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狼共舞

从来未有哪个行业能像国有银行那样,如此频繁地得到政府如此庞大数量的慷慨资助:1998年2700亿特别国债;1999年14000亿不良贷款剥离;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中,国家出手更为阔绰,国有银行收获更丰。尽管每一次买单都会激起一些学者和评论家的愤慨,但国家还是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为国有银行“输血”,原因大概只有一个,就是国有银行对中国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实在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为保护国有银行和维护金融稳定,国家几乎是一直对银行业尤其是国有银行进行特别保护,使之在封闭体系内自我运行。彼时,外资受到严格限制,股份制商业银行虽有发展但奈何规…     

垄断条件下金融创新的经济博弈分析

金融创新存在规模效应和学习效应，具有正的生，因而对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国有银行垄断经营比进行创新更具比较优化，它宁愿加强垄断；对于 有银行，缺乏创新保护，金融创新的巨大外部性也会抑制其创新的积极性，结果出现金融创新中的“囚犯困境”。推动金融创新兴起必须拓破非国有银行的进入壁垒，改革国有银行的产权，鼓励竞争，保护金融创新。     

外资对我国中小银行股权介入的影响与对策

加入世贸以来,外资对我国中小银行的股权介入日益较多,这是银行监管者、外资金融机构和中小银行共同博弈的结果。外资参股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包括“鲶鱼效应”和“鳄鱼效应”,究竟何者占优,关键取决于我国银监部门的监管水平以及四大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改革进程。     

银行营销的“五把金钥匙”

我国加入WTO后．众多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国家逐步放开了对外资银行在客户、业务范围、地域等方面的限制．并将于2006年全面开放银行业，国有银行面临着震撼性的冲击和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财务公司等机构金融功能不断完善与强化．原有的金融市场占有格局将重新分配．这就客观上要求国有银行必须进行     

对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探讨

对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探讨钱志鹏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一大热点和难点。本文试从“产权”改革入手,对产权实行股份化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分析、解剖,并提出一些对策和方法来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１９８５年国有银行提出“企业化”改革。在...     

加入WTO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及对策

加入WTO对我国金融业影响深远，既有利有外资、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开放等机遇，也有监管难度大、人才流失严重、银行风险加大等挑战，相应的对策是适应潮流，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和电子银行业务，加紧对内开放，加快国有银行商业化等等。     

推进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思考

当前,金融国际化潮流势不可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日益逼近,准入我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不断增多,这些必将进一步加剧我国金融同业竞争,推动我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在此新形势下,国有银行(本文仅指工、农、中、建四家银行)只有加快商业化改革步伐,尽快转换经营机制,努力提高自身的...     

金融机构动态

2004年国有银行绩效创历史最高，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整体趋降，招行位列《银行家》竞争力排名之首，工行决心年内解决贷款旧账问题，中行将成为汇市首家做市商，传闻建行房贷资产证券化将在上海破冰，上海银行业推出“强制性”银团贷款，外资银团首次向中国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数家外资银行获准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德意志银行QFII额度大多已投资A股，QFII投资额度达36．5亿美元     

为什么不去华尔街上市

2005年,政府在国有银行引进外资战略上做出了一些改变,其中最大的改变莫过于放弃国有银行海外上市的原定计划,并正式宣布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的上限不再局限于25%--此举引起中国国内一片指责声,认为"银行贱卖,将导致金融主权旁落".银行高管当然否定"贱卖论".但他们有苦难言的是:开放金融业大门,完全是因为国有银行到美国华尔街上市圈钱成了泡影,这才不得不改变战略,对外资银行来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国有银行须实行差别性改革

由于对国有银行改革初始条件差别的忽视,对产权改革与政策职能冲突的忽视,对国有银行承担的事实上的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主渠道作用的忽视,以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改革为突破口的国有银行改革从理论到政策都存在进一步思考的余地。第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作用,国有银行在性质上存在“政策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之分,工农两行属于政策主导型国有银行,中建两行属于市场主导型国有银行。实证研究证明,四家国有银行存在类别差异:面向国有企业的工行承担了巨额改革成本,面向三农的农行承担了巨额财政性转移支付成本,而面向市场化程度高的国际…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当前对国有银行改革的讨论应立足于其初始条件,国有独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不相容,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职能边界———金融支持国家经济增长;在我国特定的历史阶段,国有银行改革应遵循两种截然相异的路径:完全的股份制或国有独资,而国有控股将导致较高的道德风险;机构利益的独立性并非国有银行的专有问题,通过激励机制设计应该保持国有独资银行的利益从属于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和人力资源在不同的改革思路下会具有“历史包袱”和“历史财富”的或然双重性质,关键在于能否从时间序列上观察银行绩效;银行改革成本只能是因支持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所付出的代价,这一代价的跨期承担优于即期摊销。     

