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租、政策租与产业集聚：基于科技服务业的研究

促进科技服务业集聚的机制可分解为市场机制和政策机制,前者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提供集聚租,后者提供政策租。集聚租和政策租都能显著地促进科技服务业的产业集聚,集聚租和政策租在产业集聚的不同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基于市场机制的集聚租能够对科技服务业的集聚产生长久效应,而基于政策机制以获得政策租是促进科技服务企业进驻集群的短期诱因。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研究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市场、政府相互作用的结果,需要从企业和政府两方面着手研究其发展战略。在企业层面上,本文结合产业选择基准和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战略;在政府层面上,本文提出了通过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健全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以及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和完善社会服务体系来促进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产业集群政策的比较与分析

产业集群政策是产业集群发展升级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尊重市场和产业集群发展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应发挥政府作用,借鉴集群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全面掌握集群发展和集群政策的真实情况,客观看待集群政策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制定和实施集群政策,为集群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应有的辅助服务,引导和扶持集群发展升级。文章归纳比较了美国、意大利、法国、日本等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政策,分析了我国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集群政策的基本情况,指出了我国产业集群发展政策在服务性、区域性、协调性和操作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制定产业集群升级计划、提高产业集群创新能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群和优化产业集群发展的服务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制定和优化集群政策的建议。     

东西部合作互动、集群迁移与承接策略

产业或企业零散的区位调整或迁移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但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产业调整和迁移已不再是零散的、小规模的进行，而是整体性地、较大规模地展开。由于沿海产业集群在我国经济和外贸中的重要性，这些变化将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成长，同时，对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必将带来新的重大契机。本文根据本地关联性和外向度两个标准将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划分为三种类型，研究发现：高关联、高外向度产业集群，在短期内几乎不存在迁移的可能性；低关联、高外向度产业集群向中西部转移的可能性较小；低关联，低外向度产业集群由于人民币升值造成出口量的下降，向内地迁移可以接近目标市场，节省内销的贸易成本。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也需要有效的政策引导。     

产业集聚的区位效应及其对欠发达区域的启示

研究产业集聚,对于欠发达区域培育产业集群,对于缩小欠发达区域与发达区域的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经济区位理论,产业集聚是区域的区位条件与企业的区位因子藕合作用产生区位效应的结果,我国产业集聚的区位效应包括生产成本效应、衍生或孵化效应、交易成本效应、诱导效应和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与此相对应,产业集聚区域在资源禀赋、历史积淀、制度环境和交易条件等方面必然具备某种或某几种优势。从产业集聚的区位效应出发,欠发达区域培育产业集群关键在于确定集群区位和创造适宜的区位条件。     

整合区域要素与企业集群发展——苏南企业集群的成功要诀

本文从资源、区位条件、历史文化、政策等方面对区域要素整合与企业集群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以苏南企业集群发展的竞争优势和制约因素,提出立足区域要素整合,构建苏南企业集群发展的支持系统、扩张空间、文化与产业互动体系和市场环境体系等对策。     

企业“扎堆”、技术升级与经济绩效——开发区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

开发区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产业空间组织的一种"转型制度"形式,正在经历一个企业"扎堆"向产业集群的转变。本文依据江苏省沿江开发区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检验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产业空间集聚因素与技术升级对"落地"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揭示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企业集聚的性质以及演变为产业集群的趋势。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进驻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政策租",由此导致开发区企业"扎堆"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集聚效应:靠近要素或者靠近市场的好处。企业一旦"落地"开发区,尽管它并不必然与关联企业在空间上集中,但其技术和市场行为必将与当地政府和产业关联要素发生作用,从而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和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因此,在产业转移和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导致"政策租"耗散的情况下,基于开发区的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开发区的非政策性的集聚效应。     

产业集群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及其对策研究

产业集群是市场体系下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一个区域只有在地理空间、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产业特征、技术创新和制度文化等方面满足了相应的条件,才有可能出现成功的产业集群.文章从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和动力机制出发,分析和研究了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并从政府宏观管理的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义乌玩具集群根植性机制的分析

集群根植性是指集群长期积累的历史属性,是资源、文化、知识、制度、地理区位等要素的本地化,是支持产业集群生产体系地理集中的关键因素。本文以义乌玩具集群根植性的六大作用机制为研究视角即：人力资本集聚机制、自然禀赋的促进机制、减少交易费用的实现机制、知识共享机制、制度保障机制和企业家精神推动机制加以研究和阐述。     

