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嫖宿幼女罪“的废除

我国曾在1997年修改《刑法》,从"强奸幼女罪"中又分设出了"嫖宿幼女罪"。概据十多年的司法实践情况,笔者认为设置"嫖宿幼女罪"这个罪名不利于对未成年女性的保护,建议取消。其理由是:此罪对被害的幼女产生人格贬损,有悖国家保护妇女儿童的承诺,违背刑法关于幼女行为能力的基本原则,造成刑法内容混乱,挑战公众道德底限,加剧社会阶层对立。     

浅论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关系

在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关系问题上,刑法理论界存在多种解释方法,通说认为,这两罪属于法条竞合关系,应按照"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适用法律;也有学者认为属于想象竞合关系,应按照从一重罪的原则进行处罚;更有学者认为,是否具备有效同意则是认定此罪彼罪的关键构成要件,认为这两罪是排他互斥关系。但是,无论是哪种解释方法,都在理论上难以自洽。     

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关系——兼论强奸罪的修改

本文认为,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在构成要件上并无不同,应将前者划入到强奸罪中进行处罚,但由于强奸罪的一般法定刑比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要低,适用现行强奸罪的规定并不能体现惩治力度,因此,建议修改《刑法》第236条的规定,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和罪刑法定的原则。     

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合理性分析——以法益保护为视角

自嫖宿幼女罪诞生以来,关于该罪存废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站在法益保护的视角,有两种观点,即个人法益优先和双重法益并重。由于双重法益并重说具有缺陷,如违背立法目的,与刑法体现不协调,污名化幼女,因此该学说不宜采用。该罪保护的法益应该幼女的身心健康和性自主权为主,社会性秩序为辅。将该罪回归到奸淫幼女型强奸罪既能克服法律的缺陷,也不至于产生空白,具有合理性。     

对强迫交易罪的思考

强迫交易罪是97年刑法修订时新增的罪名,由于立法规定的不明确,造成了在司法实践认定中和其他犯罪不能正确区分开来的困难,主要是和抢劫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存在较多相似之处,他们在客体上都会侵害到他人的财产权利,客观方面采取暴利或者威胁的手段,由于对它们的界限把握不准而造成对相同行为认定不同的状况,严重危害了法律☆可权威性和司法形象,准确认定强迫交易罪是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     

通过案例浅析贩卖毒品罪停止形态

在如今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贩卖毒品的行为有抬头之势,而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当中对于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未遂认定均存在不少分歧,或宽或严的认定标准都违背了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本文从具体案例出发,深入探讨贩卖毒品罪的犯罪构成,结合理论界对该罪的各种既遂学说和司法实践中的判罚尺度,试分析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以及共犯条件,以期对认定该罪既遂未遂的讨论中提供一些思路。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性质的司法认定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性质认定在实务和理论中尚不统一,本罪“行为犯属性”的规定已经无法适用当前社会发展和刑法适用的要求。对比分析“行为犯”“目的犯”“结果犯”“危险犯”的观点和司法实践的现状,提出了“行为犯+非法定目的犯”的性质认定的限缩性解释的观点。     

《刑法》第358条刑罚适用问题探讨

《刑法》第358条的设置为学者诟病.组织卖淫罪的组织性界限不明,但当我们将组织卖淫罪限定在满足场所条件和人员规模条件后,各罪的界限开始清晰.组织卖淫罪的客观行为涵盖了强迫行为.当组织卖淫活动中出现强迫行为时,应以组织卖淫罪认定.本条规定的五项加重情节全部适用于组织卖淫罪,第（二）项至第（五）项适用于强迫卖淫罪.加重情节“强奸后迫使卖淫的”之强奸行为与卖淫行为存在顺承关系.强迫幼女卖淫无需对“幼女”的明知.在认定淫业犯罪时,应放弃对卖淫次数的评价.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客观行为

侵犯商业秘密罪在客观方面的特征包括犯罪行为、犯罪结果、以及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等内容。本文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行为方式入手,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该罪的行为特征,并使之与传统犯罪的行为方式进行比较,有利于区分罪与非罪,有利于司法实践的认定。     

对嫖宿幼女罪的重新思考

嫖宿幼女罪的设立是为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将幼女单独提列出来,理论上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都规定的很明细,可却同奸淫幼女罪起了冲突,更确切的说是二者本身就有交集,甚至是一种包含的关系。     

网络经济下反洗钱监管的难点与对策

目前,洗钱犯罪日益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公害.网络经济环境下,犯罪分子可能通过电子商务、网络保险和网上赌博进行洗钱行为.由于网络洗钱的隐蔽性、匿名性、即时性和无国界性,给反洗钱监管带来了困难.应从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技术手段三个方面实施网络经济下反洗钱监管的相应对策.     

