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新成员国会不会发生区域性货币危机——与1997年东南亚的比较分析

当前中东欧地区的欧盟新成员国已经深爱金融危机的影响,通过与1997年东南亚国家汇率制度的比较可以发现.欧盟新成员国发生区域性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较小,但部分国家的汇率制度在防范货币危机方面处于被动地位.在经常账户方面,欧盟新成员国的贸易赤字主要集中在欧盟内部,经常账户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同样较小.从这两方面来看,中东欧的欧盟新成员国不会发生区域性货币危机,但需要欧盟给予强有力的外部支持.     

资本流动、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的实证分析——以东亚货币危机为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空前发展,货币危机此起彼伏,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货币更容易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1997年东亚货币危机爆发前,东亚各经济体实行盯住美元的相对固定汇率制.东亚各经济体对日本和美国的特定贸易结构决定了当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度波动时,严格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造成了盯住国家真实汇率的不稳定,继而造成对国际收支的不良影响.国际收支的恶化会破坏投资者对于盯住汇率水平的信心,在资本自由流动背景下,货币投机行为造成了盯住汇率体制的崩溃.因此,资本流动、货币危机和汇率制度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资本流动和汇率制度是货币危机爆发的必要条件.     

从货币危机理论看我国汇率制度的选择

对现行货币危机理论分析后 ,讨论了我国汇率制度的不足之处 ,提出了应改革我国汇率制度 ,使之更具弹性的结论。     

国际货币危机发生与扩散分析

当代的国际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国际货币危机,全面系统分析历史发生的国际货币危机状况,比较其发生与扩散原因,将几种理论综合起来,有助于全面了解国际货币危机机理,避免重蹈覆辙。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美国次贷危机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比较与启示

文章就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与11年后的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原因、表现方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应对措施、对中国的影响等方面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导引出两次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启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启示:1.引导产业结构升级,保持经济发展的连贯性;2.谨慎对待金融自由化理论。次贷危机的特殊启示:1.充分认识金融创新所伴随的风险,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金融创新;2.次贷危机也给中国宏观调控提供了启示;3.建立国际间协调机制。两场危机的相同启示:1.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2.健全金融监管机制。     

步出单一盯住制与亚洲货币的一体化--汇率自动稳定器设计之三

中国加入WTO之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一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笔者提出的汇率自动稳定器已经可以实现人民币对美元中心汇率的自适应,从而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可控性"难题的彻底解决[1][2].二是告别只盯住美元单一货币的汇率制度,实现盯住权重可动态调整的适应"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三是积极推动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过程,首先是实现中国货币的一体化,特别是人民币与港元的一体化;其次是实现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货币的一体化.     

我国金融开放中潜在货币危机的因素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体系中存在一些深层次危机因素，人民币升值压力容易引起货币危机：未被冲销的新币流入市场可能引起通货膨胀；为避免通货膨胀而对人民币大幅升值又可能降低出口的价格竞争力，进而形成贸易赤字；规模庞大的银行不良资产隐含潜在的财政赤字；人民币汇率贸然大幅度升值尤其容易引起资产泡沫等。在逐步放宽资本项目管制的背景下，汇率高估、赤字货币化和经济基本面恶化很容易诱发投机攻击。     

货币危机模型在中国当前的表现

传统的货币危机模型由于前提假设过分简化而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这些前提也许只能勉强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存在.依据我国国情对传统货币危机模型进行修正,通过修改模型框架中的利率平价条件(引入制度摩擦系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货币危机模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当前制度前提下,如果我国受到投机攻击,固定汇率持续的时间可能会因制度摩擦系数的存在而被有效延长,但是制度扭曲的代价却是积累更大的金融风险.     

