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1998～200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制造业内部生产结构调整角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外资进入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多种稳健性检验以及克服了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仍然成立。文章进一步以城市间、产业间和企业间三种资源配置形态为影响机制,分析外资进入作用于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发现外资进入主要通过城市内产业间和企业间资源的再配置效应促进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其中前者具体表现为生产资源从中低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转移,后者表现为持续生产企业间和企业进入退出间生产资源再配置。外资进入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来自非港澳台地区和以独资方式的外资进入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外资进入对内陆城市和高行政等级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空间效应视角下的财政分权与中国雾霾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首先使用2004-2013年中国省域PM2.5数据,检验雾霾空间效应的存在性;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财政分权影响雾霾治理的理论框架;通过建立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雾霾治理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雾霾污染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在地域分布上表现出高-高、低-低相邻的空间特征;财政分权通过制度化的激励,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的治霾偏好,并且随着财政分权度的提高,地方政府雾霾治理的动力由强转弱,表现出财政分权与雾霾污染浓度间的U型关系;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财政分权对雾霾治理的影响不同,表现出地区间的异质性。基于此,提出中国雾霾治理的相关对策建议,即优化并适度提高财政分权度,将环境指标全面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     

地方政府举债何以影响城市创新

本文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我国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举债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并且随着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动态发展特征。此外,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时空异质性特征,2006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逐年增强;东部地区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弱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并无直接作用,而是通过改善城市投资环境、促进城市投资集聚以及提高政府科技支出比重、强化政府创新职能两种机制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地方政府举债的投资集聚效应是其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此外,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随着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治理:空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

文章在对国内外与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相关的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ArcGIS软件将NASA提供的2003-2016年全球遥感地图年均PM_2.5浓度栅格数据值解析为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具体的数值，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与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数据模型（SDDPDM）对中国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之间是否存在EKC曲线以及引致雾霾污染空间溢出的因素进行了经验识别。结果发现，中国（整体）、东部地区及中西部地区均存在雾霾污染EKC曲线（中西部地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处于雾霾污染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的EKC曲线第一阶段（拐点为第二阶段）。这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离雾霾污染EKC曲线拐点的距离有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离雾霾污染EKC曲线拐点越近，该区域雾霾污染EKC曲线越显著；反之，则越不显著。中国（整体）、东部地区及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离各自雾霾污染EKC曲线拐点的距离分别为中等、较近及较远，故，在上述三种情况下，雾霾污染EKC曲线的显著性会出现差异。交通运输对中国雾霾污染治理起到了消极作用；科技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及教育水平对雾霾污染治理均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FDI对中国雾霾污染治理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东部地区FDI则相反。     

上游开放政策会影响下游FDI溢出效应吗？——基于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视角

推动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溢出作用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基于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的全新视角，利用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探究了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政策对下游制造业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可能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上游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显著促进了下游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使用不同时期样本以及采用不同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成立。(2)服务业开放与下游FDI溢出效应的关系受到异质性影响，服务业开放对下游FDI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具有较低吸收能力和较高吸收意愿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相比生活型和公共型服务业开放，生产型服务业开放更能促进下游制造业FDI技术溢出。(3)机制检验发现，服务业开放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要素和中间品要素供给以及提升地区产业集聚和企业分工水平等渠道对下游FDI溢出效应产生积极影响。(4)进一步以服务业金融开放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表明，扩大上游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高下游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水平。文章的研究对于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理解...     

升值背景下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动态时变效应研究

本文运用Pesaran边限协整检验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升值背景下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时变效应。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在样本期内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人民币升值和经济增长均对FDI的流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与FDI的流入对人民币汇率的反馈机制并不存在,FDI流入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明显,表现出强烈的以"投机套利"为主要目的的"本土特征"模式。且同期的向量误差修正分析同样表明,人民币汇率和经济增长能够有效促进FDI流入,而经济增长和FDI流入对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反馈机制依然不存在。这意味着政府当局在保持经济适度规模增长的同时,尤其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制定适当的政策保持汇率稳定,以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而导致外资迅速流入进行投机套利活动。     

