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账户开放下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研究

文章在含有抵押约束的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探讨了短期资金流动对中国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冲击的表现形式,并据此检验不同政策组合的有效性。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加深将会引发短期跨境资金流动规模的提升,并导致资产价格、债务规模、通胀和产出波动加剧,表现出较强的顺周期特征;基于外资总债务占比和总产出占比的动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均能起到缓解经济波动的效果,政策效果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强呈现出递增趋势。当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低时,最优政策组合是以产出和通胀为最终目标的传统泰勒规则;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升,缓解由此产生的经济金融波动的最优政策应当是传统泰勒规则与基于外资在总产出中占比的动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并且其监管效果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与金融稳定

文章研究了在开放经济下,宏观审慎政策如何降低由跨境资本流动引发投资过热导致的金融失衡、社会福利损失,并着重分析了在不同违约概率条件下,如何从跨境资本流动渠道运用审慎工具抑制系统性风险的顺周期累积,而后通过一个四变量M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中国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以及金融杠杆的区制效应。结果表明,实施对国内金融部门与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具有明显的区制特征。在常规时期,应当以针对国内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监管为主;而在危机爆发时期,应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同时放宽对国内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管理。     

“双支柱”政策框架、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银行的微观面板数据,对“双支柱”政策框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以及跨境资本流动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加剧银行系统性风险,搭配使用宽松性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削弱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且该政策效果在国有银行和处于经济下行期的银行更好。跨境资本流动对“双支柱”政策效果具有非对称性影响。跨境资本直接投资规模增大会削弱宽松性宏观审慎政策对扩张性货币政策风险效应的治理效果,但跨境资本证券投资及其他金融投资对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同调控效果的影响不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宽松性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抑制银行信贷扩张及提高银行非利息收入渠道来削弱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且这种协同调控作用主要通过资本型和贷款型宏观审慎政策实现。该成果对科学设计“双支柱”政策框架和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并以此防范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短期跨境资本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动态影响及对策研究北大核心

在全球"负利率"背景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性不断下降,跨境资本大规模、聚集性流入流出已成为常态,容易造成国内金融市场结构失衡,致使输入性风险跨市场传染。文章构建TVP-VAR模型,就2008年以来中国短期跨境资本对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资产价格的动态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短期跨境资本对汇率、股价和债券收益率的动态影响有明显的时变特征,且受到监管新政及国际重大事件的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在不同时期存在对短期跨境资本的"虹吸"和"互替"效应。最后文章提出审慎有序开放金融市场、完善跨境资本"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加强短期跨境资本的国际监管合作等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基于商业银行跨境融资与企业外币借贷视角北大核心

在日益动荡的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离不开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双支柱调控框架理论在资本流动领域存在进一步应用的空间。文章通过构建以商业银行跨境融资及向企业进行外币贷款为特征的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论证了中国在面对跨境融资风险冲击时以存款准备金利率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及其动态调整规则的有效性,并进一步论证了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主要结论为:其一,商业银行跨境外币融资会增加国内企业外币贷款甚至本币贷款的风险且会在一定程度造成上本国产出和物价的波动。其二,正常性、奖励性、约束性三类不同强度的存款准备金利率有利于商业银行和国内企业应对跨境融资风险冲击,但不利于宏观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且存在向家庭部门外国债券投资传导不畅的弊端。其三,正常性、奖励性、约束性三类存款准备金利率与货币政策组合的协调效应集中体现在提升经济的产出水平和降低物价方面,且对于调节国内企业的本币贷款成本具有积极意义。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说明了货币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关注跨境资本流动。因此,货币当局应充分发挥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动态调整功能并加强与货币政策工具的多元组合协调效应,从而在规范商业银行经营的同时满足企业合理正常的本币与外币贷款融资需求。     

美联储加息对我国股市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基于DAG-SVAR和溢出指数的考证