解释学视域下的集资诈骗罪重构——以主观目的、行为对象的实质分析为进路

刑法将集资诈骗罪作为普通诈骗罪的特殊类型予以规定,原本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情形必然符合诈骗罪。然而,由于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对集资诈骗罪的解读不甚严谨,产生了诸多误区。其实,对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不能仅仅根据司法解释而做简单的推定,对“社会公众”的理解也不可望文生义,只有正确解读好本罪中的这两个要素,才能对集资诈骗案件进行正确认定。     

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以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为重点的分析

从重典治吏的刑事政策和法益权衡论两个视角来看,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和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要求、约定、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就构成受贿罪,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关于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性质、地位,有多种观点,但无论采用哪一种观点,都会造成一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其他利益者逃脱法律的制裁。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自身的缺陷,而不在于争论本身。因此,应从刑法的规定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将其作为量刑情节。     

受贿罪罪刑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研究

-我国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所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基本组成部分,对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通过对现行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之“犯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贿赂”、“主观”等构成要件要素立法运行效果的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受贿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规制能力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为扩大中国刑法受贿罪罪刑法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有必要对受贿罪罪刑规范进行五个方面的立法完善：一是简化犯罪主体的认定标准,二是明确职务行为的内涵,三是删除“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四是扩大受贿罪行为对象的范围,五是明确受贿罪犯罪主观要件的内涵,以整体提高我国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     

CAFTA的制度约束与中新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设中存在一定的制度约束。近期内东盟内部成员国与中国外贸具有趋同性。东盟成员新加坡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于中国在执行CAFTA的同时积极关注域外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合作路径提供了可能。借鉴新加坡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机制,加快与韩国、日本及印度等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贸易磋商与谈判,建立CAFTA域外双边自由贸易区将是中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     

WTO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合理适用

WTO安全例外条款解释的不确定性使该条款为WTO成员任意适用提供了可能性。乌克兰诉俄罗斯运输限制案中,专家组从管辖权、法律要件及法律解释三方面对安全例外条款做出了正式规制,并以国际公法上的善意原则对WTO各成员的行为进行反面限制。结合TikTok被禁案,笔者在对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作出界定后,从言论自由和反对主权扩张两个方面,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贸易的非正当性和不可行性进行论证。最后,为避免国家安全滥用、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我国应该遵循国家安全内涵扩大化趋势,明确适用WTO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态度及立场,加大对安全例外条款的研究力度,积极援引安全例外条款审查贸易制裁的正当性,维护我国国际贸易安全。     

金融法制建设中的刑法突破——以网络洗钱为视角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建设和网上金融服务的不断发展,网络洗钱犯罪随之而来,并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刑法在面对这种新型犯罪时表现出滞后性,未能及时、科学、有效地打击金融犯罪。以网络洗钱为视角,以金融法制建设的刑法功能理论为依据,研究打击网络洗钱犯罪的刑法规制和突破点,即完善其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制度并建立预防犯罪机制,提高刑法及时性与震慑力来预防与惩治网络洗钱犯罪。     

Smuggling in emerging markets: Global implications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ers have lauded the adoption of liberal trade policies in many of the emerging markets. From the outside it may appear that governments in these countries have cemented a new set of rules governing economic behavior within their borders. Yet the authors have found that these countries are likely to see the emergence or resurgence of smuggling and contraband distribution in response to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order to survive under trade liberalization, smugglers will rely on cost savings associated with the circumventing of legal import channels. In addition they may employ violence to bolster a diminish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may seek new illegal sources, bo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for the consumer products they distribute. In a market environment in which organized crime competes alongside more legitimate channels of distribution, U.S. multinationals will face new challenges relating to strategic planning, maintaining alliance relationships and corporate control of global brands and pricing.     

严查行贿犯罪之实体进路

行贿直接诱发受贿．是腐败产生的温床,严查行贿犯罪是当前我国遏制腐败的必然要求。从实体法上解决查处行贿犯罪面临的“瓶颈”问题是刑法本身的社会性、刑事程序的僵化性、配套法律的欠缺性和国际条约的普适性之必然选择。为此,我们应该围绕严查的标准和需求,检视现行实体法存在的诸多不足,在此基础上,从罪与刑两个方面共同着力,既要严密法网,扩大行为犯罪化,加大追诉力度,又要疏缓刑罚,实现犯罪轻刑化,增加侦破几率．以此切实达到严查行贿犯罪之目的。     

论FOB贸易术语下发货人权益保障

FOB贸易术语区别于CIF、CFR术语，对于发货人的权益保障方面存在风险，特别是从《海商法》的法律条例上，对发货人权益的保障存在不足与欠缺。从FOB贸易术语下发货人可能产生的风险和权益操作等方面给予了相应的分析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