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保基金的信托化管理模式

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社会保障基金如何从行政管理走向市场化营运管理,如何使基金投资营运获得安全和最大增值效益,如何对基金加强监管和防范风险,如何保护受益人权利,杜绝基金被侵吞和挪用,这些问题都是急需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针对社保基金对"四性"的要求,从信托的基本法理、信托机构的资产管理优势等方面分析了信托在社保基金资产管理中的应用,认为信托公司在社保基金的管理运用工程中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信托制度及管理运用优势,将成为社保基金资产管理最佳的受托管理机构之一。     

我国信托业务风险的特征、来源与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我国信托业已成为仅次于银行的第二大金融部门,但是近年来信托风险事件频发,引发了各界对信托业务风险的担忧。本文考察了近期信托产品的风险事件,分析了典型信托业务的风险来源,从交易对手和信托公司两方面探讨了信托业务风险的影响因素,并针对净资本管理制度、信托赔偿准备金制度、行业互助保障基金等方面提出了防控信托业务风险的建议。     

2006年证券类信托募资猛增563％ 套利、对冲信托或成2007年亮点

新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下，证券类信托产品将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但资金来源也被限制于高端客户群体。因此可以预计，一些以高端理财和追求绝对收益为目标、具有全方位资本市场视野、需要管理人很强投资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的信托产品将逐步出现，如以套利交易为主的套利信托、广泛运用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对冲信托等。[编者按]     

论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被害人权益保障制度符合当今人权至上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因此建立建立该制度的意义就更为凸显。实践中由于犯罪人逃逸或其不具有经济赔偿能力,判决就难以得到执行,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也无法通过其他的途径获得赔偿时,通过确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由国家在经济上补偿被害人的损失,保证其最基本的生活,这已成为各国的广泛共识和普遍的立法实践,因此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势在必行。     

论我国契约型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性质

长期以来，人们把信任制度和行纪制度相混淆，信托与行纪确有相似之外，但它们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巨大差异，信托与委托也有相似之处，但其与委托合同也有很多区别。基金人和基金管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通常认为是典型的信托关系，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放在基金契约这个大信托协议中考察，可以认为他们都是信托关系的当事人。     

浅议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认罪、道歉、赔偿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国家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的一种司法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修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     

基金型信托运作模式探讨

近年来,信托行业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传统的单一项目投融资信托模式越来越难以支撑信托行业的持续成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基金型信托应运而生。本文比较了基金型信托和传统信托的不同特点,对基金型信托的运作机制作了初步探讨,并对如何进一步完善基金型信托模式提出了建议。     

基于排放权交易的碳信托基金法律解读

在排放权可交易理论的影响下,国际社会中出现了各种碳信托基金,这是《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行机制进行金融市场化运作的产物.碳信托基金属于资金投资信托的一种,但其在信托目的、投资对象与投资主体上与普通投资信托均有不同.碳信托基金法律关系主体包括委托人、受益人、信托管理人和信托托管人.碳信托基金采取与普通信托基金相似的运作模式.     

家族信托，并非完美的股权设计

以家族信托基金控股企业有利有弊，其利在于可以有效集中股权、适当降低遗产税，但其中部分设计也可能阻塞解决家族争端的出路，并导致家族成员吃大锅饭的问题，为此，创立人必须完善信托的治理机制。     

刑法中的被害人承诺构成要件分析

作为犯罪阻却事由之一的被害人承诺，是指基于被害人对自身可支配权益的许可，允许他人对自己的上述可支配权益实施侵害的行为。很多国家均在刑事立法中明确了被害人承诺的效力，我国刑法中没有对其作出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承诺问题已较为常见。对被害人承诺进行研究，对行为人定罪量刑甚至排除其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酒店业的服务公平性构因模型实证分析

人类很早就认识到公平的重要性,服务公平性将会直接影响到顾客的满意感与行为意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顾客在评估服务公平性时,既评估消费结果公平性,也评估服务过程公平性以及他们与服务人员交往的公平性。本文研究以酒店业为例,使用验证性因子和回归模型分析方法对服务公平性的二阶构成因子——结果公平性、程序公平性和交往公平性进行了验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这三类公平性是高度相关的不同概念,其对于顾客对总体服务公平性感知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     

