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务引资引智工作的“青岛策略”——访青岛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王为达

近两年来,青岛市侨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创新发展思路、突出工作重点,充分利用海外侨务资源丰富的优势,着力做好引资引智工作,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丰硕的工作成果,使青岛侨务工作打开了新局面,赢得了新机遇。     

我国“引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本文从社会财富观念的转变入手 ,从系统论的角度探讨了引智的内涵 ,进而提出了我国在引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即应采取的对策。     

地方政府“土地引资”背景下的FDI挤入挤出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税收优惠空间缩小条件下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而将“土地引资”作为重要招商手段的现实背景,根据中国2004-2007年25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研究了地方政府“土地引资”行为对FDI与国内投资之间关系的附加影响.(1)理论分析表明,在最大化本地产出的目标下,地方政府有激励压低工业地价并给予高效率企业更多优惠,这种干预行为有可能会放大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或挤出效应.(2)实证结果显示,样本期内“土地引资”有效地刺激了当地总投资规模增长.在全国,“土地引资”强化了FDI的挤入效应.在城市群层面,FDI在发达城市有较大的挤入效应,“土地引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在发展水平居中的城市,政府“土地引资”效果最显著,强化了FDI的挤入作用.在其他城市,“土地引资”及FDI对国内投资比重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引资博弈——以日本国际直接投资为视角

东亚是世界上三个主要的地区经济集团之一,所以应加强内部团结以实现共同发展。投资是东亚快速发展和继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彼此之间又存在着吸引外资的竞争。在世界越来越多地对东亚投资的过程中,中国与东盟所占的比重发生了相对变化。相对变化的方式可区分为显性方式和隐性方式。东盟国家采取了多种博弈策略,可以概括为,“内部靠政策,外部靠联合”。而中国的对策主要体现在政策对比和突出优势两个方面,同时中国还要在积极参与“10+1”合作的同时加强与日、韩的合作。     

中国引资领域中的“雁行模式”新解

在传统的“雁行模式”里,中国被定位于“雁队”的“雁尾”,外资的引进主要注入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这种状态制约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文章基于目前引资的缺陷,运用“雁行模式”理论,分析当前中国FDI现状存在的矛盾,提出在国际以及国内各区域间重塑“雁行模式”、优化引资导向,以促进产业升级。     

山西省晋城市引智工作的现状与发展对策

要实现转型发展、跨越发展,首先要实现人才的优先发展,而高层次人才,尤其是科技领军人才和新兴产业创新型人才相对匮乏,必将影响转型跨越发展的进程。因此,大力开展引智工作就成为助推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文章结合山西省晋城市实际,分析引智工作的现状,阐述经济发展对高层次人才智力的需求强烈,探讨引智工作自身发展面临新挑战,针对性地提出引智工作的发展对策。     

从微观角度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引资效应

一、引言 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中国-东盟峰会上,各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确定在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本文从中国-东盟开展经济一体化合作的现实条件出发,从微观厂商主要是跨国公司的角度,设立假设条件,研究中国-东盟的引资效应是否存在。     

市场竞争、东道国引资政策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

在一个两阶段古诺竞争模型基础上,本文研究了东道国引资政策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影响,结果显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技术转移取决于东道国市场竞争程度、本地企业的模仿能力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成本。在东道国企业模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跨国公司低技术的直接投资将损害东道国企业,从而降低东道国的国民福利水平;文章同时研究了市场竞争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东道国来说,维持一个适度有序竞争的国内市场,同时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行有选择地甄别与吸收,比单纯的竞争战略更有利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     

引资优惠竞争一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FDI质量的视角

资本异质性导致同样数量的FDI可能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我国地方政府激烈引资竞争的客观事实,笔者从FDI质量角度出发,使用我国1998年～2008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引资优惠竞争对FDI质量及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旨在获得更多FDI的引资优惠竞争能够提高地区FDI数量,但同时也会降低FDI质量;FDI质量提高能够显著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但引资竞争加剧将弱化FDI质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效应.     

