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困难的原因分析及指导对策探讨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中2亿多人成了农民工。农民工就业困难一直是现实的社会问题。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和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技术进步,农民工就业更加困难。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就业困难的原因分析,提出主要指导对策是:对农民工就业困难情况进行科学分类,制定指导策略;实施多元化职业指导;开展预防性职业指导;提供职业咨询和职业介绍服务;提高职业素质,保证就业质量;提供法律政策咨询,依法维权;指导农民工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协同用人单位和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建立为农民工职业指导的专项制度和队伍等。为农民工就业、就业稳定和职业生涯发展提供全程的职业指导。     

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承诺管理——基于就业能力的视角

改革开放至今，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他们有着受教育水平较高，就业期望值较大、注重精神和情感生活、忍受挫折能力低以及职业选择迷茫的特点。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与企业进行着组织支持与组织承诺的交换。由于缺乏组织支持。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承诺很低，流动率非常大，给企业造成管理混乱的同时也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就业能力体现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心理资本的协同作用。企业应该加强培训、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定、关注健康以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多组织有意义的群体活动扩展农民工的社交圈以提升他们的社会资本；重视心理健康，构建心理咨询渠道以提高其心理资本，通过这些努力，增加组织支持以获取农民工较高的组织承诺，降低流动率。     

困境与对策——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思考

我国农民工由于文化水平较低、综合素质不高和普遍缺乏专业劳动技能，只能从事一些收入相对较低的重体力劳动，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民工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当前受全球金融海啸影响而大量返乡的农民工，要确保他们返乡后的家庭收入与生活水平不下降，其综合素质亟待提高，教育培训亟待加强。在新形势下，需要理顺政府管理体制，完善政策制度环境；建立多元投资机制，整合教育培训资源；落实相关激励措施，创新教育培训模式。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问题值得政府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与社会融合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就业区域稳定性对农民工增强自身"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感和务工城市长居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就业职业稳定率不具有此效应;同时,就业区域稳定性和就业职业稳定率能有效帮助农民工了解和掌握当地语言,但在增进与城里人的关系上则失去了作用;签订劳动合同对增强农民工长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不管是人力资本存量高还是存量低的农民工,就业区域稳定性对他们的社会融合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人力资本存量低的农民工影响程度更大;而就业职业稳定性对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农民工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农民工影响效应则不显著。     

社会和谐视阈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社会地位不高、组织化程度低、社会保障不健全、融入城市困难等问题,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体制、地方政府的城市偏向和自身素质不高,解决办法是关爱新生代农民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人力资本和组织化程度。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调查分析——基于天津、重庆的企业调查数据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就业主体,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是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主力军。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就业问题。为了详细了解他们在就业方面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本文以天津、重庆两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吸纳企业为调查对象,从企业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诌议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随着改革的深化,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逐渐松动,农民可以畅通无阻的进入城市就业,成为农民工。然而,农民工在城市中长期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既不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又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农民工市民化有三个层次的内涵,其中,深层市民化是核心、中层市民化是过程、表层市民化是目的和结果,这三个层次的市民化同时受到制度、政策以及市民态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要积极寻求制度创新,实现农民工与市民平等的就业权,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实现农民工的公平待遇,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正面宣传,消除农民工与市民的心理隔阂,并增加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以提高其综合素质,在充分尊重农民工意愿基础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市民化选择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会医疗保险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各大基础建设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农民工的重要健康保障,医疗保险对于农民工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从新时代农民工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影响因素方面展开研究,从个人因素、就业因素、城乡户籍因素、政策熟悉度及满意度四个方面具体分析当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因素,并提出通过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改革户籍制度、强化对医疗保障法律的实施与监督以及提高用人单位的参保责任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医疗保险参保意愿。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2年河南省问卷调查数据,笔者借助欧洲基金会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况。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总体上不高;Porbit和Ordered Probit模型计量结果表明,职业类型、工会、工资水平、工作强度、加班情况、培训状况等是影响就业质量不高的主要因素。建立通畅的信息传递机制、深入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关系和谐度等有助于他们尽早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和社会融合。     

