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遂与未遂的新探索

我国目前刑法理论关于既遂、未遂仍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如犯罪既遂的定义、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表现形式等问题。犯罪既遂的定义应当是一种法律标准;犯罪未遂、犯罪既遂是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表现;而未遂犯、既遂犯是在犯罪未遂、犯罪既遂基础上进一步的判断。     

通过案例浅析贩卖毒品罪停止形态

在如今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贩卖毒品的行为有抬头之势,而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当中对于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未遂认定均存在不少分歧,或宽或严的认定标准都违背了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本文从具体案例出发,深入探讨贩卖毒品罪的犯罪构成,结合理论界对该罪的各种既遂学说和司法实践中的判罚尺度,试分析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以及共犯条件,以期对认定该罪既遂未遂的讨论中提供一些思路。     

论犯罪未遂着手的认定

在我国刑法中，对犯罪未遂着手的认定是比较难以判断的。本文作者对我国刑法中有关犯罪未遂着手问题的诸多观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提出了相关建议；认为在对犯罪未遂着手认定的潍中应该摆脱过于落后、僵化的固定模式，在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     

共同犯罪中的认识错误

刑法中的错误问题既会涉及到犯罪的既遂或未遂，又会影响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共同犯罪由于涉案主体多，人员又有分工，共犯中的错误问题则更为复杂，同时这个问题也与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共同犯罪中错误问题的探讨很有必要。     

论诈骗罪的既遂认定

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诈骗罪的既遂认定问题一直争议不断,现存有:"占有"、"控制"、"失控"、"损失"、"失控加控制"、"控制加数额较大"等诸多学说;司法实践中目前采占有说。然而,司法实践中所采的占有说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各种新型诈骗类犯罪的既遂仍需要具体去认证,刻板地采用占有说明显不足以应对各种新型诈骗类犯罪,因此有必要形成统一认识。通过对诈骗罪本身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分析,以及从法益保护方面来讲,同时结合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认为失控说是诈骗罪既遂认定较为合理的学说,并且对诈骗罪的既遂认定在实务中的运用进行了说明。随着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各种新型诈骗犯罪层出不穷,对诈骗罪的既遂认定也提出了挑战,对诈骗罪既遂的认定必须落实到实务中。     

行为犯既遂探析

犯罪既遂标准分为"行为犯、结果犯、危险犯三类",这种划分是一种理论上的因果倒置,不是因为先确定了犯罪既遂标准,而是某一类犯罪危害结果不同而划分犯罪既遂标准,这种划分在理论具有指导意义。行为犯作为犯罪既遂标准的一种,犯罪构成要件齐备为犯罪完整形态,以"行为完成"作为犯罪既遂标志,以非物质性结果为危害结果。     

数额犯罪部分未遂问题研究

数额犯的本质是通过犯罪数额显现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数额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情节,在我国刑法中,数额不仅包括犯罪起点数额,而且包括法定刑升格数额。由于连续犯和同种数罪在通常属于处断一罪,这就使得累计数额成为必要,但由于多次犯罪行为有的存在未遂状态,计算犯罪数额时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同时犯罪的停止形态也成为变质疑之处,进而导致司法实践的量刑出现差异。以累积性犯罪数额为前提,综合整体既遂说和整体未遂说,可以克服各自缺点,实现量刑公正。     

刑事政策视角下中国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的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对毒品犯罪一直采取高压的打击态势,但毒品的数量、吸毒贩毒人员、毒品犯罪衍生出的社会问题不降反升。自我国确立“严刑禁毒”的刑事政策以来,刑事立法对毒品犯罪先后设置了死刑、量刑时对毒品的含量设置没有明确下限、毒品犯罪的既遂或者未遂形态过于泛化。这一立法模式更是难以应对当下复杂多变的毒品犯罪态势,不论是刑法解释还是补充立法,都有损刑法典的明确性、稳定性、体系性。     

以李某某案件为视角探讨放弃重复加害行为的犯罪形态认定问题

本文以李某某抢劫、故意杀人案[1]为视角,对既具有自动性又具有被迫性的放弃重复侵害行为能否认定为犯罪中止进行分析,意图通过一个生动具体案例来展开对犯罪停止形态的讨论,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回归至生活中真实的案情,带着规范意识投目光于生活之中。本文通过对案情客观事实的分析以及与法院判决的角度对比,结合法律规范的理论背景,从行为人意志原因、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法律性质等角度进行分析论证,以求对既具有自动性又具有被迫性的放弃重复侵害行为是认定犯罪中止还是犯罪未遂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也尽力为该争议问题的解决路径提供思路与想法。     

