存率与持续时间负相关且存在“门槛效应”;中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关系的生存率较高、持续时间较长,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贸易关系的数量、持续时间及生存率均明显高于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贸易关系的数量、持续时间及生存率均与进口来源国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从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贸易关系较稳定、持续时间较长;稳定的宏观环境和健全的贸易机制有利于进口贸易关系向好,中国应对贸易风险和调控经济的能力日益增强。应进一步优化中国进口贸易关系的地域分布和产品结构,减小对高技术产品及部分国家的进口依赖程度。     

发展国际贸易融资应战外资银行

一、中资银行发展国际贸易融资势在必行 国际贸易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它是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从事的交易,其特点是,交易量通常较大,贸易周期较长,涉及的环节众多且复杂,加上国家之间的管制、币种、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国际贸易成为一种对买卖双方来说难度大,且充满风险的活动.因此,作为银行,必须提供:(1)完善、多样化的结算手段,达到承担和化解买卖双方贸易风险的目的;(2)为贸易双方提供资金融通,包括结算与融资服务,如各种类型的信用证、托收、出口融资、进口融资等等.     

中国和南亚四国货物贸易关系网络分析——基于进出口、贸易竞争和贸易互补三个维度

2005—2016年,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货物贸易规模大幅增长,南亚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结构变动不大且多为技术、资本密集型加工产品,进口产品结构变化较大且趋于多元化和合理化;中国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巴基斯坦三国的贸易竞争性较弱、互补性较强,与印度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都比较显著;中国和南亚四国贸易关系网络密度趋于上升,进出口关系和贸易互补关系趋于向少数国家集中,贸易竞争关系趋于分散。总体上,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互补性大于贸易竞争性,各国贸易合作潜力较大。但2012—2016年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货物贸易处于增长停滞状态。应优化贸易产品结构,拓宽贸易领域,增强产业互动,创造贸易条件,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货物贸易持续高质量发展。     

中国对FTA伙伴出口的实证研究

中国已经同东盟、智利等多个国家和组织建立自由贸易区。文章研究了中国对自由贸易伙伴的出口地理方向,并进行了贸易结合度指数和贸易引力模型分析。发现随着与FTA伙伴的贸易关系日益密切,出口市场多元化的趋势正在形成;贸易结合度指数分析显示中国对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缅甸等FTA伙伴的出口高于预期水平;FTA有利于中国扩大对FTA伙伴的出口。     

网络节点特征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基于节点枢纽性与节点聚集度视角

随着城市间创新联系的持续增强,城市创新网络的优化与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日益凸现。部分研究考察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城市创新网络特征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城市的网络节点特征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尤其缺乏相应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在城市创新网络中各个城市即网络中的节点,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的聚集产生规模效应,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间流动则带来溢出效应,两者都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反映节点在网络联系中重要性的节点枢纽性和反映网络中不同节点聚集成团程度的节点聚集度提高,均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节点枢纽性的提高对城市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因而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节点聚集度的提高为城市金融发展带来更多的需求和机会,因而可以通过增加创新投融资规模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联系较便利,节点枢纽性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创新聚集的效率相对较高,节点聚集度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以2010—2018年中国279个城市为样本,通过引力模型构建城市创新网络,进而测度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分析发现：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在节点枢纽性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城市金融机构存款水平在节点聚集度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遮掩效应;节点枢纽性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而节点聚集度的促进效应依次增强。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网络节点特征角度拓展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二是从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层面深化网络节点特征影响创新效率的机制研究,三是为通过改善网络节点特征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本文揭示了城市创新网络进化（节点枢纽性与节点聚集度提高）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有利于在新发展阶段通过优化城市网络发展格局进一步促进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     

国际技术贸易有关问题研究

经济的国际化与全球化使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国际科学技术交流转让势必广泛开展,促使国际技术贸易迅速发展,并成为当今国际贸易活动的显著特征之一。国际技术贸易交易的对象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有严格遵循绝对利益原则及单向流动的特点;在国际技术贸易中,技术供给厂商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供给厂商往往占据支配地位,需求方往往处于从属地位;技术供给国具有技术优势,技术的需求国一般具有市场优势,两者互相施加影响,达到均衡,实现技术和市场的优化配置。     

