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关联、外资进入与出口质量——来自中国企业的微观证据

外资合理利用对实现我国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聚焦外资的行业关联从出口升级的视角再次探讨这一问题。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统计数据库和投入产出表的匹配数据,从行业内水平溢出、产业间垂直关联等多个维度系统研究了外资进入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文章发现:(1)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外资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质量提升效应均显著,其中后向关联效应最大。(2)外资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渠道分别通过研发效应、中间品投入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得以实现。(3)异质性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企业的出口质量提升作用更为突出。文章为外资利用与企业出口质量关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微观证据和理论依据,能够为当前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下引资政策调整和优化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外资进入、外资并购与企业的研发创新——基于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变权估计模型与倍差法系统评估了外资进入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微观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外资进入会促使非研发企业1进行产品创新并增加已研发企业的创新产出与研发投入,并且以并购方式进入的外资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文章还研究了外资进入的研发创新效应在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地区各有差异,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强化外资进入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招商引资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近年来外资进入规模不断增加,而研究却发现外资进入强度存在适度区间,因此政府需要动态地将外资控制在适度区间,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外资进入对创新的激励作用。     

外资进入、产业关联与本土企业单位劳动成本: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

文章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研究了水平及垂直行业外资进入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单位劳动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水平行业外资进入显著推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下游行业外资进入则有利于降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而上游行业外资进入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单位劳动成本没有显著影响。路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水平行业外资进入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单位劳动成本的推升作用主要是由于其对中国同行业制造业企业的人均增加值水平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技术挤出"效应;分外资类型回归结果表明,水平行业港澳台资企业进入的负向"技术挤出"效应要远强于外国投资企业。实证结果表明,规范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土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秩序,强化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土上下游行业企业之间的垂直产业合作关系,可以缓解外资进入给中国制造业企业单位劳动成本带来的上涨压力,并且有助于发挥引进外资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     

外资自由化与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基于中间品市场的新发现

本文基于上游中间品市场的动态变化视角在理论上分析了外资自由化对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并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使用多期倍差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本文证实，外资自由化政策引致的外资流入将在短期内引起中间品市场竞争效应和长期中间品供给扩张效应：中间品市场竞争效应使得一部分本土企业原先的本地采购被挤出，进而转向进口市场，导致其出口DVAR下降；长期来看，外资流入产生的中间品需求刺激上游行业产能扩张和中间品价格下降，促使本土企业采取进口替代，进而抵消其对出口DVAR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外资对本土企业出口DVAR的动态效应，反映了外资流入冲击国内中间品市场、进而撬动上游行业扩张的动态进程，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种现实体现。     

外资进入如何影响内资企业成本加成?: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以2002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调整作为政策冲击,利用双重差分与工具变量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外资进入对中国制造业内资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并对其异质性和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显著降低了内资企业的成本加成,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该结论可靠;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规模较大、生产率较高、加工贸易和...     

雾霾治理影响外资流入吗?: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政府工作报告文本信息构建雾霾治理指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雾霾治理对外资流入的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治理对外资流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雾霾治理主要通过缓解空气污染、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外资流入；异质性分析发现，雾霾治理对外资流入的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非资源型城市以及资源成熟型、资源衰退型城市；进一步研究发现，雾霾治理对周边城市外资流入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外资流入的增加部分来源于高技术制造业。文章拓展了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研究边界，为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制定与合理引进外资提供了现实参考。     

外资研发是否促进了本土创业:基于中国高技术制造企业的联立方程模型研究

文章构造了包括知识积累、外资研发和本土创业三个内生变量的联立方程组模型,并利用中国6个高技术产业的企业层面数据,对外资研发对本土创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外资研发对本土创业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外资研发通过增加知识积累这一重要机制促进了本土创业,另一方面外资研发活动在人力资本和各类资源方面的竞争也会抑制本土创业意愿。此外,本土创业活动对外资研发也会有反作用。在这种复杂互动机理的影响下,政府政策与政策目标之间的传统关联发生了变化,引资政策亟待创新以适应这种新变化。文章具体分析了税收政策、政府补贴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金融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对知识积累、外资研发和本土创业的影响,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外资撤离速度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CGE对IT制造业的仿真分解分析