2014年末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进入加息周期,诱发全球资本回流,而我国正值金融风险集聚、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和资产价格剧烈波动阶段,国内经济更易受国外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本文运用基于DAG-SVAR的溢出指数建模方法,分析2014年11月—2018年3月美联储加息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溢出的影响。结果表明：（1）加息周期下联邦基金利率上升通过汇率渠道和投资者情绪渠道加大了中美股市波动溢出强度,但这种正向激励效应并非长期存在。（2）美元第二次加息后,激励效应由正转负出现了拐点。（3）我国提高长端利率水平会加剧资本市场波动溢出,金融强监管政策不利于我国经济抵御外部新信息冲击。为更好应对美联储加息对我国股市波动的影响,央行等部门应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性,加强内部优化,向市场提供充裕的流动性;同时,投资者也应加强对美国货币政策冲击风险的评估与管理。     

全球金融周期、跨境资本流动与汇率制度选择

各国金融状况相关性和联动性的逐步增强导致全球金融周期现象的出现，“三元悖论”和“二元悖论”相互取代对政策选择提出诸多挑战。危机期间美国货币政策紧缩、风险因素上行对资产价格、信贷增长、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作用明显增强，仅靠浮动汇率制度已无法隔绝外部冲击，需要利用资本流动管理降低金融连接强度，“二元悖论”成立；非危机期间金融市场波动性下降，浮动汇率制度的“自动稳定器”作用明显提升，“三元悖论”成立。为防范外部冲击、提升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需有效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和杠杆率限制降低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性，危机期间使用资本管制政策限制资本流动，通过建立风险水平的监测体系，选择适宜的时间窗口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实现汇率的自由浮动。     

跨境资本流动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

文章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作用,运用PSTR模型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137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非线性影响,基于SVAR模型和反事实分析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业整体风险承担的动态效应,并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效果。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均表明：(1)跨境资本流入会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促进作用,而跨境资本流出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水平;(2)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线性转换特征,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跨境资本流入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而跨境资本流出的负向效应逐渐加强;(3)宏观审慎政策收紧显著抑制了银行风险承担,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

从退出量化宽松至今美联储已加息四次,并宣布将于2017年10月启动缩表,这将对我国宏观经济和资产价格波动产生显著影响。有鉴于此,文章利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研究了2008年11月至2017年3月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美联储加息、缩减资产负债规模通过资本流动渠道、汇率渠道以及利率渠道对我国物价、产出、房价以及股价均产生了显著影响。最后,文章从资产负债表视角分析了我国货币当局近期资产规模减少与美联储"缩表"不具有联动性,并提出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中国货币政策选择建议。     

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SCISSCI

从退出量化宽松至今美联储已加息四次,并宣布将于2017年10月启动缩表,这将对我国宏观经济和资产价格波动产生显著影响。有鉴于此,文章利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研究了2008年11月至2017年3月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美联储加息、缩减资产负债规模通过资本流动渠道、汇率渠道以及利率渠道对我国物价、产出、房价以及股价均产生了显著影响。最后,文章从资产负债表视角分析了我国货币当局近期资产规模减少与美联储"缩表"不具有联动性,并提出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中国货币政策选择建议。     

重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管理跨境资本流动渐成共识 危机后跨境资本流动成为讨论和批评的焦点,尤其遭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猛烈抨击.在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上,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成为主题之一.峰会首脑宣言中,首次认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存在过度波动的风险,要求发达国家特别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平抑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运动,并认可那些储备充足、实行浮动汇率的新兴市场国家采取宏观审慎措施,以应对资本流入,防止货币汇率高估.     

跨境资本流动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兼论宏观审慎政策与资本管制措施的作用北大核心

随着中国有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各渠道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显著提升。文章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系统地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表明，跨境资本净流入规模增加会提升企业长期投资规模，从而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并且跨境资本直接投资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助推力度最大；跨境资本流出规模增加会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拓展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管制措施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且相比之下，资本管制措施的调控作用更强；管理者短视和财务柔性是跨境资本流动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传导渠道；跨境资本流动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低杠杆企业以及处于低竞争行业、全球供应链参与度高的地区和货币收缩期的企业更明显。     

