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解释的思维方法

法律解释是法官进行司法裁判的基本方法,也是确保司法公正、实现司法正义的必由之路。开拓思路,运用多种思维方法进行法律解释是实现立法目的、解决现实矛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论法律解释的思维方法

法律解释是法官进行司法裁判的基本方法，也是确保司法公正、实现司法正义的必由之路。开拓思路，运用多种思维方法进行法律解释是实现立法目的、解决现实矛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浅析法官自由裁量权及其影响

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的规范是什么?如何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一直都是诸多法学家与法律工作者所关注的,也是司法实践与社会道德之间需要讨论的问题.由于现有的法律规范并非完美无缺,一些语义本身具有模糊性和多异性,滞后于社会实际生活与司法实践,因而法律规范和社会生活之间所存的一定的矛盾,需要法官在审判时,运用自由裁量权加以权衡.在这样的法律环境下,对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范是亟需明确的.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限制和保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仅对矛盾的解决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同时也会对社会道德、法律文化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法律解释中的利益衡量

传统的司法克制主义已经不能完全应对当今社会出现的复杂案件，法官在裁判过程中能动地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符合公平、正义标准的利益衡量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纷争确立了一种适当的思考基准，帮助裁判者选择优先予以保护的利益。     

法律论证中的程序理性

传统裁判模式中的司法裁判往往表现为法律、事实、结论的三段论形式,但是司法过程远非如此简单,在开放性的司法裁判中,应当考虑法律论证合理性的问题,不仅考虑其实质合理性,还应当考虑其证立过程中的程序理性,作者通过哈贝马斯、阿列克西以及阿尔尼奥的程序理性理论阐述法律论证中的程序性规则及其重要性。     

法官享有刑法解释权的可行性分析

法律解释在法律发展和司法适用中的地位已不容置疑，但是就法官的刑法解释权而言，到目前仍未在法律层面得到承认。理论上。我国的法律传统、刑法解释的思想、司法机关的职能要求及现行刑法解释体系的缺陷，无不体现出法官享有刑法解释权的合理性；实践中，此种解释已然存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故而赋予法官刑法解释权是可行的。     

论法律解释必要性及其空间维度

在疑难案件逐渐增多的中国,法律解释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不断地发展法律解释,但是法律解释并不是无任何约束的,我们应当赋予法官一定的法律解释的权利,但是其应当有其空间维度的限制,所以也不能给予法官太大的自主性,这样也许会造成权利的滥用,所以我们要把握好这个度,促进我们国家司法公平的实现。     

浅谈基层法官司法能力的培养

基层法官的司法能力直接决定着法院整体的司法能力、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保障。由于基层法官的成长经历、文化素养、性格修养均不相同,在工作中司法能力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加强学习培训,开拓视野,提高认知社会、解决纠纷的能力;要通过各种形式的锻炼,使法官在各种能力上有所突破、有所发展、有所提高;要强化管理,规范法官的举止言行,增强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以此来提高法官整体司法能力。     

浅谈基层法官司法能力的培养

基层法官的司法能力直接决定着法院整体的司法能力、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保障。由于基层法官的成长经历、文化素养、性格修养均不相同,在工作中司法能力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加强学习培训,开拓视野。提高认知社会、解决纠纷的能力;要通过各种形式的锻炼,使法官在各种能力上有所突破、有所发展、有所提高;要强化管理,规范法官的举止言行,增强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以此来提高法官整体司法能力。     

法律的“服从”与“创造”——浅评杨仁寿《法学方法论》

在法律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都面临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律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矛盾.要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就应该严格遵守法律,使法律具有稳定的预期,而要实现法律的灵活性,法律必须能够通过某种途径不断获得新的血液和养分.对于法律中存在的缺漏,法官就应该通过创造性的解释方法积极地进行填补,从而使法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有效规制.     

