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原因及风险防范——基于浔兴股份并购价之链的案例分析

资本市场是我国现代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购重组成为诸多优良企业资源整合、优化行业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自201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出于自身战略需要,期望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跨越式发展,高估值、高溢价、高商誉并购成为普遍现象,而并购标的经营绩效未达预期导致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案例更是层出不穷,给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带来了不利影响。本文试通过浔兴股份并购价之链的案例分析,聚焦商誉减值的前因后果,为上市公司防范商誉减值风险提供参考。     

上市公司商誉风险管理

并购重组是资本市场永恒的主题。高溢价的并购成本,造成上市公司商誉爆发式增长,巨额商誉的减值风险已成为资本市场的"黑天鹅"。     

并购商誉减值如何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近年来,A股市场因公司并购而引发股价泡沫的案例日趋增多,并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09-2019年A股市场发生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并购商誉减值对股价崩盘的影响及其调节因素.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减值具有显著的股价崩盘效应,并且商誉资产规模越大,股价崩盘风险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占比、信息不对称程度、分析师乐观预测误差和投资者情绪,在并购商誉减值与股价崩盘关联中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对于理解并购商誉减值对资本市场稳定性的影响以及防范相关金融风险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商誉减值准备测试与计提问题初探

并购重组是国际通行的公司扩张方式之一,作为世界新兴的经济体,并购重组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主旋律。并购过程中确认商誉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应的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与会计处理成为会计实务工作者经常面对的业务。如何提高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实用性也成为我们面对的财务课题之一。本文通过比较中国会计准则、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关于商誉减值的相关规定,分析我国会计准则关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在实际操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企业和资本市场可能存在的影响,对商誉减值准备确认方法的完善进行初步探讨。     

资本市场开放与商誉泡沫：“一触即破”还是“满而不溢”？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中频繁出现的商誉“暴雷”异象引发了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以2010-2020年的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基于PSM-DID模型探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商誉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强化高管自信程度加剧企业的商誉溢价；另一方面，其引入的境外投资者会优化企业的经营治理，能够遏制公司的商誉减值风险。同时，产业内竞争强度不但削弱了资本市场开放对超额商誉的促进效应，也弱化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商誉减值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境外资本在低信息透明环境与国有企业中对超额商誉的影响更为强烈，而在高信息透明环境与民营企业中对商誉减值施加了更强约束。本文的研究揭示资本市场开放对于企业商誉的影响可能具有两面性，若高管在境外资本的“怂恿”下盲目并购扩张容易导致商誉泡沫“一触即破”，而只有在充分发挥其治理改善效果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到“满而不溢”。     

对我国合并商誉减值问题的思考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并购重组交易规模不断扩大。2013年开始,并购交易更是出现了井喷式增长。在此过程中,很多交易都出现了巨额商誉的计提,不仅涉及到越来越多的行业,涉及金额也逐渐庞大。本文认为,我们应当更加理性的看待合并商誉的问题,对于商誉的计量和确认,也从更多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结合我国目前资本市场的现状和国情,分析商誉减值存在的隐患以及大幅减值带来的后果,希望能给相关机构和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多的建议。     

商誉减值的同群效应研究——基于董事网络视角

伴随我国上市公司持续升温的并购重组行为,巨额商誉减值成为影响资本市场稳定的热点问题。本文从上市公司间普遍存在连锁董事这一现象出发,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董事网络视角探究企业商誉减值计提行为的同群效应,并进一步研究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商誉减值计提同群效应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同一董事网络中的企业商誉减值计提行为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这种现象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网络中心度高的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同群效应,信息学习效应是董事网络内商誉减值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大股东治理、高质量内部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分析师关注等内外部治理机制减弱了商誉减值的同群效应。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应加强同群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合理性的审查和监督,同时引导企业提高并购决策效率,合理控制并购溢价,从源头上避免商誉“爆雷”问题。     

商誉泡沫现状及对策研究

企业并购产生的商誉泡沫及其一次性重大减值处理是当前企业面临的金融风险要素之一。随着我国上市企业并购活动的愈演愈烈,合并方在并购后的商誉泡沫现状日益突出,所以,并购后的商誉减值成为财会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文从商誉处理的现状出发,通过研究商誉的确认、初始计量以及后续计量等各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案例,提出了确认商誉价值和把控商誉风险的一些对策与建议,进而为防范商誉泡沫、降低其减值风险提供参考。     

融资融券与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基于双向交易机制视角

基于我国证券市场2010年实施的融资融券制度,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检验了融资融券制度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融资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具有促进作用,但融券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则具有抑制作用;(2)进一步发现,商誉泡沫形成是融资与融券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的作用渠道,即融资交易会加剧商誉泡沫、导致商誉减值计提增加,但融券交易能够抑制商誉泡沫、导致商誉减值计提减少;(3)国有产权性质、市场化程度、内部控制质量、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减弱融资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的促进作用,也能够增强融券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的抑制作用。本文丰富和拓展了融资融券制度的政策效果与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研究,在推动我国证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这对于如何有效控制并化解并购商誉泡沫及其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机构投资者持股能抑制企业商誉减值异常吗?

