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发布问题研究

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的发布问题是一个讨论已久的问题,至今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公约。目前的最新成果是2006年UNCITRAL通过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其用了整整一章来规制仲裁临时措施。但《示范法》存在一个走的过快的问题。因此在中国国际商事仲裁规定中需要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以期能够更好的实行国际商事仲裁这一制度。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临时措施研究——兼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对策

非ICSID仲裁中的临时措施受国内法约束,而ICSID仲裁中的临时措施不适用于国内法。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形成了仲裁庭发布措施的若干条件。ICSID仲裁中的临时措施原则上排除国内法院的介入,在非ICSID仲裁中国内法院能否协助发布或执行临时措施取决于法院地法。东道国主权地位对国际投资仲裁临时措施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关于国际投资仲裁中的临时措施我国应当采取多方面的对策。     

重新仲裁的适用情形应仅限于程序事项

重新仲裁作为司法监督的形式之一,其适用情形应仅限于程序事项。《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英国和美国的立法也将重新仲裁的适用情形主要限定于程序事项。中国仲裁法将国内仲裁案件重新仲裁的适用情形限定于两项关于证据的实体事项,这与仲裁裁决的终局性不符。中国仲裁法应将国内和涉外仲裁案件重新仲裁的适用情形均限定于程序事项。     

商事仲裁协议效力之研究

商事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的依据,仲裁协议的有效性要求仲裁协议须是书面的、独立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由法院或仲裁机构来确定的,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确认宜遵循特殊程序。     

商事仲裁协议效力之研究

商事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的依据，仲裁协议的有效性要求仲裁协议须是书面的、独立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由法院或仲裁机构来确定的，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确认宜遵循特殊程序。     

论我国设立临时仲裁的困境与突围 ——以上海自贸区之探索为视角

临时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经济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却遭遇"合法性"困境,这不仅使得我国丧失争夺国际商事仲裁服务市场之机会,还造成不公平不对等之现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治理模式的嬗变以及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我国已具备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生长土壤".应把握自贸区先试先行、制度创新之契机,在区内构建以仲裁机构为依托之临时仲裁,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期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填补《仲裁法》立法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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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国际商事仲裁规则的意义 国际商事仲裁规则是指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和有关的仲裁当事人在进行具体的国际商事仲裁活动时所必须遵循的程序规则。其内容主要包括:(1)仲裁协议的订立及其法律效力,以及因此而确定的仲裁机构对有关仲裁案件的管辖权;(2)仲裁的申请、受理及仲裁通知和答辩;(3)仲裁员的选定或指定,以及仲裁庭的组成;(4)仲裁案件的审理;(5)仲裁裁决;(6)仲裁费用等。     

尽快设立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几点思考

紧急仲裁员是国际商事仲裁中新近出现的一种制度安排,是指仲裁一方当事人可以不需要等待仲裁庭组成,通过向仲裁机构递交申请,由仲裁机构任命紧急仲裁员来作出是否采取临时措施决定的一种紧急程序.国际商会仲裁院、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等国际知名仲裁院均采用这种制度安排.结合我国的仲裁立法情况,对紧急仲裁员制度在我国适用性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建立与完善我国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对策建议.     

临时仲裁的价值及其构建模式初探

临时仲裁是19世纪中叶机构仲裁出现以前惟一的国际商事仲裁形式.我国加入WTO已多年,但我国现行的仲裁法仍没有承认临时仲裁.文章指出,临时仲裁有自由、人权等法理学价值和培养公民权利意识、快速解决法律纠纷等现实价值,并提出了我国临时仲裁的构建模式.     