产业结构差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中国—东道国”视角的理论与实证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揭示了母国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差异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ODI)对出口的作用,并从"中国—东道国"视角给出经验证据。在理论层面:基于ODI的四种基本类型,得到了ODI对出口产生替代效应或创造效应的条件;并分别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低级化两个方向出发,论证了无论哪种类型的ODI,随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产业结构差异的扩大,ODI对母国的出口创造效应增强。在实证层面:通过108个东道国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发现中国对东道国的ODI对出口具有创造效应,产业结构差异对出口具有负向影响;但是,随着产业结构差异程度的提高,ODI的出口创造效应增强。宏观层面的经验证据支持了理论分析,而且实证结果对于样本与变量的设置以及计量方法的选择具有稳健性。     

政策性负担、战略引资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

本文通过一个引入战略投资者监督机制的委托一代理模型,对国有商业银行改制过程中,在保持国有股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引进国外大型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表明,引进战略投资者股东,增加对国有商业银行经理人的监督,能够有效提高他们的努力水平,并抑制其以政策性负担为借口的卸责行为.     

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来自欧盟入盟候补国的实证

本文调查了欧盟成员国以及正等候加入欧盟(EU)的8个处于转型经济中的中东欧候补国(CEEC)之间的双边对外直接投资(FDI)．我们从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获得1997年的横截面数据．对外直接投资引资国和投资国的主要特点一旦在双边框架中被确定下来，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利用TiVA数据库2005-2016年46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但存在国家或地区以及行业异质性,表现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不显著;对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强于中低技术制造业;新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作用相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机制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外商技术转移、创新激励与东道国引资政策——走自主创新道路,我们能依靠外国技术吗？

文章在累积创新框架下建立一个附加拍卖的动态博弈模型,研究东道国企业利用外商技术转移实现技术升级的微观机制,以及东道国政府旨在改善社会福利的引资政策。研究后发现:对于核心技术,外商总有激励进行技术封锁;对于一般技术,外商愿意将其技术许可给东道国以赚取垄断利润;东道国企业只有坚持自主创新才能获得技术模仿的机会并最终突破外商对核心技术的封锁;若东道国政府能使外商将核心技术授权给本国企业,本国企业将绕过自主创新从而直接进行模仿创新,若不能有效控制外商技术转移方式但可对仅转移设备等"硬"核心技术的方式采取有效限制,可降低潜在技术模仿成本从而减少东道国激励本国厂商进行创新的补贴成本。最后,文章讨论了我国利用外资推动技术升级的方式。     

双边投资条约是否确实促进了外资增长--BITs引资效果的经验研究

定量分析双边投资条约(BITs)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研究课题。本文详细介绍了研究的进展情况,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研究途径———研究BITs数量与FDI整体流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探讨BITs对缔约者之间双边FDI活动的影响,评论了它们各自得到的结果,并探讨了其中蕴含的政策涵义———为吸引更多的外资,完善内部制度要比缔结BITs更为重要。     

外资质量与引资优惠政策分析——基于博弈论的分析框架

从东道国与外商投资者的博弈行为出发,构建了一个用于分析外资优惠政策调整的动态博弈模型,据此模型得到三个命题:东道国引资过程满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条件,优惠政策的边界条件取决于收益系数、成本系数以及最佳外资规模的大小;优惠政策与投资环境具有反向的替代关系,与外资的最佳规模呈正比关系;低质量的投资对环境的敏感系数要小于高质量投资,低质量的投资对优惠政策的敏感系数要大于高质量投资。并用这三个命题对中国外资政策调整的历程做了解释。     

地区引资的成本-效果分析与投资环境优化

各地优化其投资环境以吸引投资需要成本,引资成本与其所获得的引资效果之间存有一般关系.而这种一般关系曲线在现实中要考虑各地投资环境的先天条件和具体引资操作等因素而对其起点和过程进行修正.对引资所用方式和手段的无差异曲线的分析可为更经济地优化投资环境提供参考.投资环境优化首先需要确定优化目标,它是地区的目标引资项目的公共影响因素和专业影响因素所包含的各方面.投资环境优化措施就针对优化目标来提出,并要综合考虑这些措施所需成本与其所获综合引资效果来实施.     

“快速通关”贸易促进效应的实证分析

在低关税的时代,快速通关很可能是打破贸易壁垒,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从四个方面总结了快速通关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并基于2008-2010年113个国家相互之间的出口数据,使用 Heckman两步选择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快速通关对贸易参与和贸易规模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快速通关可以通过需求偏好效应、成本效应与全球化生产网络效应和遏制日益强化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的负面效应,使得多边谈判所形成的关税降低的效应得以真正发挥。此外,文章还发现,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提升了通关效率与边境管理的透明度,进而提高了国家间的贸易量。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目前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及实施在贸易谈判中主导快速通关的措施或建立条款,打破技术贸易壁垒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