横向税收竞争、官员更替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41个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税收总量和税制结构双重视角，构建面板Tobit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横向税收竞争、官员更替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从税收总量来看，横向税收竞争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税制结构来看，增值税竞争和企业所得税竞争均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调节效应检验显示，官员更替能够显著增强横向税收竞争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而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扩大弱化了横向税收竞争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如何发挥产业转移的雾霾治理效应?——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为探究如何借助产业转移实现雾霾污染的有效治理,文章以长三角地区内各城市 PM2.5 日均浓度为样本,在运用 Hsiao 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揭示了区域内城市间雾霾污染溢出效 应具体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了怎样的产业转移才能实现雾霾治理的效果。实证结果表明:(1)区 域内各城市雾霾污染的溢出效应是普遍存在的;(2)各城市雾霾溢出效应的强弱与其地理位置有 关;(3)污染程度较高的城市并不一定呈现出更强的溢出效应。故结合产业现状来看,现行的产 业转移并不能有效缓解长三角地区的雾霾污染问题,必须结合雾霾污染及溢出特征调整产业转移 政策、优化产业转移方向,实施区域协同治理、集中化高效治理。     

外资自由化与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基于中间品市场的新发现

本文基于上游中间品市场的动态变化视角在理论上分析了外资自由化对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并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使用多期倍差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本文证实，外资自由化政策引致的外资流入将在短期内引起中间品市场竞争效应和长期中间品供给扩张效应：中间品市场竞争效应使得一部分本土企业原先的本地采购被挤出，进而转向进口市场，导致其出口DVAR下降；长期来看，外资流入产生的中间品需求刺激上游行业产能扩张和中间品价格下降，促使本土企业采取进口替代，进而抵消其对出口DVAR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外资对本土企业出口DVAR的动态效应，反映了外资流入冲击国内中间品市场、进而撬动上游行业扩张的动态进程，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种现实体现。     

城市创新行为改善生态效率了吗？——基于空间关联与溢出视角的考察

文章在理论层面探讨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基于城市空间关联与溢出视角，采用我国2007-2016年260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多维度的城市异质性。进一步地，文章还通过对不同距离阈值上的创新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估计，测算了创新空间溢出的距离边界，检验了创新空间溢出驱动城市绿色发展的最佳地理距离区间，从而为增强区域创新合作以提升区域整体绿色发展水平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量化依据。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创新具有的增长效应、资源与环境效应、结构优化效应是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改善的重要途径，且产出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驱动效应强于投入端创新；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市异质性，依赖于城市区位、所在城市群、环境政策、资源禀赋、创新能力和市场化水平；城市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空间溢出随距离变化呈衰退趋势，350公里以内为创新活动的密集溢出区；生态效率也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越发达且联系越紧密、要素流动越自由、创新对生态效率驱动效应越强的地区，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也越强。因此政府应完善创新激励政策、为创新外溢创造良好条件、注重引导创新的方向，并根据区域及城市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策略。     

低碳经济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低碳经济转型与贸易强国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匹配2007～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低碳经济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在不同产业、不同碳排放强度行业、不同清洁程度产品以及是否为资源型城市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层面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环保投入效应尚未得到验证；产品层面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资源配置优化促进高质量产品升级，抑制低质量产品升级。文章的结论从贸易高质量发展维度验证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为未来实现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     

市场化、增长目标约束与城市环境污染

文章以我国25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和Tobit模型分析市场化、增长目标约束与城市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市场化显著抑制城市环境污染，增长目标约束会加剧城市环境污染进而侵蚀城市环境，市场化与增长目标约束两者交互项对城市环境污染起抑制作用，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市场化通过促进创新水平提升而抑制环境污染，增长目标约束通过抑制产业结构升级而加剧环境污染；进一步分析显示，市场化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增长目标约束的门限效应，增长目标约束强度越高，市场化加剧城市环境污染的作用越强。研究结论对转变政府发展理念，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吸引外资的浪潮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中国吸引外资的浪潮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忧虑:中国吸引外资的浪潮是否会导致流入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逐渐减少。本文在假定外资的供应是在有弹性的前提下,利用对外投资区位决定因素的模型,运用固定效应分析方法来检验中国吸引外资与东南亚吸引外资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在1986年至2001年间,中国吸引外资的增长实际上提高了邻国经济吸引外资的能力, 而不是排挤了邻国外资的流入。这很可能是因为各国并没有在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竞争,唯一具有竞争性的部分很可能是出口加工。由于中国在电子产品方面恰恰与其他国家互补,因而与其他国家正在形成区域生产一体化体系。中国在其他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中可能出现吸引外资的替补效应,但是这种效应还不足以影响到结果。     