近年来，IT制造业等外资依赖性较强的产业面临的外资撤离风险不断升高，如何衡量和评估不同撤离速度下内资企业的发展稳定性和实现转型升级的支撑性?文章将CGE模型数值模拟与DEA分解分析相结合，考察不同外资撤离速度场景对IT制造业内资企业的影响，以及机制和路径。结果表明：1、当外资流入为0或者其存量以5%的速度小幅持续撤离时，内资企业受影响较小。较高的资本深化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使得其能够较快填补市场空白，具备企稳回升的能力；2、当外资存量以25%的较高速度撤离时，内资企业由于技术进步受到抑制，劳动生产率处于不可扭转的持续下滑趋势；3、外资企业在可见预期内仍然将是内资企业的主要技术进步来源，外资撤离会通过抑制内资企业技术进步，从而约束资本深化和技术效率的路径中对内资企业的稳定发展和转型升级产生负面影响。基于上述研究，文章提出相关政策启示和建议。     

外资进入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1998～200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制造业内部生产结构调整角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外资进入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多种稳健性检验以及克服了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仍然成立。文章进一步以城市间、产业间和企业间三种资源配置形态为影响机制,分析外资进入作用于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发现外资进入主要通过城市内产业间和企业间资源的再配置效应促进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其中前者具体表现为生产资源从中低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转移,后者表现为持续生产企业间和企业进入退出间生产资源再配置。外资进入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来自非港澳台地区和以独资方式的外资进入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外资进入对内陆城市和高行政等级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动态外资进入与企业技能就业结构优化

在资本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文章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库,在考察了外资来源差异、行业异质性与企业所有制差异的基础上,从外资存在、进入速度和波动性三个维度考察了外资流入对中国内资企业技能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存在有助于提高我国内资企业高技能就业占比;外资进入速度负向影响内资企业高技能工人雇佣比例,而外资进入的波动性有利于内资企业雇佣熟练工人;动态外资进入过程对外资存在影响企业技能就业结构起调节作用,作用大小在行业层面和企业所有制层面存在异质性。在积极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我国应该注重外资引进策略,发挥其促进高质量就业的积极作用。     

环境规则、外资参与程度和贸易竞争力——来自中国工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引入Cole等(2005)的分析框架,构建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则、外资参与程度等因素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贸易竞争力较强的行业大多属于低排放行业,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没有成为污染产业"避难所";环境规则强度对贸易竞争力具有"U"型效应;外资参与程度对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资本密度并不是中国工业贸易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制定合理环境规则、提升贸易竞争力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上游开放政策会影响下游FDI溢出效应吗？——基于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视角

推动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溢出作用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基于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的全新视角，利用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探究了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政策对下游制造业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可能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上游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显著促进了下游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使用不同时期样本以及采用不同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成立。(2)服务业开放与下游FDI溢出效应的关系受到异质性影响，服务业开放对下游FDI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具有较低吸收能力和较高吸收意愿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相比生活型和公共型服务业开放，生产型服务业开放更能促进下游制造业FDI技术溢出。(3)机制检验发现，服务业开放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要素和中间品要素供给以及提升地区产业集聚和企业分工水平等渠道对下游FDI溢出效应产生积极影响。(4)进一步以服务业金融开放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表明，扩大上游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高下游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水平。文章的研究对于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理解...     

