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上演制造企业服务化

一、制造企业服务化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过去30年,全球经济逐渐由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到20世纪后期,经济活动已由以制造为中心渐变为以创新与服务为中心,制造企业的竞争优     

关注制造企业服务化动向

制造企业在悄然转型2006年岁末,格兰仕和中央电视台宣布结成战略合作伙伴,结盟后第一个举措就是全力打造CCTV-2"美味中国·三人餐桌"微波美食节目。格兰仕此举为消费者如何用好微波炉提供了解决方案,改变了微波炉在消费者心目中"简单加热工具"的印象,在微波炉之上嫁接起教授新生活方式的服务内容。这个举措传递出几十年来凭"价格屠龙刀"横扫业内的微波炉巨头——格兰仕悄然"变脸"的信号:在微波炉产业链中开拓"新蓝海"——相关服务业,正成为格兰仕参与新一轮角逐的战略走向。其实,     

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服务化悖论归因与平台化策略

服务化悖论是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转型战略的主要障碍。从外部驱动因素和内部保障机制两个方面分析制造企业服务化的价值创造机理,认为服务化悖论归因于转型过程中存在供需认知错位、企业资源稀缺、组织结构刚性和组织管理惰性等现实问题。在“互联网+”背景下,平台化策略成为解决制造企业服务化悖论的有效手段,通过供给侧平台整合资源能力、需求侧平台聚集市场需求,以及混合式平台打造生态系统,核心制造企业、产品/服务要素提供商、潜在利益相关者和客户之间可依托平台机制相互协同,实现价值共创,从而提升服务化转型的价值创造空间,促进服务化转型成功。     

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竞争新模式:服务外包接包联盟

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提高接包质量与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在国际外包市场的竞争力,构建服务外包接包联盟势在必行。本文对接包联盟的概念、形成动因进行阐述,并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就促进接包联盟的构建进行双向分析,以期为推进我国服务外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影响因素研究

顾客、供应商是制造企业产品服务生产、提供的参与者,在制造服务化背景下,顾客、供应商可能影响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然而,迄今为止鲜有文献从顾客参与,供应商网络等因素研究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因此,通过顾客参与、供应商网络等因素并引入客户关系管理研究对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影响,并提出如下假设：顾客信息共享、责任行为、人际互动对制造企业服务化有正向影响;客户关系管理对顾客参与与制造企业服务化有正向调节作用;供应商网络结构、网络关系对制造企业服务化有正向影响。     

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竞争新模式:服务外包接包联盟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提高接包质量与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在国际外包市场的竞争力,构建服务外包接包联盟势在必行。本文对接包联盟的概念、形成动因进行阐述,并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就促进接包联盟的构建进行双向分析,以期为推进我国服务外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外包生产对现代企业制度的挑战

现代企业制度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性生产组织方式，但它的局限性已经暴露于世。全球生产价值链成为新型的生产组织方式，它的治理方式对改造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发挥了作用。     

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动因及模式构建

制造企业服务化是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新产业形态,是一种新的先进制造模式。本文在系统阐述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内涵及演变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各种因素,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构建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化的三种模式,即依托制造业价值链拓展生产性服务业、鼓励制造企业向服务提供商转型和加快实施一体化解决方案,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加快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化的政策建议。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地位、服务开放与价值链服务化

文章聚焦深度FTA与价值链服务化的关系,以服务贸易国内规制为切入点,在单一FTA直接作用基础上考察了一国全球FTA网络地位对提升该国服务开放水平,继而促进双边价值链服务化的间接作用及内在机制。研究表明,一方面,FTA的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将有力推动缔约双方与服务相关的价值链合作;另一方面,相较于国内服务增加值,以一国自身的FTA缔约数量、缔约质量、FTA伙伴国的平均缔约数量和质量分别刻画的FTA网络节点地位将显著提高其制造业出口内涵的外国服务增加值比重。同时,节点地位的促进效应针对不同的国家组合、服务分行业、国内服务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而且当贸易双方同属一个凝聚子群时,服务进口国网络地位的作用效果会更加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监管质量、治理效率对该国网络节点地位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对国内规制不完善或监管能力薄弱的国家而言,提高其在FTA网络中的地位更能倒逼其规制融合,加速推动服务开放。文章研究结论将为中国以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为抓手同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对中国深化服务开放,优化服务领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进口竞争、对外技术引进与企业创新质量提升

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和不断扩大的技术引进规模,不仅在数量层面影响企业创新水平,更在质量层面对企业创新产生了重要作用。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数据库,实证检验了进口竞争如何通过对外技术引进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研究发现：第一,进口竞争水平的降低促进了企业对外技术引进,进而提高了企业创新质量,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对于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民营企业、研发强度低的企业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企业,在进口竞争水平下降后,更有动机通过引进技术提升创新质量。第三,以中国对外反倾销作为政策冲击,发现中国对外反倾销导致的进口竞争水平下降较好保护了国内企业实现技术引进以提升创新质量。第四,技术吸收能力更强的企业,在面对进口竞争带来的对外技术引进规模下降的同时,企业创新质量下降幅度更大;同时,出口企业能够通过增加出口额来缓解对外技术引进下降对创新质量的抑制作用。第五,知识溢出是进口竞争下降通过扩大对外技术引进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的重要渠道,并且大规模企业对周边企业的“创新质量促进”呈现“辐射效应”,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尤其明显。     