犯罪未遂的认定研究

在犯罪未遂的问题研究中,犯罪未遂的制度特征是其中重要内容的一部分。意大利理论界在18世纪出现了最早的在犯罪未遂制度,而犯罪未遂制度的处罚制度和概念则是在法国刑法典里第一次记载。到了20世纪的初期,在资产阶级的刑法典中对犯罪未遂制度犯罪进行了广泛的记载。在中国有关犯罪未遂的制度和处罚原则并没有准确的记载。中国的犯罪未遂相关内容在1997年《刑法典》中出现。     

论携带凶器盗窃

当今社会中财产类的犯罪日益严重,其中盗窃罪频发,而且出现了新的盗窃方式,严重影响了社会大众的正常生活。《刑法修正案(八)》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需要,增加了"携带凶器盗窃",并且这种情况被认定为非数额型盗窃。这种修改降低了入罪的门槛,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新规定也存在认定难的问题,为了能够正确、有效的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将针对携带凶器盗窃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包括对"凶器"的认定、对"携带"的理解和关于"携带凶器盗窃"的主观方面的分析。     

论销售伪劣商品罪的“价格鉴定”

司法机关在认定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金额时,为了突出犯罪金额的巨大,往往不顾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律采取强行鉴定的方式来认定犯罪金额,这是不实事求是的。依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销售伪劣商品是否进行鉴定,分别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果对于不应该进行鉴定的案件强行鉴定,不仅在法理上也不能成立,而且会造成同样金额的犯罪,对未遂犯的处罚高于对既遂犯处罚的悖论结果。     

论销售伪劣商品罪的“价格鉴定”

司法机关在认定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金额时,为了突出犯罪金额的巨大,往往不顾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律采取强行鉴定的方式来认定犯罪金额,这是不实事求是的。依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销售伪劣商品是否进行鉴定,分别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果对于不应该进行鉴定的案件强行鉴定,不仅在法理上也不能成立,而且会造成同样金额的犯罪,对未遂犯的处罚高于对既遂犯处罚的悖论结果。     

盗窃、破坏电力设施刑事犯罪问题探讨

近年来,盗窃、破坏电力设施问题在供电领域发生率呈快速上升趋势,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的行为严重威胁着上海电网的安全和电力行业的发展。本文从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犯罪的特点、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犯罪的原因与存在的问题、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和防治电力设施被盗窃、破坏的主要措施四个方面,对盗窃、破坏电力设施刑事犯罪问题进行探讨,目的是开拓思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依法治理盗窃、破坏电力设施刑事犯罪问题提供法律借鉴与参考。     

浅析涉烟非法经营罪未遂的法律认定

近几年,我国涉烟非法经营罪的案件正在逐年上升,但是在烟草运营的司法认定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特别是在涉烟非法经营罪未遂的认定上。本文通过一个案例提出涉烟非法经营罪的问题所在,提出在该犯罪形态认定上的相关内容。     

对安保人员收受财物纵容盗窃行为的定性分析

与犯罪主体相关联的其他人的行为如何认定一直以来都是立法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市场安保人员收受财物,放纵犯罪分子行窃,是应当认定为非罪行为,或以盗窃共犯论处,还是依其他罪名定罪量刑,是案件争论的焦点。该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力求证明将此行为认定为盗窃罪共犯的合理性。     

注重防范价格鉴定风险

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结论是物价部门针对刑事案件的需要,对涉案物品价格进行分析、鉴别、计算后所做的一种结论性意见。鉴定结论作为法定证据之一,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侵犯财产型犯罪案件以及贪污贿案件中。确定了该涉案物品价格是否达到犯罪的立案数额标准．是否为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情节,涉及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的认定,事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和人身自由。在2004年至2006年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并被法院作有罪判决的案件中．有53．25％的盗窃案件的盗窃数额是通过价格鉴定予以认定的。     

论强奸罪的未遂

强奸罪实施行为的两部分构成,即"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式的行为"与"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出发,分析、解释了强奸罪未遂的特点,并从学术研究及实践操作角度对强奸罪未遂的形态进行了分类。文章同时还对强奸罪的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犯罪中止间的区别进行了比较研究。     

盗窃存折案的定罪分析

盗窃是基层人民检察院面临的第一大类案件，盗窃存折亦是经常出现的一类盗窃案件。虽然两高在《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盗窃存折案件的认定和处理作出了相应司法解释，但司法实践的复杂性使得这些司法解释仍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本文拟通过实践案例，对盗窃存折案的定罪进行分析。     

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初探

本文从单位犯罪自首的依据入手，着重对单位犯罪自首认定中应把握的几个问题加以分析，提出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设想，并对单位犯罪自首的认定以及相关处罚原则等问题略抒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