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网络是否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基于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微观数据,本文运用混合最小二乘法研究移民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移民网络对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为非国有控股企业、采用绿地投资方式、投资东道国为发达国家时,促进作用更明显.调节机制检验表明: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制度距离的...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吗

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问题,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2004~2007年386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找到与其可比较的对照组,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投资动机、投资目的国的发展水平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性;在使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和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     

要素市场扭曲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微观证据

利用中国上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要素市场扭曲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通过促进出口快速增长以及引致产能过剩两个渠道显著增强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其增强作用对具有商贸服务、当地生产以及研究开发动机的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当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要素市场扭曲减弱了企业投资学习效应,而投...     

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来自RCEP伙伴国的证据

数字经济与对外直接投资相融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RCEP签署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必要考虑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定量测度RCEP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扩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RCEP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其中培养数字化潜力人才的促进作用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的国家提高数字经济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RCEP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研究有助于优化中国海外投资布局,推动RCEP成员国互利共赢。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VAR模型与脉冲响应的分析

根据中国1981-201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建立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和长期内均能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但其促进作用不大显著,且长期影响较短期影响更显著。并依据实证结果,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从国家政策、产业选择及人才战略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使对外直接投资在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效应的区域比较研究

选取2003~2013年的年度数据,对中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升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相比其他因素其作用相对偏小;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产业升级的作用较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作用不显著,但西部地区的作用相对而言要大于中部地区。     

企业业绩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研究——基于辽宁省的数据检验

为了保持和提高经营业绩,许多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本文利用辽宁省的数据,对省内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业绩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结论认为,辽宁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受短期业绩推动;辽宁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自身长期业绩的提高;为了降低或消除短期业绩波动给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风险,辽宁省政府有关部门应完善相关扶持政策。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员工收入?

本文以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背景,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深入地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员工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并且这种正向的"工资溢出"效应具有持续性而且还是逐年递增的。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显著地拉大了企业内工资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因东道国收入水平、企业经营范围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最后我们还尤其关注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未明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尽管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员工平均工资,但同时也显著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增长,正是由于后者的"生产率"效应部分地抵消了前者的"工资溢出"效应,进而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未能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的影响。     

利润驱动还是创新驱动?——排污权交易机制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采用200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传导渠道及其调节机制.估计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且这一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步法等检验后依然稳健;与国有企业和重污染地区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和轻污染地区企业更易受政策驱动,并且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环境管制严格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尽管排污权交易机制会缩减企业利润,但能有效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故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由二者共同驱动,且创新驱动大于利润驱动;地区环境立法和执法越严格,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研究结论厘清了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企业OFDI的影响机理,对有关部门制定环保政策和合理配置资本有所裨益.     

双向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来自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双向直接投资及其交互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均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二者的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显著为正。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中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小于西部地区,而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则大于西部地区。此外,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投资水平、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出口贸易、资源禀赋和政府支出也都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平衡效应

在传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替代和互补关系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分别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贸易平衡效应及分区域、分行业的贸易平衡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贸易平衡效应尚不明确;中国对不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不同动机,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贸易平衡效应存在差异;中国制造业、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缓解贸易失衡。基于此,可从产业选择和区位选择角度,就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 ——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120个国家的OFDI数据,利用Tobit截尾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ICSID管辖条款在存在征收和国有化风险的情况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与东道国签订的BIT是否生效及BIT内容是否包含ICSID管辖条款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进入的重要因素,但不影响投资规模.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就业效应：基于投资主体和行业分析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长显著,发展迅猛。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通过可获得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和ADF检验,运用OLS方法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主体和具体行业就业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国内就业量有较小的替代作用,但对外商投资和港澳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

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2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有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劳动力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经济增长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现阶段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企业数字化与跨国投资模式选择

企业数字化变革深刻影响了上市公司跨国投资的策略选择。选取2008—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企业数字化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时会以更大的概率选择绿地投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率,进而促进企业绿地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非敏感行业中实施企业数字化更有可能促进企业以绿地投资方式开展对外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

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2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有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劳动力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经济增长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现阶段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工资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

论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工资差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理论分析结论表明,企业追求效率最大化情况下,母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对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负向影响效应,而劳动生产率却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效应。同时以中国为母国,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通过实证计量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了有效验证,理论推导结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基本吻合。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抑制了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劳动生产率优势却促进了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汇率对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不显著;国内资本成本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国外资本成本抑制着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业务;国外真实需求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汇率风险对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税收饶让抵免对涉外投资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为研究双边税收协定中饶让抵免条款对我国涉外投资的影响效应,运用2003~2010年37个国家的宏观面板数据,通过一个简单的实证分析模型分别检验了外国予以我国的税收饶让对外国对华直接投资(FDI)的影响以及我国予以外国的税收饶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饶让明显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但并未发现税收饶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建议在进行双边税收谈判与协定签订时,既要争取外国对我国的饶让抵免优惠,也要积极给予对外投资战略合作国家以税收饶让,从而充分利用国际税收协定,促进国内战略资本的优化布局,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协调。     

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

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创新驱动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科技金融是驱动微观主体创新的重要动力。本文聚焦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事实,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2007-2021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与非试点地区相比,科技金融结合政策对试点地区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政策对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促进作用较强。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财税激励政策有效性及其优化研究

在现有理论分析与假设的基础上,对1985—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重点考察财税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与我国财税激励政策密切相关,财政政策工具的多样化和优惠覆盖范围的扩大为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制度条件;同时,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出口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对外直接投资,因而,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政策驱动型、市场导向型和能源导向型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