外资准入如何影响中国相邻城市间生产率差距？

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当前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之一，同时坚持"制度型开放"有助于增强地区间产业关联，带动欠发达地区相关产业发展，进而促进地区间的平衡发展。文章将"开放"和"协调"议题结合，以中国2002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重新修订作为案例，研究外资准入政策对相邻城市间管制放松行业生产率差距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文章结论表明，外资准入政策显著减小了管制放松行业在相邻城市间的生产率差距。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及较低创新水平、盈利水平和外资进入程度行业的样本组，外资准入政策可以更显著地减小相邻城市间管制放松行业的生产率差距。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外资准入政策显著降低了相邻城市间管制放松行业的创新水平差距和盈利水平差距，上述变化是促使减小生产率差距的重要影响渠道。拓展性分析发现，贸易自由化加强了外资准入政策减小相邻城市间管制放松行业生产率差距的积极作用。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程度越高，外资准入政策减小管制放松行业生产率差距的作用反而越强。     

苏锡常外资与民营制造业综合绩效的比较分析

文章在合理选择衡量产业综合绩效指标的基础上,利用客观赋权的模糊优选多目标决策方法,对苏锡常外资与民营制造业的综合绩效进了评价。结果表明,无锡外资制造业的综合绩效在外资制造业中最高,而常州民营制造业的综合绩效在民营制造业中最高,苏州制造业的综合绩效与其规模并不相称,文章对其中的原因予以解释。     

外资并购会提高生产率吗?——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的检验

本文利用2005~200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外资并购的生产率效应。我们采用数据匹配的方法研究发现外资并购的生产率效应整体上为正但不显著。对不同R&D密集度、不同区域、不同并购资本来源地的企业进行分组检验表明,外资并购仅对R&D密集型以及中西部企业的生产率具有正效应,并购资本来源地对生产率的影响整体上不显著。     

外资并购与空气污染：来自工业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的证据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且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与持续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密切相关,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污染天堂效应一直被广泛关注。文章基于1998～2013年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以中国本土企业被外资并购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外资进入对中国本土企业二氧化硫(SO₂)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文章研究发现,外资并购使中国本土被并购企业SO₂排放量整体降低了19%。当外资以多数股权并购、并购主体为港澳台企业、并购客体为民营企业以及在企业高集聚的地区实施并购时,外资并购的SO₂减排效果更加明显。文章的发现为通过调整存量企业股权结构进而改变其内部治理机制和经营行为来治理污染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为外资并购设置新障碍

【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日】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一直在为外国投资者设置新的障碍，包括加大了对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审查力度，并拟针对外资进入银行、零售以及制造业等一系列领域推出限制性规定。     

被外资掌控的中国汽车产业

2008年2月，世贸组织裁定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关税政策违反贸易规则，引起了人们对我国汽车产业安全问题的再度关注。改革开放30年来，关于外资引进和产业安全问题的大讨论，几乎每隔几年都要在我国发生一次。 1980年争论焦点：是否应该引进外资？以市场换技术是否有必要？ 1988年讨论反思：外资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中国是否被外资利用了？ 1995年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有人惊呼“民族工业危急”。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资全力抢滩中国。 2005年底，汽车产业五年缓冲期结束前，龙永图与原机械部部长何光远之间，爆发了是否要发展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何龙之辩”。全面引进外资对我国产业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否真的到了威胁或影响国家产业安全的程度？《新财经》就此话题，专访了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乔梁博士，通过剖析中国汽车产业全面合资后的现状，对产业安全问题进行系列报道。     

外资进入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差异——基于中国城镇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的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城镇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收入总体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等基本的收入决定要素下,逐步引入产业、省份、企业所有权和职业类别的固定效应后,检验结果依然稳健.本文进一步验证了外资进入对不同类型劳动者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外资进入对高技能劳动收入的正向影响大于对低技能劳动力收入的正向影响;外资进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外资进入对男性劳动力收入的正向影响大于对女性劳动力收入的正向影响;外资进入对高收入者的正向影响大于对低收入者的正向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外资进入在提高居民总体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在拉大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评《外资并购与中国外资政策调整研究》

外资并购是FDI（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它不同于一般的FDI，并购是外国企业，一般都是跨国公司，都是具有战略意图的，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深刻。因此，非常值得研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对外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改革中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是外资并购的主要目标。国家如何从宏观层面引导、规范、调控外资并购，企业如何从微观层面上具体应对外资的进入，从而使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产生良性影响，等等，是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并提出可行对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