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能否推动中国企业进口扩大——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积极扩大进口对助推我国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促进贸易平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通过整合2007—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其与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提取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合并，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规模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张，且这一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减特征，对进口规模较小的企业最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和生产规模扩张三个途径来促进企业进口，从进口构成上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额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国家层面和产品层面的进口集约边际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产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推动了出口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中间品的进口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还有助于提升企业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时间以及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和技术类产品进口份额。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主动扩大进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对进口扩张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积极探究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对于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构建理论框架解析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机制。通过采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发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实际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扩张。该结论在经过替换关键变量、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估计、更换估计方法、调整样本范围和控制多维固定效应等多重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技能水平，即通过融资效应和技能升级效应促进企业进口扩张。异质性分析显示，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产权性质、规模和区位异质性。人工智能对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进口扩张的带动作用更为强烈。文章通过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以及Cloglog生存模型法考察人工智能与进口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延长进口持续时间，维持进口贸易关系稳定性。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也为政府通过积极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中国进口供...     

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与企业出口韧性

在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借助数字进口贸易增强企业出口韧性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防范风险的现实需要。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匹配数据，以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作为研究背景，实证考察了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出口韧性，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出口多样化效应以及出口结构优化效应是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影响企业出口韧性的中间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出口韧性的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型行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高数字经济发展地区的表现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搭乘数字贸易“顺风车”,增强企业出口韧性，早日迈入贸易强国行列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进口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北大核心CSSCISSCI

进口贸易政策变化究竟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文章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深入检验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进口自由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且主要体现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上,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较小;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大于对创新密集度的影响,即进口自由化更多地是通过“扩展边际”渠道促进企业创新;通过离散时间生存分析发现,进口自由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创新的持续时间,并且中间品关税减让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     

进口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

进口贸易政策变化究竟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文章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深入检验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进口自由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且主要体现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上,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较小;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大于对创新密集度的影响,即进口自由化更多地是通过"扩展边际"渠道促进企业创新;通过离散时间生存分析发现,进口自由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创新的持续时间,并且中间品关税减让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     

工业自动化能否推动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

文章使用2002～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了工业自动化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文章的研究发现,工业自动化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存在显著的产品升级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自动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产品升级效应仅发生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则体现为劳动替代效应。此外,企业在垄断行业以及所在地区营商环境越好,工业自动化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正向影响越大;与半成品相比,工业自动化更能促进企业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质量的提升。机制分析发现,工业自动化会通过创新效应、效率效应和产品质量效应提高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文章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主要是由广延边际变化引起,而集约边际变化并不显著,且工业自动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存在联动效应,共同推动企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文章从进口中间品质量角度丰富了工业自动化在企业升级转型中作用的研究,为中国更好地利用工业自动化的机遇提升企业价值链的地位提供了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在数字革命的背景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出口稳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文章基于2001～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和机器学习方法从微观层面测度了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并结合对应的上市公司经济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深入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出口的增长,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该影响存在长期持续的正向动态效应,且对于扩展边际和广延边际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和供应链管理渠道影响企业出口。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冲击将深刻地影响实体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本文以2007—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合作创新，但是并没有显著地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并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和增加企业间的研发溢出来实现。分样本回归发现，在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成长期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分解发现，底层技术层面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合作创新均具有促进效应，而区块链技术和实践层面的数字技术运用对合作创新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探究了数字化背景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自贸区设立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自贸区政策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异质性检验表明，自贸区设立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自贸区通过增强技术创新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地，调节效应揭示了营商环境优化在贸易便利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城市5G技术试点建设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实验证据

万物互联的时代，5G技术的优势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数字化转型。文章基于2014—2021年中国974家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PSM-DID方法评估5G技术试点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区域数字金融水平、行业技术能力和企业数字吸收能力三种不同层面的情境因素在其中发挥的权变作用。研究发现：5G技术试点建设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区域数字金融水平、行业技术能力和企业数字吸收能力能有效帮助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研究对于助力中国广泛推进5G技术建设，并依据不同情境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和理论借鉴作用。     

