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者补贴政策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基于玉米省级面板数据

目的 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实施使粮食价格由政府干预转为市场供求关系引导,但此政策的实施对粮食安全产生的具体影响还没有确切结论。基于此,文章意在分析生产者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数量及质量安全的双重影响。方法 选取了2010—2020年8个省份玉米生产相关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建立模型,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后对提出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1）生产者补贴政策有效促进了粮食增产,但对粮食提质效果甚微,即该政策使玉米的人均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显著增加,但对玉米收获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2）生产者补贴政策对种粮农户数量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减少了农业劳动力供给;同时,此政策对农业机械化水平产生正向效应,种粮农户增加了对玉米种植生产要素的投入。结论 为进一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未来粮食政策实施必须在保证粮食数量安全的基础上,更多地指导种粮农户种植优质粮食,不断完善现代化粮食产业体系,在数量质量双层面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增产效应分析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于2006年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旨在促进小麦增产,保障农民利益。为探究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增产效应,在分析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产量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14个小麦主产省1994—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实施能够实现小麦增产1 080.56万t。     

价格支持政策对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机理分析*——以小麦省级面板数据为例

［目的］价格是影响农民生产决策和提高农民种粮收入的关键因素,价格支持政策是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最有效措施之一,通过价格支持政策对种植面积影响机理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为政策效果评价及政策调整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基于理论框架的构建,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借助1998—2016年全国15个小麦主产省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价格支持政策对小麦播种面积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价格支持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农户对价格的预期增加小麦的种植面积; 最低收购价政策对面积增加的政策效应强于之前实施的保护价政策,且在政策执行区预期价格提高带来的面积增加效应显著大于非执行区; 种植习惯对小麦种植面积的影响最大,价格因素是农户生产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结论］价格政策可以作为种植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价格调整应该兼顾农民预期价格的变化,加快构建多元的政策支持体系,采取诸如保险、直补、科研等多种措施,提高我国小麦产业竞争力。     

畜禽禁养区政策降低了中国生猪产能吗——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以波特假说为理论基础,创新性的将跨期选择思想引入环境规制与产业绩效的分析框架,并将畜禽禁养区政策带来的经济效应划分为短期挤出效应和长期补偿效应,以综合考察畜禽禁养区政策对于中国生猪产能的影响以及动态过程.进一步结合2006-2017年673个县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法对上述研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农民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评价与期望——基于河南、辽宁农户问卷调查的分析

本文以河南、辽宁两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全面分析了农民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评价和期望。通过分析发现：样本农户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评价较高，希望补贴标准再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更倾向于按粮食种植面积进行补贴，对直接支付现金的做法认同程度较高；市场价格、种植习惯和是否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是农民在决策种粮时考虑的三个最主要的因素；保护价收购、减免农业税和直接补贴是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最主要的三项政策措施。上述研究发现对于完善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含义在于：坚持直接补贴的“特惠性”、逐步提高补贴标准以及完善粮食市场宏观调控体系等。     

价格支持政策如何影响国内粮食市场期现价格关系——基于玉米和大豆市场的检验

价格支持政策和期货金融工具都是影响国内农产品市场定价的关键因素,二者有何联系值得关注。本文以大豆和玉米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国家临储政策实施如何影响国内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研究结果显示,临储政策通过稳定市场价格预期的方式弱化了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具体而言,从同期价格引导能力看,大豆市场仅存在单向引导作用,临储时期现货价格占主导,改革后则以期货价格引导为主,玉米市场存在双向引导作用,但期货市场引导作用在强化而现货市场的引导作用弱化;从信息溢出效应来看,大豆市场仅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临储时期表现为现货价格向期货价格的溢出,改革后则相反,而玉米市场则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价格支持政策的存在将影响粮食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建议推广农产品期货的同时,加快价格支持政策改革。     