随着资本市场商誉规模快速增长,商誉减值异常现象成为一项重要监管议题。本文基于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商誉减值异常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企业商誉减值异常水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区分机构投资者的异质性发现,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是由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驱动的。机制检验表明,管理层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下降是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抑制商誉减值异常的重要途径。此外研究还发现,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商誉减值异常的抑制作用在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好、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情形下更加显著。本文结论丰富了机构投资者作用以及商誉减值的相关研究,对监管部门充分认识机构投资者的作用,以及如何抑制商誉减值异常、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启示价值。     

机构投资者能抑制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吗？——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巨额商誉减值风险是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诱因之一。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风险。分类来看,相比非独立机构投资者,以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及QFII为代表的独立性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商誉减值风险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通过提供并购前咨询服务和改善公司并购后绩效来抑制商誉减值风险。本文研究揭示了机构投资者发挥了有效的监督治理功能,对防范商誉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问题探析——以信息软件行业为例

企业为了发展壮大纷纷选择并购的方式,由企业并购导致的商誉也随之大幅增加,近几年,企业因商誉减值引起净利润大幅减少的事件频繁被曝出,引发资本市场参与者对商誉减值问题的关注。本文主要基于信息软件行业分析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问题,首先通过数据展现近几年热门行业的商誉状况和商誉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再具体分析信息软件行业商誉减值剧增的原因,最后提出防范减值风险的措施。     

关于新形势下商誉减值测试的探讨

为强化商誉减值的会计监管,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提高资本市场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证监会于2018年11月印发了《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文章根据对该文件的理解,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两种情况下的商誉减值测试进行了浅析。     

商誉减值与公司业绩预告行为

近年来,商誉减值引发的公司业绩“暴雷”风险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话题。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商誉减值对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商誉减值提高了公司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积极性,但降低了业绩预告精确度和准确度。机制检验表明,商誉减值通过增加双重代理成本降低业绩预告精确度和准确度;坏消息、卖空机制下,发生商誉减值的公司通过降低业绩预告精确度和准确度以维稳股价的动机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商誉减值降低业绩预告精确度、准确度的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分析师跟踪较少的公司中更显著,在自愿披露公司与强制披露公司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结论对政策制定中防范商誉减值风险、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实证证据。     

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

商誉泡沫已成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隐患,然而关于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却较少受到经验文献的关注。本文以中国资本市场2007-2014年间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商誉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机理并加以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商誉已成为企业承担较高水平风险的重要信号,公司拥有的商誉资产越多,其承担的风险水平相应越高。进一步的考察发现,伴随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和企业成长性的提升,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显著增强。本文不仅丰富了商誉的经济后果文献,而且可为准则制定机构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优化投资者投资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相关问题及建议探析

商誉产生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溢价并购,既不属于无形资产,也不属于一项独立的投资,需要单独进行确认和计量。上市公司溢价收购股权形成大额的商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颇深。正确的认识商誉的定义及其对上市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意义重大。规范商誉的初始及后续计量,避免巨额商誉减值损失的出现对上市公司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针对商誉和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处理意见。     

并购潮背景下上市公司合并商誉计量问题研究

中国证券市场的并购交易自2013年以来呈现爆发式增长,其中蕴含的商誉减值风险也不断加大。本文首先探讨商誉的本质和计量,认为现行会计准则采用"总计价账户论"的间接计量方法计量商誉,是商业价值的主观判断和可靠性、谨慎性等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之间的一种平衡。其次,从扣除商誉前后的资产负债率的变化、商誉减值对净利润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商誉计量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并提出通过合理设置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充分识别无形资产、分步收购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这一风险。最后,探讨了商誉后续计量,从商誉减值测试的困难性、外部商誉内部化及商誉摊销的优点三个方面论述了支持商誉摊销的理由。     

大所审计能抑制商誉减值异常吗？

审计师在资本市场中对企业会计异常的识别发挥至关重要作用。本文以2007-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大所审计能否对商誉减值异常产生抑制作用。实证结果发现，相比经过小所审计的公司，经大所审计的公司商誉减值异常水平较低。经过Heckman两阶段回归、随机样本匹配等一系列方法的稳健性检验，该结果未发生改变，说明大所审计能有效约束客户公司商誉减值异常行为。区分不同类型的商誉减值异常行为，研究结果显示，相比商誉减值激进行为，大所审计对商誉减值规避行为的约束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大所审计对商誉减值异常的抑制效应在信息环境较差的公司更加显著；大所审计可作为机构投资者、内部审计委员会的替代机制，对商誉减值异常产生抑制作用。这些结论拓展了对商誉减值和审计师的研究，对加强商誉减值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决策参考。     

企业合并商誉的减值问题探析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企业合并日趋频繁,由此引发的商誉减值问题突出.本文首先介绍商誉的含义、分类和其会计处理方法,在此基础上分析成为合并商誉减值隐患的会计处理问题以及目前商誉大幅度减值的原因、危害和不良影响.最后,从加强对企业合并的监管和完善商誉的会计核算方法两个方面提出防范企业合并商誉大幅度减值风险的建议.     

商誉披露问题研究

当前,上市公司对商誉会计信息的披露存在披露模糊、不充分、不及时、有效性较弱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通过进行IASB、FASB有关商誉信息披露准则的对比以及基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应细化相关会计准则,细化无形资产与商誉的区分依据并披露业绩承诺的相关事项,在后续计量中实行商誉摊销与减值并行的计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