我国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的Bertrand博弈分析

解决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是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公平面临的重大挑战。文章通过建立城镇就业壁垒的三阶段Bertrand博弈模型,分析了我国城镇就业壁垒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农民工提高劳动技能,其就业需求函数和收入水平随之上升,而城镇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函数和收入水平则会有所下降;如果城镇就业部门对劳动技能设定一个最低下限的进入壁垒,则将造成农民工的就业收入减少,而城镇劳动力的收入不受影响;如果城镇就业进入壁垒过大,将会导致农民工无法在城镇部门就业,进而产生加大城乡收入差距等其他后果。最后,文章提出在制度创新、经济发展和宣传教育等方面着手,消除农民工的城镇就业壁垒,加快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进程的政策建议。     

社会网络层次与农民工工资水平——基于身份定位模型的分析

本文在身份定位模型框架下研究社会网络层次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基于2009年北京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的计量结果,支持了高层次社会网络影响归属该网络的农民工、使得后者工资水平提高的假设;支持了高层次社会网络除了帮助农民工找工作之外,也可以在就业后通过影响行为模式和生产率来提高工资水平的假设。本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平均处置效应处理可能的内生性偏误,结论通过了较为严格的稳健性检验。政府鼓励农民工构建基于城市就业和生活的新型社会关系以及高质量的社会网络,不仅可能提高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和相应的工资水平,而且可能提高整个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     

农民工子女教育与劳动力资源发展研究

农民工子女能否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对国家未来的劳动力素质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认为,应正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把他们看成国家未来的劳动力资源设计社会政策.     

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就业群体,其在城市的社会融入状况是分析其就业质量的关键视角。文章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社会融入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超大城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次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作用最小,说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有利于发挥社会融入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作用。要着力提升大城市、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水平,以及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质量,为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良好的社会融入环境。     

金融风暴对农民工就业的冲击及对策分析

对许多农民工来说,多年来,外出打工已成为他们许多人的生活方式,打工所得是许多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但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部需求萎缩,部分外向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被迫裁员或倒闭．引发大量农民工失业。文章阐述了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冲击和农民工失业后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并提出了如何解决农民工再就业,使之重新获得工作岗位的相关建议。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电子制造业农民工的非自愿失业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电子制造业农民工就业的现状可以概括为：电子制造业产业升级与劳动力素质偏低之间、企业掠夺式用人方式与劳动者寻求自身发展之间以及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与宏观经济调控之间的深刻矛盾。农民工非自愿失业的主要原因是生活成本高、工资待遇低、自身素质低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减少农民工非自愿失业的对策主要有：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构造一体化的就业信息服务体系,提高薪酬待遇等。     

农民工就业资本的身份因素分析

农民工是转型中国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也是一种不同于市民和农民的社会身份。农民工身份对农民工就业资本发挥着直接和间接的消极影响,是农民工公民资格无法充分实现的因素之一。文章基于"差异政治"的价值诉求,提出了提升农民工就业资本的政治策略,即实施"差异政治"。     

中国农民工就业状态的调研

为了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近一年后对中国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笔者的课题组组织学生在全国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从流出地和流入地对农民工就业状态进行了调研。在对农民工就业状态的描述性统计、交互分类分析、对应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农民工转移就业、稳定就业的任务依然艰巨,供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与农民工就业不足将继续并存;农民工权益缺失,距离体面就业、生活和权益平等尚远;化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难点来自政策和社会管理体制上的问题,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作为中长期完善发展政策、机制和推进制度创新的一个核心问题。     

促进农民工就业问题初探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力大军,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大力量。但是长期以来,农民工就业的不充分、不稳定一直是制约农民工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思考,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就业的多种因素,对于目前形势下如何促进农民工就业作了初步探讨。     

返乡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分解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农民工整体就业质量得到改善,但农民工内部出现就业质量的分化.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基于RIF回归的分解法,考察不同分位数条件下,返乡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存在正向的影响,返乡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就业质量存在差异,返乡农民工就...     

从非福利主义分析农民工就业的权利贫困

20世纪70年代以后,福利经济学兴起了非福利主义的研究浪潮。森的非福利主义的研究包括个人生活权利自由和社会生活中个人权利的对策论框架。农民工就业的权利贫困表现自组织型就业导致就业渠道狭窄和流动性就业导致社会保险不足。非福利主义对农民工就业权利贫困的启示是:农民工就业的权利贫困是农民工就业质量不高的表现,影响农民工的幸福感和其子女的自由选择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