刑事司法能动性的现实考察及其展开

刑事司法能动性在我国一度受到刑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尽管对于司法能动性的要旨理解及其正当性尚存争议,但在当前社会转型的现实背景下,实现我国司法职业化与司法能动化的双重任务有着合理性和必要性。可以说,应在刑事法治框架之内,在法益保护与权利保障之间找到平衡点,在刑事司法之中注入人文关怀,将冷冰冰的刑法条文转变为温和的司法过程。     

从英美法官对案件的管理看民事程序的变化

20世纪后半叶,传统的英美对抗制民事诉讼程序经历了一次重大的、革命性的变革。导致这种变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社会的呼声,也有司法体系内部的反省。变革的核心内容是法官的角色转变和司法对程序控制的加大。这种变革,不仅使英美法官的传统职能发生了变化,而且使一直与大陆民事程序完全不同的英美程序机制具有了一种全新的内容。因而这种变革不可避免地在法律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各国律师惩戒制度对我国律师投诉查处的借鉴

当前，我国律师投诉查处程序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律师行业自律性较差，协会在行业管理中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律师惩戒程序不透明，惩戒程序期限严重缺失，被投诉的律师缺乏程序救济。完善律师投诉查处程序的法律法规必须规范法律服务市场；提升律师法律服务水平；消除律师队伍中的不正当竞争。我国应借鉴国外律师惩戒制度中的先进经验，维护律师的自律性，保证律师被投诉查处过程的公正性，制定更加严密的类似于司法程序的惩戒程序，使惩戒更加具有司法权威性和直接的司法效力。从而充分保证结果的公正性。     

论侵权补充责任追偿制度的法理依据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条规定了侵权补充责任,但没有明确规定补充责任人追偿权,学界对此有不同的观点。肯定或者否定侵权补充责任追偿权,应当考虑是否符合权利、效率与公平的要求,是否违背民法学的一般原理。另外,探讨侵权补充责任追偿权,还应该研究比较法理论。我国侵权补充责任追偿制度有充分的法理依据,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对此应作扩张性解释,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侵权补充责任制度。     

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互动关系之探究

法学教育的分层以及社会对法律人才的多样性需求,决定了法学本科教育、法学研究生教育、法律硕士教育的目标分别是通识教育、学术教育、职业教育,而不应以通过司法考试作为其目标。司法考试的部分内容需要纳入法学教育的环节,法学教育者须关注司法考试中部分试题答案所反映的基本观点,避免出现＂知识即权力＂的现象。为优化法学教育结构,我国宜取消法学非普通高校教育、专科教育及非正规教育;要求只有完成了正规高等院校法学本科以上学历教育者方可参加司法考试;司法考试应该减少选择题并加大主观题的考察力度,并且增加口试。     

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探微

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应当一律按照新的司法解释，还是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这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现有的规定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本身也是矛盾的。司法解释的性质所呈现的理想与现实的错位，造成了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困境。从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解决这种困境是较好的方案。一方面应当规范司法解释的内容，另一方面，当刑法司法解释属于刑法条文可能含义之内时，应当直接适用司法解释，而当其突破刑法条文可能含义时，为了维护罪刑法定原则，则应当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     

解释学视域下的集资诈骗罪重构——以主观目的、行为对象的实质分析为进路

刑法将集资诈骗罪作为普通诈骗罪的特殊类型予以规定,原本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情形必然符合诈骗罪。然而,由于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对集资诈骗罪的解读不甚严谨,产生了诸多误区。其实,对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不能仅仅根据司法解释而做简单的推定,对“社会公众”的理解也不可望文生义,只有正确解读好本罪中的这两个要素,才能对集资诈骗案件进行正确认定。     

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及解决路径探析

自《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实施以来,粤港澳一直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三地间实现贸易便利化、自由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粤港澳三地间法律制度的差异,产生了管辖权、冲突法、实体法以及司法协助等诸多方面的冲突,这些差异直接导致三地间知识产权法律纠纷的发生。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需要基于粤港澳现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通过完善立法,强化司法和执法保护,纾解粤港澳大湾区现有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困境,创新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以知识产权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之国际协调

知识产权争议之管辖专属性已开始动摇。针对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争议,各国已有一些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创新,但尚未形成取得普遍共识之冲突法规范。电子商务的特点也促使各国法律和司法制度有所创新和分化。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争议所面临的问题乃跨境电子商务与知识产权二者的技术性带来,应以技术创新加上制度创新来应对:协调各国实体法,包括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和对用户友好的司法程序;协调各国冲突法规范,其一要以人而非司法主权为核心,其二要以相对统一的内国管辖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在线司法互助制度,以方便诉讼参与人,甚至建立国际互联网法院或仲裁机构;也可以考虑设置有国界或跨国界的网络司法辖区,与现实司法辖区有一定独立性;还可以升级网络平台自治,依靠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等,形成一个有法律效力但可上诉的网络自动裁决机制。上述各方面的协调,可相互渗透、相互配合,形成代码与法律的共治。所提出的措施,既是应对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争议所需,也是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各个具体领域本来所需要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