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造成负面影响,改变了居民的膳食偏好,这些变化均对农村家庭食物消费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分析疫情对居民膳食消费影响的理论框架,并结合江苏省2019年与2020年两年农村家庭跟踪调查数据,分别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和Poisson模型与归并最小绝对离差法(CLAD)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家庭的各类食物消费数量与膳食质量(多样性与膳食偏离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偏好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双重作用下,农户大部分食物消费量(谷类和奶制品除外)均显著提高;但膳食消费量的提高并未改善总体膳食质量,受疫情影响,农户总体膳食多样性水平下降,且食物实际摄入量与推荐摄入量的偏离程度进一步扩大。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新变化

本文利用最新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分析2013—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新状况,使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讨论农村收入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2013—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显著增长,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呈现一定的扩大趋势。市场化收入贡献率下降是农村内部差距上升的主要原因,低收入群体市场化收入增速下降、高收入群体要素回报率上升,导致这一时期农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本文建议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增长。要充分发挥农村高收入群体的作用,带动低收入农民致富增收,并有效缩小农村收入差距。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膳食质量状况是食物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利用人均膳食质量分值（人均DDP分值）及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自1990年以来,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不断改善,但总体水平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不同类型家庭的膳食质量状况具有明显差异。人均收入、人均动物性食物热量摄入量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人口规模、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提高收入水平、增加动物性食品消费量、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兼业程度和缩小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是提高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水平的主要措施。     

上海市居民收入分配报告

上海市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　　1. 上海市居民总体收入差距逐步扩大。据市统计局城市调查队和农村调查队测算，1997年，上海市城镇基尼系数为0.269，农村基尼系数为0.296，分别比1990年上升86%和32%。同时，按十分法对上海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行分析，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从1990年的1404.12元增加到1997年的3468.36元，10%最高收入家庭从1990年的4080.38元增加到1997年的15916.24元，10%最低收入家庭与1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从1990年的2.5倍扩大到1997年的3.9倍。　　2. 工资收入差距逐步拉开。工资收入依然是目前上海市城镇居…     

以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为抓手促进共同富裕：重点、难点与政策建议

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持续扩大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可能会阻碍共同富裕进程，因此提高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程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分析中国农村居民收入长期变动趋势，认为农村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精准识别低收入群体，难点在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本文同时基于浙江省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相关经验，为全国层面通过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出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推动农村低收入居民增收，需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三个方面共同发力，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关键在保障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就业机会，重点在增强无劳动能力人口的收入保障。     

不同收入等级农村居民粮食消费的演变——基于住户收入分布函数的模拟分析

通过收入分布函数分析居民食物消费将更容易理解不同收入等级人群在食物消费数量上的差异。本文利用Matlab软件,基于我国1985—2009年部分年份农村居民粮食消费统计数据,模拟了不同时期我国各收入等级农村居民粮食消费的演变,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收入等级人群粮食直接消费的静态差异和动态变化趋势,研究表明,粮食在居民生活中重要性日益下降,收入因素在农村居民粮食消费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为今后研究食物消费、营养变化和农村贫困等问题奠定更科学细致的方法基础。     

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及传递机制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数据,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及传递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1989~2011年间,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总体较高,表明代际收入流动性整体较低;尽管如此,高收入的子代受父代收入的影响却比较小。第二,从代际收入弹性这20多年的变化趋势看,1997年达到峰值后,代际收入弹性缓慢下降,然而在2011年时,代际收入弹性有所反弹。第三,以子代受教育年限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确实是解释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而以子代职业类型代表的社会资本投资则在农村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要提高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政府需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以保证各个阶层子代拥有公平受教育的机会。此外,政府还需要不断提高劳动力就业市场的规范程度,努力打破劳动力就业市场中的"双轨制"。     

农业机械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农业机械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能够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文章基于199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实证模型检验农业机械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机械化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农村益贫增长与共同富裕：成就、挑战和启示

本文旨在评估我国农村近十年来的收入增长是否益贫并呈现共享发展特征，这对识别中长期内我国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将面临的成就与挑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本文利用CHIP2013—2018年农村样本和国家统计局五分组数据，测度农村的益贫增长指数和共享发展指数。研究显示，“十三五”时期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呈现严格益贫特性，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速快于社会平均增速。然而，新冠疫情等不利因素冲击了农村低收入群体，导致2020年后益贫特性暂时消失。基于共享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也印证了上述发现。进一步分析表明，“十三五”时期低收入群体的造血能力持续提升，通过其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快速提升，分享了经济发展成果。上述结论在展现成就的同时，也揭示了技术变革与全球范围不利发展格局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全新挑战。本文认为，下一阶段我国仍要继续积极探索有效“提低”路径，以益贫增长和共享发展理念持续推动共同富裕。     

农村居民收入和收入差距对健康的影响分析——基于医疗服务配置与利用视角

本文利用1991—2008年的统计数据,以医疗服务配置与利用为视角,通过构造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会通过农村医疗服务来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但改善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均会对农村居民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更多影响的是农村医疗服务的利用,而城乡收入差距更多影响的是农村医疗服务的配置;目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农村居民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正面影响。     

农村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农村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广东省1985—2010年数据，重点分析了农村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可看出，从农村居民的劳动力文化和收入结构的比例情况看，农民教育对农民收入结构有着明显的影响，随着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农民倾向于向非农行业转移。从农村不同文化程度的收入情况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受教育水平组的不同收入水平都发生变化，低教育水平与较高教育水平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即高受教育水平人群收入增长速度快于低教育水平组。     

