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空间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以及二者关系的异质性,进一步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的增加,该结论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且稳健可靠;数字金融发展对第二产业主导型城市以及“十三五”时期的城市样本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达到门槛值后对碳减排的促进效应更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间的碳排放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本地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其碳减排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本地碳减排。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的发展为实现“双碳”背景下绿色农业提供了可行的数字化路径。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得以实现,存在部分中介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业碳排放强度起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大小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4)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金融的抑制效应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抑制效应最低。本文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和实践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机制、门槛及政策价值

基于2011—2018年间全国28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创业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正向促进作用是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且覆盖广度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带动作用要明显大于其他两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自身发展水平、保险覆盖、传统金融、产业结构跨越相应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而当人力资本跨越相应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减弱.     

消费结构升级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吗？——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分析框架，并探讨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及数字普惠金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消费结构升级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其中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比城镇更强，且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消费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在西部及低收入地区更大；产业结构升级在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消费结构升级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间接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上升。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消费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是逐步增强的。最后文章从大力倡导绿色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从消费与生产两端同时着手实现碳减排，加快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来自中国1869个县域的证据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总体较低,如何依靠内生动力补齐农业机械化短板尤为重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正好为破解农业机械化难题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基于1869个县域数据,运用SARAR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影响的均衡效应和非均衡效应,同时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机械化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路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会受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与其他县域相比,农业落后县、平原县和农业县更容易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受益;数字普惠金融还会以农民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为中介变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此,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应抓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不同区域应依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绿色金融发展提升碳减排效果了吗——基于2012～202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绿色金融对碳减排的支持机制和路径,用熵权法计算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从能源消费角度进行碳排放量测算,从因素分解角度分析碳排放影响因素,然后用GMM法、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减排效果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能源强度、人均收入水平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结构、外商投资水平、对外贸易水平是导致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绿色金融发展对提升碳减排效果具有显著的驱动力,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技术改造、减少能源消耗、优化产业结构方式实现其正向效应;但在经济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减排的推动效应、支撑效果减弱,推动碳减排的正向效应不足以抵消经济高水平发展中能源消耗量的增加,从而对碳减排带来负向效应,导致碳排放量增加。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与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资本—技术—劳动力”分析框架,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该研究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资本供给、驱动技术创新和引导劳动力回流,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发展要素支撑。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程度超过一定水平时,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应加快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优化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环境、加强政策支持、提升农民数字金融素养等举措,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赋能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我国217个地级市的证据

文章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相结合,为深入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提供了新视角。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21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市场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中、小城市以及中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基于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当市场化水平跨越第一和第二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提高市场化水平,有利于“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15—2022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减少农业碳排放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显著降低农业碳排放量,但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农业碳排放量的影响并不显著。相比粮食主产区,非粮食主产区内数字普惠金融降低农业碳排放量的效果更加明显。相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量的抑制效果更显著。为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农业低碳发展的效果,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实施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制造业碳排放——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

以2012—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制造业直接碳排放、间接碳排放和总体碳排放，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金融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中数字金融降低制造业碳排放的效应更强；第三，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降低制造业碳排放，该影响机制在替换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后依然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现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主要来源于数字技术进步，数字技术实践应用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研究为数字金融降低制造业碳排放提供了新视角，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溢出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数字化是时代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将金融体系与数字科技融合，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本文通过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各省的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及更换控制变量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抑制碳排放的重要中介机制，通过推动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来减少碳排放；对中国各省以经济发展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东、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排放量关系显著，中部地区系数为负但不显著；通过对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其中对碳排放表现为负自相关性、正空间溢出性；对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为正自相关性、负空间溢出性。     

数字普惠金融、碳排放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使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进而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区域技术进步;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特别是数字支付服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显著,且该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更加显著.本文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可通过降低区域碳排放,特别是第三产业碳排放来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劳动力回流：促进还是抑制——基于CHFS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以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劳动力回流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控制个人层面、家庭层面及省级层面的特征变量后,对农村劳动力回流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在使用“Bartik”工具变量进行稳健型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随后,在中介效应检验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创业和缩小收入差异对农村劳动力回流产生正向驱动效应。最后,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影响在男性、低技能和健康状况较差等相对弱势群体中尤其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碳排放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使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进而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区域技术进步;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特别是数字支付服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显著,且该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更加显著.本文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可通过降低区域碳排放,特别是第三产业碳排放来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立的影响与机理——来自中国1845个县域的经验证据

在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下简称“新型主体”)创立之间的关系，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4—2020年中国27个省份1845个县的面板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主体创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创立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该结论在控制地区—时间交互固定效应、以“FIGI中国项目”试点构建DID模型等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通过提高农民正规信贷可得性直接促进新型主体创立，还可以通过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间接促进新型主体创立。(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新型主体创立均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大中型新型主体，小微型新型主体更加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主体创立的影响存在县域异质性，地形起伏度小的县强于地形起伏度大的县。本文为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主体创立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稳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产业化的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正成为推动现代消费的重要元素之一.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8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普惠效应有利于促进居民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实现消费结构升级;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都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但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影响金融可及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占比41.7％,而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248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市级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溢出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影响的边际收益增加,在考虑区域差异性后该门槛特征仍然存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创新环境,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梅特卡夫法则”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各地区商业银行的竞争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计算200845条银保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信息构建商业银行竞争指数,实证检验2011—2018年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地区商业银行竞争;消费需求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中介效应;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城镇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运用Probit、T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分别使用主客观金融素养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的主客观金融素养水平来提升家庭养老保险参与的可能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能够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且西部地区最为显著;客观金融素养的中介效应占比大于主观金融素养。基于此,西部地区应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升居民金融知识普及和关注程度,以更好地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满足居民的养老保障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