当今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研究——以马克思社会公正观为指导

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根本体现是按劳分配和人权保障的统一。当今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社会体制不够完善、传统发展理念不够科学、人们的社会公正意识不够强烈等原因,社会弱势群体边缘化、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社会公共权力运用失当、社会再分配力度弱化等社会公正问题较为突出。只有坚持马克思社会公正观的指导,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基础、以深化体制改革为保障、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关键、以培育人民群众的社会公正意识为动力,当今中国社会公正问题才能获得现实解决。     

劳动：马克思正义思想的逻辑主线

马克思正义思想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阐述的。正义来源于人类生产方式之中,劳动是人的本质,正义要体现人的本质。因此,马克思从劳动入手解析正义,把劳动作为正义的衡量标准,把雇佣劳动作为切入点批判资本主义非正义;并提出正义的最终目标是自由劳动,正义实现的必由之路是从异化劳动到自由劳动。通过探究马克思解析正义的方式可以正确理解正义的逻辑思路,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论开放式基金受托人的实际缺位

作为开放式基金运行的法律保障,我国《信托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基本勾勒了其法律框架,在肯定开放式基金信托性质的基础上把保护投资人利益提到了重要位置。然而由于基金管理公司身兼受托人和基金管理人双重身份,使得信托关系名存实亡,投资人利益因此极易受到侵害。本文在指出开放式基金受托人缺位这一事实的同时,对我国基金托管人应当具备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义务进行了探讨,并期望《证券投资基金法》的配套法规能解决好这一问题,以免出现与信托法理相悖的尴尬现象。     

困境与回应：罗尔斯对“原初状态”理论的修正

＂原初状态＂理论既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又是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论证方法,其要素包括选项预设、信息预设、主体预设、环境预设、心理预设五个方面。虽然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行文结构严谨,论证审慎小心,结论豁达易行,但他的＂原初状态＂理论同样受到＂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判。前者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契约各方——主体的假设上,后者则集中在社会合作必要性、可能性和利益性方面。出于对以上批评的回应,罗尔斯对＂原初状态＂理论的三个方面即理论适用范围、社会特征、契约主体作了认真的修正,以期进一步增强理论的说服力。     

何为“社会公正”：马克思主义的考察

“社会公正”与“公正”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但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公正”是一个涵盖“正义”、“公平”、“平等”的总体性社会关系范畴；“社会公正”则是一个通过人的活动所实现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是一个社会发展逐渐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一致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视野的“社会公正”是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公正，是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条件的公正。     

加害人不明的建筑物抛掷物责任探究——兼评《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83条

对于加害人不明的建筑物抛掷物责任承担问题各学者是各执一词,在审判实践中,相似的案件不同的判决结果更是让讨论愈演愈烈。在加害人不明的情况下,让可能致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连带责任,既缺乏充足的法理依据,也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因而是一种不适当的做法。加害人不明的建筑物抛掷物责任,归根结底是一个分散风险与利益平衡的问题,超出了侵权法的调整范畴,对受害人的救济,可通过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等立法政策予以调整和实现。     

可信赢得、信任给与和信任博弈

信任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一种和谐力量,也是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将“经济人”市场求利行为与“道德人”理性选择的矛盾互动,渗透在双向互动的信任关系中,通过被信任者的可信、信任者的相信和彼此信任关系的博弈,探讨信任问题及其深层意旨。     

农民工医疗保险：从国外经验谈我国政府责任的强化

农民工处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夹缝中,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不仅被城市医疗保障体系拒之门外,而且在实际操作上又不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所接受。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缺失凸显政府在促进社会公平、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和“不到位”。促进社会公平、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今政府的首要职责,也是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增进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的工作重点所在。因此,在为农民工建构医疗保险制度过程中,首先应当澄清认识误区,明确政府的责任定位,在此前提下,对构建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中的政府责任做如下定位：立法责任、制度责任、财政责任、组织责任、监督责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对大学生进行财商教育的重要意义

传承传统重义轻利观念的大学教育，对学生的财富意识具有极大的压抑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陷入拜金主义的泥潭，一部分人则保持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极端思想。调查的结果令人担忧，大学生财商整体水平较低。对大学生进行财商教育，是实现教育“使人更幸福地生活”目的之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