辽宁省农村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情况及对策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辽宁省居民收入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 ,在进行了长达 2 0多年的改革以后 ,人们发现 ,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和各阶层间差距比较大 ,甚至趋于扩大。本文仅就农村内部不同收入阶层收入的增长变化情况分别进行分析 ,通过分析对比 ,找出各阶层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 ,并进一步分析其原因及解决的对策 ,使农村各阶层的收入分配逐渐趋于合理。一、农村内部各阶层收入变化情况改革开放以来 ,辽宁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但是收入差距也随之逐渐拉大 ,出现了高收入阶层。收入最高的是农村私营企业主阶…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多维透视:1989—2009

本文利用1989—2009年CHNS调研数据,从多维度的视角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进行分析发现:除了2000—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流动性呈现出不断下降且趋于稳定的态势,这意味着当前农村居民改善自身收入地位的机会大不如前,农村社会的收入分层结构日趋僵化稳定;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绝对流动性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特征;收入流动性对农村居民的长期收入分配起到了改善作用,同时这一作用具有全局性,而不仅体现在特定类型的农户群组中;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群组的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非农业户、沿海地区的农户群组的收入流动性相对较低。因此,要为农村居民营造公平正义的发展机会和环境,形成自由顺畅的相对收入流动机制,逐步改善收入分配关系。     

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目的 优化乳制品消费结构、推动消费方式多元化发展,能够在保持消费总量稳定增长的同时,多途径提升乳制品消费水平,加快乳制品消费转型升级,助力居民营养健康。方法 文章利用2009—2018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的影响,并着重讨论了城乡之间的因素差异。结果 （1）收入增长可显著提升城乡居民乳制品消费量,在利用IV-Hekit模型克服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2）收入增长可通过丰富乳品消费种类加快乳品消费结构升级、增加乳品消费频次形成结构化膳食两条路径增加乳制品消费;（3）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量的正向作用更明显,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种类和消费频次的提升作用约为农村居民的两倍。结论 增加城乡居民对乳制品的消费,需引导居民形成多元化健康饮食方式,带动乳制品加工营养化高值化,推动地方特色乳业发展;强化乳制品消费引导和配送体系建设;组织实施低收入人群营养改善计划,保障弱势群体食物基本供给和营养不断改善。     

基于LASSO方法的四川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影响因素探究

[目的]农村居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其食物消费和膳食结构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四川省是我国西部农业大省,其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和膳食结构在中国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分析四川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改善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和推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抽样,选取四川省3市3县(区)156个农户,开展食物消费支出及营养认知问卷调研,采用LASSO方法对调研结果进行回归,筛选出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的关键因素。[结果]在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中,家庭食物营养决策人的营养态度、家庭收入和决策人年龄与家庭食物消费支出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决策人的营养态度相关系数最大,达到0.886,家庭收入和决策人年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43和0.011;而在家就餐人数与食物消费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20。[结论]影响四川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主要有决策人的营养态度、家庭收入、在家就餐人数和决策人年龄;其中,决策人的营养态度是四川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主要因素,且存在正相关,即决策人营养认知水平高对农村居民膳食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也表明营养知识宣传及消费引导的重要性。     

湖北省农村低收入人群生存现状

一、低收入人群构成情况湖北省地域广阔,各地经济发展状况较大,各地政府对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标准的制定也存在一定差异,由此而产生的低收入群体占农业人口比例也存在一定差异。由实地调查的总体情况来看,乡村及县一级农村居民中,低收入人群占农业总人口的比重在79.5%-91.3%之间。如利川县各村的收入人群划分情况,高收入人群划分标准为2000元/月及     

食物价格变动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2—2007年中国592个国家扶贫重点县所属20个省份的农村数据考察食物价格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分别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农村居民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作为门槛变量,考察在不同区间内,农村居民食物零售价格、农村居民食物消费价格对农村贫困的差异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食物价格对农村贫困有重要影响;农村居民食物零售价格对农村贫困的影响随着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提高呈现出近似倒U型的曲线关系;农村居民食物消费价格对农村贫困的影响随着农村居民食物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增大呈现出显著的区间效应,但始终呈现正向相关关系。     

共同富裕视角下低收入人口界定、测算及特征分析

本文将中等收入下限标准作为低收入标准，根据收入动态变化，将低收入人口划分为持久性低收入人口和潜在中等收入人口。持久性低收入人口指到2035年仍无法达到中等收入下限的人口，根据中增收方案的收入预测，2020年中国农村和城镇持久性低收入人口规模分别为2.53亿人和1.38亿人，分别相当于农村和城镇常住人口的49.57%和15.26%。到2035年，约有0.8亿持久性低收入人口由农村进入城镇，导致城镇持久性低收入人口比例提高到20.41%。利用住户样本数据分析了农村持久性低收入人口不利结构性特征，以及增收和改善福祉面临的困难。针对低收入群体“提低”政策思路是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共享繁荣发展。     

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卫生设施与农村居民健康

本文运用Grossman模型,阐释了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农户环境卫生设施影响中国农村居民健康的中介效应,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该中介效应进行了依次检验和Sobel检验。研究表明,存在以农户环境卫生设施为中介变量的显著正向中介效应;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各个维度,农户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在不同性别及收入群体间存在差异;男性和低收入群体,存在收入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而女性和高收入群体存在家庭经营范围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相对男性和高收入群体而言,教育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女性和低收入群体健康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通过改善农户环境卫生设施提升农村健康人力资本,应根据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实施差异化政策。     

外出从业收入核算方式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7年CHIP住户调查数据,根据农村家庭外出从业成员的不同界定方式,讨论了不同的外出从业收入核算方式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纯收入核算实践过程中,各地对农户成员外出从业收入的核算方式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外出户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将核算方式统一调整后,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也会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略有上升,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及全国收入差距有所下降。因此,在农户成员外出从业收入核算中,需要选择统一而合理的核算口径。这对于准确估算农村居民收入和分析收入分配状况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