数字化转型对公司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数字化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本文以我国A股2010—2021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COM-B行为决策理论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公司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公司税收遵从水平,该结果在经过内生性、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影响渠道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传递效率（信息渠道）、增强内部控制有效性（治理渠道）、提升现金流水平和融资能力（资源渠道）促进公司税收遵从。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外部审计质量低、高管权力大和银行竞争度低的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公司税收遵从的正向影响更明显。拓展性研究发现,良好的数字金融环境和强有力的税收征管是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司税收遵从的重要外部条件。研究结论对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国家税收资源配置、改善收入分配、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启示意义。     

贸易摩擦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关于外部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化改革、营商环境、数字金融发展、政府扶持政策等正面激励视角,较少有文献从压力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引发的企业转型问题。文章使用2012～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影响企业显著提升了数字化转型水平,这种提升效应在进行多种检验后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倒逼效应和资源效应,即中美贸易摩擦对有较大竞争压力和更为依赖出口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明显,表现为倒逼效应;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融资约束较低和成熟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作用更明显,表现为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因贸易摩擦引起的信息需求和降低成本需求;同时,数字化转型还能帮助受影响企业提升实质性创新水平,而对策略性创新没有产生作用。文章研究对中国企业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微观体现,在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爬取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构造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从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来全面反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还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在作用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管理性交易成本机制并不显著。（3）异质性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西部地区企业,对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结论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     

高层管理团队数字知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角色理论视角

文章基于角色理论视角，借助2010—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履历数据，分析了高层管理团队数字知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重点讨论了两者的边界条件。研究表明：数字知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在行为整合框架下，CEO职业背景、CEO-TMT交互和CEO权力均正向调节两者关系，经稳健性检验后，上述关系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团队断裂带的存在会阻碍团队成员的信息交流，从而抑制高层管理团队数字知识的转化；基于知识基础观发现，企业层面的技术吸收能力能够促进团队数字知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数字变革下高层管理团队准确理解并正确履行自身角色和职能提供借鉴。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中国家绿色产品出口

文章利用2008～2019年42个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数据，考察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绿色产品出口，并且这种促进作用背后的逻辑在于降低信息成本和推动产业绿色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约束力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高的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更大；当进口目的地为发达国家(地区)时，数字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不同生产阶段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存在差异。进一步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检验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中国绿色产品出口，为基本结论提供了外生证据支持。在全球数字化转型浪潮下，文章的研究为发展中国家提高绿色国际竞争力提供一定的思路。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了“走出去”: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证据

近年来,企业为应对数字经济发展潮流纷纷推行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效果备受关注。关于企业数字化如何影响“走出去”在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文章针对该问题展开理论与实证研究。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发现,当OFDI可变成本小于贸易可变成本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进“走出去”,反之则起到抑制作用。实证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利用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频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并使用该指数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企业“走出去”,并且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走出去”的影响不存在地区异质性,但与企业类型、行业和促进方式有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走出去”,但电子商务的发展则抑制了“走出去”;此外,政企关系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走出去”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     

低碳经济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低碳经济转型与贸易强国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匹配2007～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低碳经济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在不同产业、不同碳排放强度行业、不同清洁程度产品以及是否为资源型城市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层面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环保投入效应尚未得到验证；产品层面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资源配置优化促进高质量产品升级，抑制低质量产品升级。文章的结论从贸易高质量发展维度验证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为未来实现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     

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与企业生产率: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协同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发展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以促进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成为关键问题。鉴于国外成熟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有溢出效应,文章借助2009~2019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并且生产成本降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促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业正向发展是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影响企业生产率的中间渠道。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效果因生产性服务进口类型、企业类型、制度环境的不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生产率水平居中的企业影响程度最大。文章研究结论对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下游企业数字化可以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供应链溢出的视角

当前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关联主体的溢出效应。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客户和供应商逐一匹配的供应链条和企业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专利大数据,首次从产业关联的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特别是当上游企业规模较大、具有国有性质、知识存量较为丰富,或其所在行业市场竞争度较高、需求量较大、污染密集度较高时,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创新的牵引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上游企业提高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和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能力,进而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向溢出效应的影响下,上游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质量提升;不仅对企业策略性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对实质性创新产生“杠杆效应”;但在现有阶段,上游企业绿色创新主要还是集中在生产的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环节,还未深入到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的源头预防阶段。文章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建立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2011年—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3种作用渠道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今后可从提升区域基础硬件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