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加速器。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增强,显著地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我国应注重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水平,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研究——理论与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通过对Hausmann等(2007)理论模型的简单拓展,加入对外直接投资变量后,发现基于比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出口技术水平均呈正相关关系。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同时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有直接促进作用的同时,这种促进作用还受到以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衡量的"吸收能力"的正向促进,受到以资本劳动比、制度因素、地区经济规模、进口技术水平和现有技术水平衡量的地区禀赋状况的制约。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必须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同时注意地区在要素禀赋、制度建设、经济发展、技术积累方面的整体协调。     

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借鉴意义

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缓解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国际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对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提升和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现实而长远的重要意义。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有条件的本土企业选择"走出去"投资战略。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可以为现阶段我国企业成功"走出去"提供战略投资和路径选择的有益借鉴。     

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本文依据1985～2008年我国对1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测算了通过OF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对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从吸收能力的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促进程度受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吸收能力因素的制约,其中研发投入的不足造成的技术吸收的阻碍更大。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我国对外投资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特别是近几年来,在"走出去"战略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极其迅猛,对这一领域进行科学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即是解决哪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在不同国家的投资流量的变化,回答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哪里"的问题。通过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实证检验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各国的市场规模、各国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显著负相关与我国对各国的出口和各国的投资环境显著正相关。最后,分析了这些结论的经济意义及其原因。     

数字贸易、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

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能显著提升中国创新能力,而发展数字贸易是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途径。研究数字贸易的影响因素以及数字贸易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利用中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析了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信息化水平、政府科技支出占比、进出口贸易、劳动生产率通过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但政府科技支出对中国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最小;数字贸易通过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R&D强度在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起中介作用;数字贸易通过R&D强度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能通过人力资本、R&D强度进行传导。因此,要加快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大力提升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政府科技支出对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走出去”促进我国本土企业生产率提升了吗?

文章采用"倾向评分匹配"与"倍差法"相结合的估计方法,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分别从总体层面、企业所有制层面、行业技术属性层面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层面,实证研究了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事后生产率效应。计量检验结果表明:(1)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提升的促进具有滞后作用,但作用不大;(2)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走出去"的民营企业上,国有企业"走出去"的事后生产率提升效应不明显:(3)高技术密集型企业"走出去"的生产率提升绩效要优于低技术密集型企业;(4)"走出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要优于到发达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已迈入"净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走出去”促进我国本土企业生产率提升了吗?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采用"倾向评分匹配"与"倍差法"相结合的估计方法,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分别从总体层面、企业所有制层面、行业技术属性层面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层面,实证研究了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事后生产率效应。计量检验结果表明:(1)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提升的促进具有滞后作用,但作用不大;(2)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走出去"的民营企业上,国有企业"走出去"的事后生产率提升效应不明显:(3)高技术密集型企业"走出去"的生产率提升绩效要优于低技术密集型企业;(4)"走出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要优于到发达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已迈入"净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较新论题,也是中国政府推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预期之一。本文利用2003～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吸收能力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大小。另外,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国内R&D投资促进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同时阻碍了国内技术效率的提高。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加快推进浙江企业研发国际化

研发国际化是继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之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趋势,也是浙江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方向。浙江企业到海外设立研发机构,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利于获取国际先进技术,有利于贴近市场、稳定出口,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在浙江省人均GDP已经超过9000美元,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加速发展阶段,鼓励和支持浙江企业到海外设立研发机构更具有现实意义。有利于突破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封锁和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评价研究

本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评价,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同时人力资本积累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不显著。因此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更加注重吸收国际创新型人才,增加研发投入是我国提升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     

知识资本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知识资本及其与制度质量交互作用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理论假设,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知识资本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知识资本及其与制度质量交互项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较好地验证了理论假设。在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中国人口红利及资源环境等传统竞争优势日渐消失的背景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应注重提升知识资本创造和积累能力,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下推动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知识资本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知识资本及其与制度质量交互作用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理论假设,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知识资本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知识资本及其与制度质量交互项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较好地验证了理论假设。在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中国人口红利及资源环境等传统竞争优势日渐消失的背景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应注重提升知识资本创造和积累能力,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下推动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日本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吗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日本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内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日本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得到反映日本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日本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研判。同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了日本制造业细分行业国际分工地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相对稳定,处于优势;第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以出口复杂度度量的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呈现互补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了日本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对提升日本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的作用更强,而对低技术产业没有显著影响。可以预见,为了进一步巩固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日本将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创新力度和能力。     

基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过程中税收支持的研究——以江苏企业为例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广泛实施,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取得的较大成就。在当今世界各国疲于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中国资本显示出较强的信心和实力,掀起了新一轮对外投资热潮。然而,我国对外投资尚处于发展阶段,需要国家各方面政策的大力扶持与激励,税收是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但目前我国对外投资涉税制度还比较滞后,需要认真研究企业在对外投资存在的涉税问题与需求,有针对性加快相关税制改革,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文章旨在通过构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服务业竞争力影响的计量模型,从而研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和服务业竞争力指数的关系得出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方法。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高有着正向作用。因此要不断提高服务贸易技术复杂度水平,通过"质"的增加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江苏民营经济OFDI的几个问题探析

新世纪以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江苏已迅速成为对外投资大省,研究江苏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变得现实而重要。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当是"顺贸易",即能够扩大进出口贸易。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原则既是国际贸易原则,也是国际直接投资原则;具备贸易促进效应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按比较劣势顺序或按边际产业转移的。近年来国内多项实证研究表明:我国OFDI的规模越大,其贸易促进效应越显著。而江苏民营经济OFDI的现状是:江苏民营经济是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但与其在江苏对外贸易发展中的地位相比相对滞后、规模不足;发展阶段明显滞后,初级阶段特征明显;背离比较优势原理,存在边际产业转移悖论等问题,因而推论其贸易促进效应是不足的。     

金融发展对出口净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行业外部金融依赖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和技术研发效率两个视角,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出口净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指出越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其能够提供的融资规模及效率也越高,同时提升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水平及技术研发效率,并在人力资本的作用下共同提高了出口净技术复杂度,且外部金融依赖不同的行业受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实证部分选取了衡量不同金融发展特征的指标(金融发展效率PRIV指标、商业银行相对集中度CONC指标、股票市场交易效率SMTR指标)以检验金融发展对出口净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符合理论机制。文章进一步引用了Rajan和Zingales(1998)的行业外部金融依赖系数以区分不同行业的外部金融程度,进而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不同行业出口净技术复杂度的差异性影响,发现具有较高外部金融依赖行业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出口净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效应更显著。     

构建服务体系和促进平台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

近几年,湖南省大力实施开放崛起战略,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并举,对外投资快速发展,对外投资规模、质量和效益同步提升,一批优势企业成功"走出去",在实现跨国经营上取得历史性突破.截止2012年9月底,湖南共核准境外企业656家,对外直接投资实际额43.51亿美元.2012年1-9月,对外直接投资实际额13.24亿美元,同比增长93.5％,位列全国第6位、中西部地区第1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提升的实证研究

随着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逐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技术提升的相互影响会不断增强。本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关系做了初步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过去20年里,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同步关系,但由于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力度较弱,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作用并不是十分明显,但同时也意味着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空间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