宁波市软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区位选择

基于宁波市2006、2010、2014年软件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研究的空间单元,探讨了宁波市软件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特征。进一步,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验证影响宁波软件企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比较其对基础软件企业、应用软件企业及其他软件企业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截至2014年,宁波市软件企业的区位选择表现出"两心·一带"的空间分布格局,但产业集聚中心位置从中心城区向郊区转移,2006年之前宁波软件企业主要集聚在市中心海曙区的江厦街道和南门街道,之后以鄞州区的梅墟街道和首南街道为集聚中心,呈现典型的郊区化集聚格局。区位通达性、集聚要素、政府政策对软件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应用软件企业受区位通达性、办公楼条件及产业基础的影响明显大于基础软件企业和其他软件企业,而基础软件企业和其他软件企业对软件园区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等政府政策则更为敏感。     

基于企业家成长的地方产业集群战略

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是市场机制,培育和善待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家群体,是产业集群战略的起点和突破口。企业家的成长,不仅具有经济学的意义,而且具有社会学的意义,能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地方政府基于企业家成长的产业集群发展战略,重在夯实产业集群的微观基础、激活企业家的创新功能、优化企业家的生存环境。     

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组织环境研究

创意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除了依赖于系统组织内部各经济主体的互动作用和协同创新效应外,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促进其发展的外部动力要素,这些动力要素构成了促进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生态环境。政府应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体系,构建促进创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融资体系,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措施,为创意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适宜的生态环境。     

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的内涵和属性分析

基于区域产业集群发展形成的产业集群整体品牌现象，宜采用“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简称“区域产业品牌”）概念术语。“区域产业集群品牌”不同于“区域品牌”、“区域产业集群品牌形象”。区域产业集群品牌具有区域俱乐部型公共产品、区域共有产权和区域标识性知识产权等属性。     

Land use rights,market transitions,and labour policy change in China (1980–84)

This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way shifts in property utilization rights in China induced another sequenc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at led to the rise of rural–urban labour migration from 1980 to 1984, a critical period in the country’s market transition. The paper shows that the 1980s’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HRS), which brought family farming back from the communal system, endowed rural households not only with land use rights, but also with de facto labour allocation rights. These shifts in property relations promoted a growth in agricultural market size as well as the emergence of intraprovincial non‐hukou rural–urban migration, which may have made labour retention policies such as the small township strategy ineffective, and may have given the government an incentive to deregulate its subsequent labour market policy.     

产业政策提升中国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提升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方式,而产业政策的有效使用将对这一过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利用2007-2020年中国数字行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四类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信贷支持显著促进了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市场准入则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无明显效果,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异质性和作用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产权、企业规模和企业生命周期方面的异质性作用,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则分别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的方式影响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制定更为精准有效的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政府补贴、产权性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

政府补贴和产权性质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已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采用Wind数据库中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挂牌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科学评估政府补贴、产权性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现阶段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激励作用；②由于企业产权性质不同，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最后，提出完善政府补贴监管制度，营造合理透明发展环境，优化政府补贴政策，确保补贴方案因地制宜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制定更有效的补贴政策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支持。     

国企人的理论假设与制度安排

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主要源于理论假设错误所导致的政府、市场和企业功能紊乱,从而在制度安排上混淆了产权、所有权和所有制的经济功能;特别是基于错误理论假设的刚性一元化意识形态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改变理论假设前提,重构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在制度安排上确立国有产权的各类交易主体及其所有权,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去除僵化的模式．这三大方面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税收的本质:政府行使企业国家间接物质产权的报酬

从产权角度考察,在公共环境被投入企业的过程中,政府以转让公共环境产权为代价,换取企业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含征税收权),而不是政府单方面向企业转让公共环境的使用权,以换取征税权。政府客观上占有辖区内任何企业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税收取决于政府行使国家间接物质产权的实际绩效,受公共环境的质量与数量,以及政府执行国家间接物质产权的能力与行为的影响。因此,税收的本质是政府以政治权力为手段行使企业国家间接产权的报酬。     

退耕还林:私人承包与政府规制

本文在一种委托—代理框架下研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激励不相容问题。文章首先探讨了退耕还林私人承包的社会理性。然后 ,文章给出了一个双重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解释市场冲击如何会使农户的自利性经营行为偏离社会生态目标。接着 ,文章以陕西省退耕还林现状为研究背景对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的激励不相容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经验分析。最后 ,文章从政府规制的角度提出了若干公共政策建议 ,以期提高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效率。     

产业集群品牌知识产权的商标保护模式探讨——以“浏阳花炮”为例

产业集群发展到成熟阶段所形成的集群品牌，是知识产权领域中一种新型标识性知识产权。集群品牌的俱乐部产品、共有产权等特殊经济属性，决定了政府组织、行业协会组织等公共经济主体是集群品牌知识保护的真实主体。将集群品牌注册为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是从法律上保护集群品牌知识产权的有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