供应链冲击与企业生产产品范围调整

量化评估供应链冲击的影响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利用中国对中间品发起反倾销调查这一自然实验,运用交错型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供应链冲击对企业生产产品范围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未遭受供应链冲击的企业,遭受供应链冲击的企业会缩减生产产品范围,集中生产核心产品。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供应链冲击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和成本加成下降,挤压了利润空间,企业被动放弃无法盈利的边缘产品,同时造成其产出规模和生产率降低。异质性分析发现,经营能力较强、融资依赖度较低、内部投入调整成本较低的企业更有能力抵御供应链风险,同时较强的出口市场竞争力和稳定的出口关系有助于企业应对供应链冲击。因此,我们需重视供应链冲击下企业内“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发挥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避免中间品锁定问题以应对供应链风险。     

分割生产、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进口

关于分割生产的研究表明,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既非单调的,也非确定不变的。如果考察的国家或行业之间引发直接投资的原因不一样,或者处于不同的分割生产发展阶段时,得出的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现实中的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实证问题。基于1987～2006年中国29个省市数据变系数模型的研究表明:对于绝大多数省份来说,FDI引起进口的增加;从不同省份看,FDI对进口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近年来FDI对中国进口的促进作用在减弱。     

西方企业服务化变革的微观路径与我国企业服务化的发展策略研究

服务化变革是企业运作不可回避的趋势。文章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从微观角度对工业企业服务变革和服务性企业服务升级的微观发展路径进行了总结和述评。文章提出,西方工业企业的服务增强和服务性企业的变革升级既存在总体方向上的相似性,也存在具体路径上的差异性。文章据此分析了我国推进服务化的策略措施。     

大数据驱动下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基于“服务悖论”克服的视角

“服务悖论”的存在一直是制约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主要障碍。服务化过程中的组织创新跟不上服务化战略的要求是造成“服务悖论”主要成因。大数据的兴起不仅为新时期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提供了新的驱动力量,大数据价值创造的新特征也为缓解和克服“服务悖论”提供了具体的路径与机制,包括：基于大数据进行顾客需求挖掘开发促进服务化产品设计的创新;关键流程数据化以及多流整合推动组织结构与流程的重组;高速数据信息的流动共享加快管理模式与服务文化的转型,以及资产虚拟化大数据共享实现制造服务供应链资源的集成与协同管理等。在此基础上,可初步建立大数据驱动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一个简单战略框架模型。     

进口竞争、企业退出和进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水平逐渐提高,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进口竞争成为影响企业退出和进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文章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首先,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了进口竞争对企业退出和进入的影响,发现进口竞争较大程度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退出,而没有显著地影响企业进入;其次,考察了进口竞争和企业更替对存活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进口竞争和企业更替均显著提高了存活企业生产率;最后,基于对总量生产率变化的DOP分解,分析了进口竞争对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口竞争通过引致企业退出显著促进了总量生产率增长。文章认为,无论从微观还是总量层面看进口竞争对淘汰低效率企业和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服务业与承接服务外包

产业经济理论表明,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时,第三产业是发展服务贸易的基础,而服务外包是推动本世纪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服务外包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他国家和企业的资源,创造出更大的竞争优势。     

“制造企业服务化”的路径和模式

伴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升级，现代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日益深入，这种融合更多地表现为服务业向制造业的渗透，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直接作用于制造业的生产流程。     

全球生产网络下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选择

在全球生产网络迅速扩大的背景下,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框架,构建企业异质性模型用来解释中间品进口影响最终品出口的微观机制,在该机制中TFP成为有效的传导路径并决定了生产企业的出口选择。利用中国2003年到2010年7个制造业的贸易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证明零部件进口规模和种类都会促进对应行业最终资本品的出口,这种促进是通过TFP的提升来实现的,并且该产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促进作用。     

服务贸易自由化、行业数字发展水平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基于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2014～2018年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和考察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行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能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水平,而行业的数字化则强化了服务贸易开放的正向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行业数字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降低企业中间品成本、压缩管理费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从企业特征的异质性来讲,服务贸易开放和行业数字发展水平对经营时间长、规模大、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助推作用更为明显;从区域特征异质性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行业数字化对处于城市化、经济发展和外商投资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服务化进程的正向效应更为强烈。     

服务贸易进口对中国离岸工业外包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本文计算了1995~2009年中国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率和进口服务中间品的变化,实证检验了进口服务中间品对中国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各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率和进口服务中间品均呈上升趋势;服务贸易进口整体、运输、通讯服务贸易进口对中国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率的影响为正,金融服务贸易进口对中国离岸工业外包率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