1929年大萧条与2007年次贷危机的比较

美国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经济衰退,被称为是继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以美国这两次影响较大的经济危机为基础,纵向比较二者的时代背景、政府执政理念、政策应对方式、产生的效果等,有利于深入理解政府行为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次贷危机何以发生——公司治理视角的分析

次贷政策带来了美国经济短期的繁荣景象,然而由公司治理不规范所导致的治理风险积累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中美国公司治理的不规范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治理标准放松、公司治理中存在制度性缺陷、政府对金融机构治理的监管缺位、信用评级机构丧失其外部治理者职能.次贷危机对我国公司治理的启示是:企业应严格按制度行事,不能随意放松公司治理标准;应完善公司治理制度,防止内部人控制;应加强政府监管,尤其是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主权债务危机下汇率与股价的相互关系实证分析

欧债危机后,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中国股市却不断下跌。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汇率与上证指数存在着长期的正相关的均衡关系。人民币升值并没有给中国股市带来好处。从行业板块来看,绝大多数板块指数与汇率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只有钢铁板块指数与汇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汇率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有一定的时滞性。     

我国超额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实证研究——基于“货币滞存”视角的VAR模型分析

选取1991-2010年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货币滞存法”测算我国的超额货币。运用ADF检验、协整检测、格兰杰因果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分析了超额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存在超额货币现象,超额货币对通货膨胀有正向冲击,影响持续时问一般较长。在此基础上,提出冲销超额货币,平衡货币供求,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等政策建议。     

货币流动性对我国资产市场的冲击效应研究——来自1997—2010年的经验证据

金融危机后我国实施了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快速复苏,但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也再度显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流动性与我国资产价格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而脉冲响应函数结果也显示,流动性过剩出现后将伴随着长期的资产价格上涨,尤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脉冲响应较为明显,债券市场的脉冲响应则相对不太显著。     

中美贸易失衡、次贷危机与人民币汇率——基于中间选民模型的政治经济分析

本文基于中间选民模型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了中美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问题.中间选民模型认为,贸易政策是由多数人投票决定的.如果中间选民拥有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率,资本丰裕国家的中间选民将会支持对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征收关税的贸易政策;这些国家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将会导致更加严厉的贸易政策.分析表明,次贷危机的爆发,导致大量美国人失业,大部分人收入相对下降,贫富差距拉大,中间选民拥有的资本劳动比率降低,与原本存在的贸易逆差带来的失业问题叠加,导致其选择更加激进的保护贸易政策.选民的经济利益与政客的政治利益在这里找到了契合点,周期性选举造成美国贸易政策的周期性波动,大选来临时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往往成为焦点问题.     

新重商主义与美国金融霸权的失落——从贸易战争到货币战争

金融危机后国际上依然难以摆脱重商主义治国术,这种理念根植于近代强国之梦身后的重商主义历史。如今,美国新自由主义外衣下,推行重金式的新重商主义政策,并具有金融帝国主义的特征。从早期实施贸易战争到当前的货币战争,债务型的美元信用不断自贬,虽然消融了主权债务并窃取了财富,但也导致美国新重商主义最终走上荷兰式衰落之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衰亡规律,依旧深刻而富有生命力。中国应当摆脱美国新重商主义的纠缠,改进中国出口模式。     

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对数字货币态度与政策的比较研究——基于欧洲中央银行、美联储、英格兰银行与日本银行的分析

在技术革新、全球无现金支付扩张和数字货币出现的背景下,数字货币引起了货币政策当局的高度关注,同时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学界对于数字货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的界定、对货币制度体系的影响与风险防范三方面.经研究发现,相对于私人数字货币,主要经济体的央行更认可自己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各主要央行对法定数字货币的关注点...     

从亚洲经济十年沉浮中浅谈汇率制度的重要性——由《货币战争》与时下经济引发的思考

汇率作为一国对外经济贸易联系的纽带,对一国的国际贸易收支产生着极为直接的影响。而汇率制度作为一国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有力保证,并且对一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而,汇率制度就成为事关一国经济的萧何。1997年,泰铢的连续性大幅度贬值直接引爆震惊世界的亚洲经济危机,成为亚洲经济时至今日的创痛。2008年以来,越南经济急转直下,多项经济指标亮起红灯、股市崩盘,越南盾随美元走势疲软,大量国际资本外逃……亚洲经济再陷惊恐:亚洲经济将再掀新风暴?     

股市价格、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基于中国2000年-200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股票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越来越多的居民投资于股市,股市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学者关注。对我国股市价格波动与作为货币政策重要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市价格对不同层次货币供应量影响程度不同,M1对股市价格影响最大．但反过来股市价格则对M0影响最大,对M1仅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我国的货币政策应密切关注股市价格波动因素的影响,将其纳入必要的监管范围,减少股市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