我国现代商事仲裁保密性相关问题研究

保密性是商事仲裁的重要特征,也是许多当事人选择仲裁的原因之一。现阶段我国商事仲裁的保密性规定存在不足之处,使许多当事人在选择我国的仲裁机构时望而却步。我们必须从理清仲裁委员会与仲裁庭,仲裁与法院干预等关系入手,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与体系来维护商事仲裁的保密性,促进我国商事仲裁事业的发展。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管辖权问题

<正> 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方式很多,包括诉讼、仲裁、调解和协商等,其中仲裁这种“准司法”形式的方式以其独有的特点和优点——以当事人自主自愿为基础,保密性好,一般为终局裁决,执行比较有保障,而且往往费用低、处理及时,不大损伤当事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等——越来越受到国际商界和法学界的重视。 对于国际商事仲裁,当代各国立法的趋势是尽量保证当事人的自主性,把法院的干预和审查限制在很低的限度。因此,国际商事仲裁庭(员)对当事人之间的商事纠纷作     

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模式选择探讨

从阐述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价值入手,分析了调解和仲裁相结合对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优势,进而阐述了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三种主要模式,即先调解后仲裁的模式,先仲裁后调解的模式,仲裁中调解的模式。通过对上述三种模式利弊的衡量,又进一步提出了对"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模式选择及其完善"这一问题的看法。     

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分析——兼评《反垄断民事诉讼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三条

垄断争议的本质是由于垄断行为引发的侵权纠纷,在一些以合同为基础的垄断争议中,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因此具有提交通过仲裁解决的可能。然而,《反垄断法》的实施因其具有公共利益的属性,传统观点认为垄断争议应当属于法院专属管辖,不适合仲裁解决。为了保护私人利益和促进国际商事交往,欧盟和美国对垄断争议可仲裁态度逐渐开放。我国司法部门长期以来认为垄断纠纷涉及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不适合仲裁,但这一观点在具体个案中受到挑战。随着《反垄断民事诉讼解释（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法院对存在仲裁协议的垄断争议案件单独享有管辖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实践中仲裁与诉讼的冲突问题,但仍然存在着没有准确规定仲裁的可仲裁性以及裁判形式有违法理、立案标准过低等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完善。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有效性

在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体系中,有效的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方能构成进行国际商事仲裁的前提。在分析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要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当可获得对该问题的清晰认识。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临时仲裁机制的缺位问题研究

临时仲裁制度相对于机构仲裁制度来说,能够最大程度地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解决新型商业纠纷。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致力于打造全球开放水平最高形态,亟需创新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为其提供良好的法治保障,因而引入临时仲裁恰逢其时。在具体制度构建方面,应当明确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的关系,修改现行立法,明确临时仲裁协议的基本要件,并健全临时仲裁监督机制,以确保临时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试论国家豁免与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保全措施

保全措施是国际商事仲裁程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国际商事仲裁一方的主体为国家时,就会涉及到国家豁免的问题。中国一直坚持绝对豁免主义原则,也加入了体现限制豁免主义立场的联合国公约,且很可能会在未来就国家豁免进行立法。笔者认为,应该当区分保全措施和裁决执行,以促进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二次仲裁"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的效力一般被认为是终局性的,也就是常说的一裁终局.但是,随着国际商事交易规模的日益扩大,学者们开始对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一裁终局制度提出质疑.而且在一些国际争议解决机构中也设立了二次仲裁程序.本文从对二次仲裁的研究出发,谈谈关于二次仲裁应用的一些具体构想.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律适用

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商事争端从数量到种类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问题显得愈发复杂而重要。正确处理该问题不仅关系到一国仲裁立法的定位，还关系到良好仲裁环境乃至法治环境的创造。     

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主要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有关,即当事人请求一国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仲裁裁决过程中,如果一国法院认为,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有悖于执行地所在国家的公共政策,则可以此为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该外国仲裁裁决,起到的是"兜底防线"的角色。由于各国社会背景和文化因素等条件的影响,很难对其作出明确的定义。以Parsons & Whittemore v. RAKTA案为出发点,对公共政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作进一步探讨。     

公共政策理论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

违反当地公共政策是法院拒绝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但是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限制公共政策滥用是目前各国立法和实践的趋势。"国际公共政策"概念的提出为限制公共政策滥用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应明确公共政策与可仲裁性、强制性规则和国际义务的异同。我国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在规定了公共政策例外的同时,也对于其适用进行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