国际资本外流冲击下汇率逆周期因子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

文章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外部加息带来国际资本外流冲击时,结合中国经济结构及运行特征,在管理浮动汇率中加入汇率逆周期因子,研究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其与其他宏观审慎政策配合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基于外国货币政策调整的逆周期因子的汇率稳定效果优于其他政策,在管理浮动汇率中引入逆周期因子,能够更好地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在实施逆周期准备金率时,管理浮动汇率中加入逆周期因子能够抑制汇率过度贬值的顺周期行为,平滑汇率波动,同时辅以再贷款利率的调节,有助于平滑国内债务波动;在管理浮动汇率下加入逆周期因子,能够降低社会福利损失。文章提出,货币当局应构建完善的动态汇率逆周期调节机制,注重其与汇率浮动管理、准备金政策和再贷款利率等宏观政策的配合。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的视角

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两个视角揭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增加了银行风险,且三者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风险累积效应;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通过影响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以及境内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等信贷渠道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实现银行风险累积,从而增加银行风险;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提高了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和实际汇率的波动水平,且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将波动水平传染至银行系统,增加了银行风险,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更是强化了这种传染效应。     

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随着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跨境资本频繁流动必将引发系统性风险，冲击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最终严重威胁中国的经济金融稳定。在分析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采用边限检验和ARDL-ECM模型，对比分析长短期内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评估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负面冲击与钉住汇率制度危机的理论分析

本文通过一个货币模型说明在国际资本有相互替代和流动的可能性、国内政策和经济基本面表现良好的条件下,如果外部国际收支账户冲击的规模足够大、持续时间足够长,钉住汇率亦不能够坚持,从而发生货币危机。得到的政策建议是,如果外部冲击来自资本账户,则加强资本管制,有助于钉住平价的维持;如果外部冲击来自经常账户,就要放松资本管制,才有助于维持钉住平价。另外,资产的替代程度与国际流动性对于汇率平价的影响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国际收支账户持续为负时,资产的替代程度的增加,可以延缓储备的耗竭,有利于钉住汇率平价的维持。把资产组合的调整速度和资产的替代性都包括在资本流动性概念中,是有缺陷的假设。     

新兴市场国家如何应对资本流入:中国案例

新兴市场国家应该从国别、区域与全球三个层面应对资本流入造成的不利冲击。现阶段中国政府应采取的对策包括:人民币汇率升值、增强汇率形成机制弹性、冲销式干预、实施与国际接轨的宏观审慎监管、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来抑制资产价格过快上涨、提高现有资本项目管制措施的有效性、审慎开放新的资本项目、积极推进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并努力争取领导权、积极支持IMF改革、FSB的职能拓展与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构建。     

逆周期因子、汇率波动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汇率的剧烈波动会对整个银行体系产生剧烈冲击，甚至会诱发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保持汇率稳定对于构筑稳健的双支柱宏观审慎调控框架，抵御外部冲击，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都至关重要。为此，央行于2017年5月正式引入逆周期因子，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格进行调节，以确保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其调节效果和影响效应一直备受金融当局和学界的关注。基于此，文章将逆周期因子引入银行风险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包含逆周期因子的开放条件下四部门银行风险模型，分析了逆周期因子通过稳定汇率波动进而降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内在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VP-VAR模型和两次逆周期调节期间相关变量周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逆周期因子在短期内可以显著降低汇率波动幅度，保持汇率稳定，进而降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然而，随着时间的延伸，这种影响效果逐渐减弱，因而中长期效果不如短期明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空间关联与短期资本流动波动

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各国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幅度及共振程度明显增加。文章基于线性视角和空间视角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短期资本流动波动的线性影响及空间影响。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具有加剧作用，且对短期资本流入及流出波动的影响大于净资本流动波动。空间回归结果表明，各国短期资本流动波动之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具有异质性。在地理空间关联下，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且本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相近地区的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加剧具有正向溢出作用；在金融空间关联下，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但显著性较弱。为此，短期资本流动管理不仅要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还要关注其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加强国际监管政策协调，防范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退出效应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研究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与退出对以G20国家为主要样本经济体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溢出效应差异比较显著;相对浮动汇率经济体,政策对钉住汇率经济体的影响较大;对中国而言,贸易渠道和输入性通货膨胀效应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作用于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传导途径。另一方面,以美联储加息为主要标志的退出机制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正常运行带来不小挑战,尤其应警惕潜在的通货紧缩和币值下行风险;此外,加息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但对我国股市可能造成短暂的负向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