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能力、家庭收入、家庭消费和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基于CFPS数据

随着居民数字化能力与收入水平的提升,数字化消费方式对家庭消费产生重大影响。文章基于CFPS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能力显著促进家庭消费,通过提高家庭收入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能力对家庭享受型消费的影响仅在农村家庭中显著,数字化能力在促进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城镇比农村更显著;数字化能力明显促进中老年户主家庭的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吗？——来自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EBM-GML模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提升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稳健且显著地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管理效率在其中均起到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两高”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东部及南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重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价值，促进数字化加速融入能源管理体系；发挥数字化转型优势，赋能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导和监督，推进数字化健康发展。     

金融素养、金融资产配置与投资组合有效性

基于动态最优控制理论模型，运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系统研究了金融素养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的作用及对投资组合有效性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在一定条件下，金融素养能够显著提升家庭资产中风险性资产的配置比重，有助于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考虑了内生性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于风险性资产与金融资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无法作用于国债这类无风险资产；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增加股票与基金的配置概率，有助于实施积极的投资策略，但对消极投资策略不显著；金融素养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投资组合有效性，促使家庭获得更多的超额回报。     

资产专用性是否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20年209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析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从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化转型程度两个层面来看，资产专用性会制约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二，经营风险与可用资源数量在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资产专用性通过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减少企业通用性可用资源，进而抑制了数字化转型；第三，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差。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转型成效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发展，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基于风险决策视角，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管理层薪酬激励水平较低、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且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该研究结论丰富了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风险承受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

商业健康保险对促进消费升级、维护经济平稳运行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大多数研究没有深度剖析商业健康保险对不同消费层次的影响。基于此背景，采用2017、2019年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研究商业健康保险对不同结构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健康保险对发展和享受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从城乡、不同区域、不同收入的家庭进行比较，发现商业健康保险主要促进城市高收入以及中西部家庭消费，但是并没有降低预防性储蓄率。因此，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不仅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带动内需，还可以完善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关联效应测算

研究目标:量化分析中国省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的产业关联效应。研究方法:通过界定、分离与合并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中国30个省份投入产出表各部门数字化和非数字化部分，编制中国数字产业投入产出表，运用投出产出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产业关联效应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对国民经济均有显著的拉动和推动作用，中部地区产业数字化部门是国民经济的龙头产业，而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化部门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小；大多数省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影响力系数及感应度系数的时间趋势均呈交叉关系。中国数字产业属于“投资依赖型”产业；数字经济受出口需求影响较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消费对数字产业化部门的诱发效应及依赖程度整体上大于产业数字化部门，但产业数字化部门受消费的影响程度在不断上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大部分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有显著的就业拉动效应，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制造业税收贡献效应最为显著，产业数字化对各产业的就业拉动效应和税收贡献效应大于数字产业化。研究创新: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分类为基础，构建省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投入产出分析框架；系统、客观...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家庭旅游消费——来自“高铁县”的经验证据

科学评估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于微观家庭福利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匹配2012～2018年县域高铁开通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于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域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本地家庭的旅游行为，相较于“非高铁县”的家庭而言，“高铁县”家庭的平均旅游出行概率和旅游消费金额均明显更高，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不变。机制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带动效应主要通过改善出行条件、增加出行人次、扩大出行半径，以及促进家庭就业和收入增长等渠道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闲暇时间更充裕的家庭而言，高铁开通对其旅游消费的提升作用更强，高铁也更促进了家庭的短期污染规避行为。本文从微观视角研究了“高铁时代”的旅游经济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助力国内大循环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与价值提升

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创新中介效应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创新在该影响中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和股权集中度不同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而行业集中度在二者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中国消费内生动力：收入增长下的涓滴效应研究

深入了解涓滴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促进消费视角下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稳定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利用1992～2016年城镇住户数据构建动态面板，基于欧拉方程和工具变量法，从收入分布视角探讨同一城市内高收入家庭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涓滴影响。结果显示：在可支配收入增长的条件下，收入最高20%家庭消费每增长1%引致中间60%家庭消费增长0.050%～0.057%,中间60%家庭消费每增长1%引致最低20%家庭消费增长0.185%～0.231%,涓滴效应主要从收入高分位向低分位传递影响；通过地位寻求动机下的向上攀比，消费涓滴效应显著提高中间收入家庭的设备品、教育、通信与娱乐用品、居住、食品等消费分类支出和比重，提升高品质消费品的拥有率；促进居民持久收入增长和稳定消费品供给价格是发挥涓滴效应的关键因素，而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会降低涓滴效应的影响。充分发挥居民家庭尤其是中间收入群体的消费涓滴效应，在多重不利环境下激发消费内生动力，有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结构性减税与扩张政府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