国有银行分红机制的缺失与改革路径的选择

1994年税制改革后，国家通过征收“超常税收”的制度安排以及转移金融剩余等手段，替代“分红机制”，从国有银行获取了更多的收入。由于缺失规范的分红约束机制，国有银行存在非利润偏好，积累了严重的风险和高昂的风险化解成本。股份制改革确立了国有银行的分红约束机制，既改革了国家和国有银行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更改革了国家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的形式和手段。     

对境内资本“变脸”为“假外资”问题的研究

近几年,来自香港的资金一直处于遥遥领先地位,2006年香港对内地实际投入外资总额达291亿美元,占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42%。但值得重视的是,内地每年吸收来自香港的外资中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真正”的外资,而是个别境内投资者借道香港离岸金融中心地位的可乘之机“变脸”为“假外资”。这部分“假外资”,不仅反映了内地在吸引港资方面存在的部分“误区”,更凸显出国民财富流失等严峻问题。为此,本文拟就境内投资者借道香港离岸金融中心地位“变脸”为“假外资”动机、危害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探路资本账户开放 找准资本项目管理的平衡点

中国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 目前，以2003年以来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股权分置改革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改革，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制度创新:国有银行“入世”的战略选择

加入WTO是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强行推进，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面临更为严峻的竞争形势。归根到底，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缺乏整体竞争力的根源在于体制改革滞后。为此，加速制度创新应成为过渡期内国有银行的重要制度安排。过渡期内我国国有银行制度变革的基本思路是：从“单一产权”变为“多元产权”，从“一级法人”变为“多级法人”，从“行政式管理”变为“公司式治理”。     

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谜团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十分特殊,它是国家声誉与居民存款在特殊改革背景下的一种奇妙组合。作为出资人,国家以其独有的声誉“入股”,而居民部门则以存单持有人身份实际提供着真实的资本。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国家行使着金融控制权,金融剩余(即非国有部门在国有银行的存款大于国有银行向其提供的贷款的差额)被创造出来,并由国家通过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把其中的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国有经济部门。目前,国家声誉正经受着金融风险与社会变革的风险,国家为维持国有银行的声誉正在付出越来越大的成本。然而国家声誉的不可分性决定了试图从资本结构突破…     

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制度选择

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具有融资渠道不畅、融资需求旺盛等特点。金融抑制、信息不对称带来了中小企业信用缺损、国有银行“惜贷”、政府不适当的干预,解除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需加快金融改革,消除金融抑制,发展金融中介,培育良好的信用制度,确保融资效率和金融安全。     

民营资本准入银行业福兮祸兮?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3月18日在“2006年金融专家论坛”上称,在建行、工行、中行等3家国有银行基本完成战略引资后,市场上开始生出一种“国有银行引资排斥民营资本”的看法。针对这种“排斥论”,他认为国有银行的引资要区分资本准入和机构准入,不能笼而统之。在基本完成战略引资的3家国有银行中,建行所引进的投资者均来自境外机构;中行和工行除引入境外投资者外,还将引入社保基金这一境内投资者。对此,唐双宁说,国有银行的资本准入对民营资本从未限制,民营资本可参股,目前已有一批民营资本参股甚至控股的商业银行。不过,在此过程中对银行…     

坚持走扩大开放的道路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国金融改革是否“开放过度”、是否出现了“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的洋跃进”以及国有金融机构的股权是否已被“贱卖”的观点和讨论正引起方方面面的注意，其导火索则是两个年轻人(余云辉、骆德明)的一篇措词激烈的文章《谁将掌控中国的金融》。该文章的三个核心论点为(1)“金融企业引入外资，容易造成中国经济控制权的丧失，危及国家金融安全”；(2)“金融企业过度引入外资，就意味着中国财富滚滚外流；(3)“金融企业引入外资并非是改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惟一出路”。他们认为，使中国经济殖民化、拉美化的理论和政策在现阶段已居于主导地位，因而需要唤醒中华民族的“经济抗战意识”。     

论我国金融的“共有地的悲剧”——兼论国有银行产权改革

本文首先引入公共产品理论，用于说明我国金融在金融安全和国有银行资产两方面存在的公共产品性并因此而产生的“共有地的悲剧”问题；然后，引入制度经济学派产权理论对公共产权的分析框架，提出通过界定产权化解我国金融“共有地的悲剧”的思路和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