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的影响——基于福建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福建省农户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从农户是否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以及扩大多大种植面积两个方面探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是否扩大水稻种植面积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农户从集体承包的耕地面积,而农户从集体承包的耕地面积和对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评价对农户扩大多少水稻种植面积具有显著影响。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可以同时实现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环境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应对这种变化,政府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思路,要求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而且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文章中使用2003～2015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森林资源存量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发现我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在这一领域已实现了"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共赢。     

要素市场扭曲对农业化肥投入效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大量施用化肥提高了中国农业产出,但长期存在的化肥投入低效问题也加剧了农业污染,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利用1998-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文章对化肥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分析其对中国农业化肥投入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化肥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在时间上总体呈上升趋势,且空间上存在差异性,与中部地区相比,东部和西部地区扭曲程度相对更高;中国农业化肥投入效率也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在空间上呈现东部高、西部次之、中部低的分布格局,且这一格局与化肥投入强度之间不存在必然性;尽管化肥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对中国农业化肥投入效率存在负向显著影响,但其造成的化肥投入损失并不高,在相对值仅占化肥无效率投入总量的2.4%。因此,解决中国农业化肥投入效率低下问题不能仅靠化肥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作用,而应寻求其他更有效的途径。     

建设用地管控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基于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土地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考察建设用地管控对地区技术效率的影响,为完善高质量发展下的土地调控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随机前沿模型、综合绩效评价、经济计量分析。研究结果：（1）2005—2017年全国建设用地管控绩效由0.432上升到0.529,经济技术效率从0.368提高到0.529,二者时序上显著正相关;（2）建设用地管控绩效与技术效率地区差异明显,该时期东部地区建设用地管控绩效均值0.532,总体优于中部地区（0.508）和西部地区（0.480）;东部地区技术效率达0.578,优于中部地区（0.537）和西部地区（0.457）,二者空间上高度正相关;（3）综合考虑城镇化率、产业结构、投资水平、科教投入等因素计量分析显示,建设用地管控绩效总体上对技术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土地供应管理在各类地区均对技术效率产生积极显著影响,土地利用管理对东部、中部地区技术效率提升作用显著,以耕地补充为主要内容的土地安全管理、西部地区的土地秩序管理与地区技术效率表现为负向关系。研究结论：（1）日益完善的土地供应管理、土地利用管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做出重要影响;（2）对土地安全和秩序管理的考量应主要基于国家发展安全而非地区层面的经济增长;（3）新时期应加快土地市场体系完善,继续通过土地供应和利用管理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构建,同时统筹地区公平与区域协调发展,落实地方土地安全和秩序管理责任,筑牢可持续发展底线。     

新的“三农”思想体系和政策框架温暖了农民的心——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

笔者与共和国同龄,68年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当了农民,经历了农业学大寨、农村联产承包、农村劳动力大转移、农村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从事农业、农村工作历时四十三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我最想说的一句话     

构建农民合作组织的金融支持新体系的政策选择——基于对新疆的调查

本文通过对新疆农民合作组织的金融支持现状的调查分析,提出要通过政府的引导,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创新,增强其内部融资能力.同时,通过金融制度和组织创新,政府的财政、信贷、税收等政策的扶持,为农民合作组织的稳定、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和保障.     

基于“理性人”假设的农户耕地撂荒行为影响因素——来自2010 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数据挖掘,运用Binary Logistic模型检验并探讨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作为"理性人"的农户,其耕地撂荒行为受到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生产资料费用占总支出比率、农户家庭总支出和总余额、土地流转情况、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特征因素和养老保险制度因素。基于此,研究提出诸如:制定对农村青年劳动力的专项扶持政策,提高农户对保护和集约利用耕地的认知程度,加大对教育、医疗和农业设施的投入,制定差异化的土地流转政策,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等政策建议。     

科技金融政策改善了城市空气污染吗？——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绿色是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科技金融政策通过金融手段助力创新发展，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4—2020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科技金融政策对于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试点政策显著抑制了城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和工业烟（粉）尘排放，且随着政策不断推进，该抑制效应呈现增强态势；（2）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通过提高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路径改善城市空气污染；（3）科技金融政策对空气污染的抑制作用因城市的地理区位、人口规模、科技投入和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认为应根据不同地区禀赋条件，完善地区科技金融体系建设，强化科技金融治理，推动科技企业发展；走绿色发展道路，重视科技创新发展的同时加强对传统行业的环境友好化改造。     