为了深入研究不同类型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纳入异质性家庭和细化财税工具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着重模拟分析了不同类型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私人投资、通胀率以及总产出水平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财税工具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对于税收政策，劳动收入税减税能够有助于提升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并调节和完善消费结构；而对于政府支出政策，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张通过刺激家庭消费，引导消费内需有效提升，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管理者能力、企业数字化与内部控制质量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背景下管理者能力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呈现倒U型特征，即当管理者能力处于较低水平时，管理者能力会显著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管理者能力处于高水平时，管理者能力反而会显著抑制内部控制质量。为解决这一悖论，本文引入企业数字化这一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不仅对内部控制质量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且能显著调节高管理者能力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抑制作用。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本文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获取数字化转型数据并探讨其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表现为抑制企业劳动投资过度和缓解劳动投资不足。从影响机制来看，提高创新能力、优化内部控制是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的机制，且呈现出链式中介作用，其中创新能力是关键。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过度招聘、解雇不足以及招聘不足等样本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正向作用均显著存在。该研究结论为数字技术促进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为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效果提供了有力支持。     

“多言少行”的数字化转型会影响公司碳排放吗？

以制造业和重污染上市公司2009—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从不同角度实证研究公司“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会显著促进公司碳排放增加；相比于“少言少行”和“少言多行”，“多言”的数字化转型有更明显的增加作用；相比于其他过程，“多言少行”对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正向影响更为明显；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多言少行”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多言少行”对碳排放的作用受到“言”增多和“行”减少的共同影响，提高政府补助、降低融资约束、管理层短视上升在其中起到了机制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认识到“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的机会主义和潜在风险，为监管部门规范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提供依据。     

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户家庭增收

基于CSS数据库中7031户农户家庭收入问卷调查数据，采用OLS模型、O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显著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在更换变量、选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等检验后，该结论仍旧稳健。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通过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异质性分析发现，东中部地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均通过显著正向检验，而西部地区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各环节生产服务外包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出“劳动密集型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的特征。据此，应持续健全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模式、强化农村人力资本优势、实施地区与环节差异化策略，提升农户采用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水平，以实现农户家庭增收。     

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结构：基于相对收入理论的视角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与2013年的面板数据,本文从相对收入理论的角度检验了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但挤出了生存型和享受型商品消费。与对农村家庭的影响相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城镇家庭的人力资本投入有负向影响,但显著促进了他们的享受型商品消费。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和城镇的低收入阶层、城乡居民间有更多接触机会的群体的影响更大。这些发现均与相对收入理论一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激励了农村家庭不断追赶城镇家庭,当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时又激励了城镇家庭进一步提升与农村家庭之间的差距。研究还发现,政府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可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家庭食品衣着消费的挤出,且不会挤出农村家庭的私人教育投入。     

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创新：数字平台能力和环境竞争性的作用

本文从企业动态能力理论视角，探讨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新的作用路径与边界条件。通过调研256名中高层企业管理者收集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化领导力通过提升数字平台能力进而推动组织创新；环境竞争性不仅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平台能力间的关系，而且还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创新间的关系，即企业外部环境的竞争性越强，数字化领导力对数字平台能力和组织创新的正向作用也越强；环境竞争性对数字平台能力的中介作用具有促进效应，即环境竞争性越强，数字化领导力通过提升数字平台能力对组织创新产生的正向作用也越强。     

“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PSM-DID的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会通过人口结构的改变,对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结构产生影响。基于经典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后,家庭消费倾向及其消费结构是否发生显著改变。研究发现：一方面,“全面二孩”政策并未显著提升或抑制家庭消费倾向。另一方面,政策的调整促进了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尤其对城镇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其中生存型消费占比下降,发展型消费占比上升。     

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新的发展动能，但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至今尚无明确的论断。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文本数据挖掘的方法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降低代理成本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因此，企业应积极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打造多元协调的治理平台，营造开放共享的公司治理环境；政府应加快出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扶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     

家庭消费与居民幸福——基于CGSS2013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的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计量模型,从实证的角度重点考察家庭各项主要消费以及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居民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幸福效应的强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汽车消费、餐馆聚餐、家庭人均年收入、住房消费,而高档耐用品消费、品牌商场购物对于居民幸福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分区域、分户籍的分析说明了消费结构的差异性对居民幸福的影响。基于此,研究认为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共同作用才能产生更好的更持续的幸福效应,并且提出从消费观念和模式来控制"幸福成本",本文为政府逐步引导和改善居民消费水平、增进居民幸福感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