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利用修正的F-W模型分析互联网推动出口增长的作用,并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就1999~2014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44个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在降低国际贸易固定成本的同时,也会降低贸易的变动成本;互联网发展差距的缩小、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克服贸易基础设施落后、市场间地理距离远等传统对外贸易障碍;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出口贸易的发展存在一定制约。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缩小其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差距,是提高中国与有关伙伴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推进夯实"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互利共赢的重要途径。     

我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与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GDP、DIST、GDPP、DGDP、FDI，即我国与另一国家的产业内贸易状况取决于我国贸易伙伴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贸易伙伴国的距离、贸易伙伴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差异及贸易伙伴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额。产业内贸易额与伙伴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贸易伙伴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贸易伙伴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额成正比，和与贸易伙伴国的距离、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差异成反比。     

引力模型在中国的贸易伙伴分析中的应用

引力模型是国际贸易实证研究中新兴的研究模型,并且一直是研究的热门话题。根据引力模型的思路,本文先介绍了引力模型的理论来源及发展状况,继而对中国与其贸易伙伴2011年的贸易情况进行测算与分析。引入国内生产总值、地理距离、人口数、国家发达程度四个变量,确定了国内生产总值对于贸易额的正相关,以及地理距离对于贸易额的负相关。最后针对结果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以保证我国贸易的全面、持续、健康的发展。     

贸易增长、贸易收益与要素贡献——兼议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贸易增长并不等于贸易收益,本国贸易增加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贸易收益的真实体现。随着我国贸易规模的不断膨胀,贸易增长与贸易收益的差异逐渐扩大。贸易发展中的要素贡献是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标志。通过中国工业部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我国贸易规模增加及贸易收益提升的背后,更多依靠的是低技能劳动及资源要素的贡献,高级要素贡献相对不足,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亟须进一步推进。     

国际知识型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前景及我国对策分析

知识型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和其在国际贸易和各国经济中所占比重的迅速提升,是当代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和趋势。本文对国际知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特点和趋势进行了探讨,对中国和世界主要服务贸易国家的知识型服务贸易总量,分部门和显性比较优势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分析世界知识型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并就加快我国知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

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模式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引擎。运用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表明：在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贸易的8个主要市场中,美国和韩国属于潜力再造型市场,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东盟和巴西属于潜力开拓型市场,中国对新兴市场的跨境电商出口潜力大于成熟市场;同传统国际贸易一样,进口地的市场规模、贸易开放程度及其到中国旅游人数与跨境电商出口贸易规模正相关,贸易双方间的贸易距离与跨境电商出口贸易规模负相关;贸易双方间的消费差距与跨境电商出口贸易规模负相关,表明当前跨境电商出口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应优选贸易伙伴,积极开拓新兴市场;从硬件上改善市场的通达性,从软件上提高市场的同一性;创新跨境电商贸易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强化个性化、多样化生产,促进中国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发展。     

国际贸易理论对萨伊定律的运用与突破

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以李嘉图为代,表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此定律加以运用;其后的新贸易理论分别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对贸易成因加以分析;而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从供求相统一的角度对新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萨伊定律并没有贯穿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始终,究其原因在于经济理论的发展最终决定于经济实践的发展.     

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看中国与东盟、美国的不平衡贸易

跨国公司FDI在全球的生产布局极大地促进了国际产品内分工的发展,这可由日益增长的中间产品贸易体现出来.本文在对中国、东盟国家、美国近年来对世界贸易和双边贸易结构析的基础上,确定中国、东盟国家以及美国在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发现在生产网络中从事加工装配的中国和从事零部件生产的东盟国家,虽在价值链中的所处位置没有明显提升,但在不断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同时,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与处在价值链高端主要从事设计与研发环节的美国技术差距在不断缩小.对中国、东盟、美国三方广义商品贸易组成的分析发现,不同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在生产网络中的产品内分工关系是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如果这种分工格局不改变,中国贸易不平衡在一段时期内还会持续升级,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贸易摩擦.文章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深入分析这种贸易局面对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深远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