“扩权强县”政策是否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基于四川省县域2004—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四川省2004—2012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通过一个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扩权强县政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检验。结论显示:无论是从短期、中期以及较长期的政策效果看,扩权强县政策对县域经济增长没有显示出促进作用。通过在相对业绩竞争框架下的行为逻辑分析,市内直管县和非直管县间甚至直管县间由于政策推行改变了竞争的制度环境,相互间的竞争激励被弱化,加之市级政府的资源投向非直管县,扩权强县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自然无法显现。     

“新农保”拉近了父母与子女的空间距离吗——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探讨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老年父母与子女空间距离的影响。利用CHARLS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农村老年父母新农保参与行为会促进成年子女劳动力迁移,显著提高成年子女选择县外迁移的概率,农村养老服务供养主体和供养客体间的空间距离在逐步加大,且影响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在稳步提高新农保制度对农村老年人经济保障的同时,国家和社会要更关注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照料问题,不断推动农村公共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谈外冷内热环境下的玉米贸易机会与风险——金融危机和“政策市”下的2008／2009年国内玉米走势分析

与刚刚结束的2007/2008年度相比,2008／2009年度国内玉米市场明显复杂而险峻。2007/2008年度相对单纯地沿着政策节奏运行,2008／2009年度大有不同,对外面临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内又面对着国家政策托市的支撑,外冷内热,且冷热都极为剧烈和直接,市场风险被高度放大。总体而言,2008／2009年度对实体贸易企业和贸易商来说都将是严峻的一年,尤其是非国有贸易和加工主体,贸易机会短暂,     

农民对“养儿防老”观念的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10个省份1000余位农民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2009年对全国10个省份1000余位农民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对养儿防老观念的态度的因素。研究发现,农民个体特征层面的年龄、民族、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其对养儿防老观念的态度,性别、婚姻状况则影响不显著;家庭特征层面的家庭关系、是否有儿子、家庭规模显著影响农民对养儿防老观念的态度,家庭存款则影响不显著;社区特征层面的职业类型显著影响农民对养儿防老观念的态度,农户类型、在社区中的身份则影响不显著;地区特征层面的村地理环境显著影响农民对养儿防老观念的态度,村经济发展情况、所在区位、是否试行了新农保则影响不显著。那些年龄大、健康状况差、为少数民族、家庭关系好、有儿子、家庭为非纯农户、务农和处于山区或丘陵地区的农民,更倾向于对养儿防老观念持肯定态度。     

中央“不得调地”政策:农民的态度与村庄的土地调整决策——基于对黑龙江、安徽、山东、四川、陕西5省农户的调查

本文基于2016年对黑龙江、安徽、山东、四川、陕西5省农户的调查数据,就农民对"不得调地"政策的态度和村庄的土地调整决策以及它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反对承包期内"不得调地"政策的农户占16.4%,反对"不得调地"政策长久不变的农户占39.3%,意味着二轮承包到期后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极为强烈;2011~2016年,约16%的农户经历过土地调整,其土地调整次数平均为1.36次,明显低于已有相关文献提及的2010年前的水平;受"不得调地"政策负面影响的家庭人口越多,"不得调地"政策的受支持程度越低,说明家庭人口变动是影响农民对"不得调地"政策态度的主要因素;农民对承包期内"不得调地"政策的态度对村庄的土地调整决策具有显著影响,持反对态度的农民越多,村庄土地调整的概率和频率越高,反之,村庄土地调整的概率和频率越低,意味着村庄内部土地调整的呼声是村庄土地调整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考虑到受"不得调地"政策影响的农村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可以预见,二轮承包到期后要求进行土地调整的压力会很大,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内,实现长久"不得调地"的政策目标有一定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