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法律制度的关系

儒家思想对于古代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儒家思想的进一步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法律制度,儒家宣扬的德治、礼治思想,有其赞赏之处,但也存在着思想的弊端。本文探讨了儒家思想与法律制度的关系,放眼当代,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亦有借鉴意义。     

从周与秦之礼法看中国传统“法治”,看中国传统社会礼法之“治”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否是法治社会,直到现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议。中华法系之博大精深,律、令、科、比、格、式等法律形式自不必详述。自周朝开始,通过建立秩序,规范行为,构建了周礼,包含了法的理念。法家也是礼树开出的花朵,大一统的秦朝搭建了具有中华法系特色的法治主义的基石。然而,传统社会的法并不仅仅只是刑,是律,亦是礼,是德,是一个包罗甚广的综合,笔者回顾西周始至秦始皇时期法的发展历程,试论述中国传统特色的法治。     

试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及影响

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的重要组成,中华法制文明的浓厚意蕴和博大精深与古代儒家化的法律及思想密不可分。“引礼入法”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自从西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实行“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又经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期间儒学与法律的联系更为紧密,达到礼、律并重的程度。盛唐《唐律》的颁布成为礼法合一的标志,儒家思想也成为封建王朝法律的主导思想。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在后世封建法制的立法、司法领域里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文章通过介绍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进程。分析儒家化法律的特征,最后阐述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立法和司法的影响,提出相关看法供诸位学者探讨、研究。     

当代中国法治思想对古代“法治”的继承和超越

中国依法治国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一直沿用法治。中国法治探索和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当代法治建设既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法制的继承,更是对其的超越。     

子产的“铸刑书”再辨析

郑国子产颁布铸刑书,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影响深远的意义,历史上对它的进步性是不是估计的过高了。本文从法治的视角结合春秋时期的历史事实及其存留的先哲的评论对子产及其铸刑书进行客观的分析评论,认为当时施行法治确实不很完善,而且对中华的礼文化的进步起了阻碍的作用。     

论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前后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汉代的法制指导思想以及具体的法律制度也相应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代可以具体细分为两个重要的时期:一是从汉高祖刘邦到文景帝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之以法家思想和儒家的思想作为指导,清除了秦朝残暴的法律;二是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儒家思想指导为主,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思想是德主刑辅。汉代的这两个时期,尤以第二个时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大,因为在这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国家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导致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政权得到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势力也逐渐变的强大起来,同中央发生了尖锐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最高统治集团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采取了诏举良贤方正,极言纳谏之士的对策,董仲舒则采取春秋大一统的思想积极应对。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始于汉武帝时期,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影响范围大,历史悠久,是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的。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是个人行为无所不及,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我们现如今的生活,中国人的众多思想和行为还是深受儒家化思想的影响。     

论刑鼎之“重”

春秋时期,郑国子产铸刑书于鼎,成为我们追溯成文法公布的源头,它打破了旧时代下贵族的法律垄断,加速了时代的变革.其背后所蕴含的人治与法治的冲突理念直到我们今天依然在学术界争论不休,也因此能够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诸多借鉴。     

中国社会法治信仰的缺失及其建构

法治信仰是公众内心对法律的一种真诚、自愿地信服和尊崇。在中国古代社会,封建统治的高度集权与专制统治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普遍忽视对社会公众权利的保障,缺乏法治社会应有的人文精神。儒家文化已经深入地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居家生活、日常琐事,要形成所谓的法治信仰也就几乎成为不可能。在现阶段,所谓的法治信仰依旧是无数学者所憧憬的一个目标,在培育法治信仰的过程中,依旧充斥着这样那样的不和谐因素。因此,要重视和加强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坚持公正执法、严格依法办事,继续在全社会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妥善处理各种社会问题,有效解决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     

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企业管理模式

“法治”与“德治”对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分析两者的特征与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二者相结合应成为我们企业管理的基本理念,并且二者应随企业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的变动而做出相应调整。     

商鞅“法治”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影响及其历史局限分析

商鞅法治思想作为秦国的治国方略,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其法治思想的实施,让秦国从一个蛮夷之地迅速发展为一个富强之国,也实现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愿景。商鞅的法治思想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宗法等级制度、成文法的发展等都有积极的影响,但其本身也存在局限。如何辩证地认识商鞅的法治思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法家”与“新法家”

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法家所持的是一种"效果与效率"并重的工具理性.这一工具理性在管理中具体表现为:注重人们行动的利益导向、采用赏罚并用的激励措施和对管理与领导技巧的深入研究.由于法家管理思想具有合理内核,并且从先秦至明清,法家和经过改造的"新法家"对中国管理思想始终具有重要影响,即使在今天,也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必然性

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逐渐被封建帝王所采纳.然而历史选择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王朝的指导思想的必然性却不在于儒家学说在价值上远超道、法、墨家等学说.法律儒家化与其说儒家精神法律化,不如说是儒家礼教教条被纳入法律或者说被封建统治者选择的部分教条被上升到法律高度,成为以儒家精神为外衣,实行残暴王权统治的政治工具.正是...     

论转型社会的法治之道--基于中国国情的考察

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土社会向信息社会、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转型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结构是二元的,即乡土社会的法和现代社会的法并存与对立。现阶段的法治建设的理念和路径选择都要立足于转型社会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既不能墨守成规、裹足不前,也不能好高骛远、一蹴而就,而是要在坚持法治基本理念、价值、规律---法治之道的基础上,探索法治实现的独特策略、方法、技术---法治之术。     

廉政建设的“德治”与“法治”

在新形势下,要从根本上遏制和防范腐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不仅需要全面加强德治,而且需要全面加强法治,努力构筑牢固的党纪国法防线。     

立足中国——论中国法治道路的方向

自从认识到中国必须要走法治化道路起,学者对法治的大量研究都集中在对西方法治社会和制度的借鉴和学习上。但若我国只会一味地模仿西方社会的法治制度,而没有看到我国的特点和差异,必定会引起社会动荡和法律文化的丧失。所以中国法治道路的发展方向立足中国实际国情、传统文化、地域差异。只有走出我们自己的特色中国法治道路,才能振兴中国。     

论古典自然法平等正义观念及其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古典自然法是西方现代法治的思想源泉,以霍布斯、洛克等为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学派倡导的自由平等正义观念为西方现代法治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西方现代政治法律文化的大厦提供了理论基石。现今,在实施依法治国的战略中,我们应本着“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科学借鉴古典自然法的平等正义观念,这对我国立法、执法、司法工作及法律制度的完善,对公民法治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将产生深远影响。     

国家民主法治与大学生的社会使命

民主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民主法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当代大学生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承担起维护国家民主法治的社会使命,做国家民主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     

社会资本的秩序衍生机制与法治功能

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内核是组织网络、信任合作与互惠规范,这些要素对秩序的衍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单独依靠国家的正式法律制度不足以促进法治秩序的生成,因此,必须重视社会资本在法治秩序生成中的重要功能。     

“民告官”案件现状与提高法治思维能力研究

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施行一周年以来,行政诉讼案件呈递增趋势,民告官案件政府败诉率超过20%,由此可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然而,由于新《行政诉讼法》2015年5月1日才正式实施,对相关行政机关败诉案例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课题刚好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文章从民告官案件现状及主要类型、行政机关败诉案件原因分析与借鉴及有效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三个方面对当前的行政法治现状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和分析,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