外资进入、外资并购与企业的研发创新——基于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变权估计模型与倍差法系统评估了外资进入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微观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外资进入会促使非研发企业1进行产品创新并增加已研发企业的创新产出与研发投入,并且以并购方式进入的外资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文章还研究了外资进入的研发创新效应在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地区各有差异,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强化外资进入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招商引资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近年来外资进入规模不断增加,而研究却发现外资进入强度存在适度区间,因此政府需要动态地将外资控制在适度区间,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外资进入对创新的激励作用。     

国家审计治理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进一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国家审计治理是国家八大治理体系之一，会通过改进政府行政影响市场环境，进而影响到资源配置效率。理论分析表明：国家审计治理主要通过成本附加效应和竞争强化效应两个关键作用机制，对推动资源优化配置产生积极作用，但其作用力会因地区法律制度环境和制度成本差异等而表现出异质性。基于企业层面的微观计量检验结果证实了理论假说的正确性。此外，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国家审计治理与社会审计监督，在推动资源优化配置中具有一定的协同效应。文章研究不仅从国家审计治理的特定维度，为深刻理解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理论阐释和科学证据，而且具有重要政策含义：更好发挥国家审计治理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不仅需要进一步强化国家审计治理自身，还需要在优化地区法律制度环境、破除地方保护,以及加强与社会审计监督协同作用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基于公共经济学视角探析雾霾治理困境——以成都市为例

当下中国,雾霾弥漫在多个城市和地区,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不仅受到环境资源承载力的制约,也成遭受着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压力。日益加剧的雾霾问题引发了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因此,文章将基于成都市雾霾形成的自然因素,运用公共物品属性,市场失灵,偏好缺陷等理论分析雾霾产生的经济原因,并结合集体行动困境模型分析雾霾治理的重难点,借此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浅析雾霾治理困境。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引资行为

文章基于Heckman模型,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283个城市最低工资匹配数据,运用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引资(FDI)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最低工资标准对外资、劳动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FDI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对企业引进港澳台地区资本的影响有限,且最低工资标准的动态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此外,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成本效应抑制了企业的FDI,通过生产率效应促进企业的FDI,但前者作用效果更大。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提升了地区FDI的质量;并通过改善各城市资源配置对FDI规模具有正向影响。     

国家高新区能否提升城市创新水平?

文章基于2003年至2016年我国21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并且高新区设立带动的城市投资集聚是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空间双重差分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并非源于其对周边城市创新资源的掠夺，相反高新区设立对周边城市和省内城市均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提升了本省城市和周边外省城市创新水平。此外，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在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能够显著提升一般地级市创新水平；随着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高新区建设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直至不再显著的非对称"倒V型"变化特征。但是研究也发现，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区位异质性并不显著，高新区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挤出还是挤入?

文章基于行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海外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海外投资对于国内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但是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对这种挤出效应具有显著的弱化效应;分行业来看,海外投资对资源型行业和部分服务业的国内投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制造业和战略性资产行业呈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分不同所有制类型看,海外投资对于内资投资和非政府主导行业的投资具有显著抑制效应,但是对政府主导的投资呈现出一定的加速效应。因此,要审慎认识和把握中国企业"走出去"对经济增长的复杂影响,弱化对"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依赖,同时也要重点关注和扶持受海外投资冲击较大的行业。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

文章在异质性模型基础上，引入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企业出口质量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人才的过度占用将导致其对高技能劳动的"竞争效应"高于生产率"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其匹配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竞争效应"显著高于公共物品"溢出效应"，从而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部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竞争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对与政府人力资本结构更为相似行业的出口质量压抑效应更大；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后，文章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于在位企业的企业内与企业间效应，而非进入与退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