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女性劳动参与的角度对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给出解释。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同一社区、同一年龄段的其他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作为家庭中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显著增加家庭储蓄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20岁到30岁女性家庭、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和有二孩意愿家庭的储蓄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促进家庭储蓄率增加的原因是,家庭的收入水平显著增加,而家庭消费水平未发生显著性改变。同时,现阶段中国女性劳动参与没有显著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本文为理解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未来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去留之间:流动人口储蓄和劳动决策的分析

流动人口的储蓄率和劳动供给远超过非流动人口.文章利用理论模型和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落户意愿以及居住地资产情况对储蓄和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落户意愿的流动人口会因考虑未来收入下降而储蓄率更多,劳动供给更高,这支持劳动跨期替代假说;而本地无房的流动人口储蓄率更高,劳动供给更多,这支持安家成本假说.流动人口的高储蓄率、高劳动供给行为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原因:子女、父母未随迁的家庭和相对低技能的流动人口之所以更努力工作和更少消费是基于跨期替代,而携子女、父母举家迁移的家庭和相对高技能者则是为了能够解决安家成本以融入当地社会.对于前者,政府可通过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积极促进返乡人员就近就业以及返乡创业,减弱跨期替代的影响;对于后者,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提高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可及性,降低落户限制,则更为有效.     

计划生育政策放松对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基于“单独二孩政策”的研究

中国家庭的高储蓄行为广受学界关注,其中,低生育率导致的家庭代际结构变化是高储蓄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松,这是否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本文使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CFPS数据,借助“单独二孩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城镇家庭生育决策短期内对储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政策放开对降低储蓄率的短期效果十分明显,政策适用家庭相对于非适用家庭储蓄率显著下降3.4%。政策效果的异质性研究显示,第一胎为女孩、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储蓄率下降更明显,符合中国家庭对于子女性别偏好,以及收入对于生育意愿影响的预期。     

家庭结构、生产活动与农户储蓄行为

基于2009花旗-北大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利用GMM估计法,分析了我国农户储蓄行为的特征与成因。实证发现:第一,农户储蓄与储蓄率均随家庭收入增加而上升。第二,家庭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儿童数及儿童-劳动力比对农户储蓄和储蓄率均有正向影响;家庭成员数对农户储蓄率有显著负影响,但对农户储蓄无显著影响;病人和老年人两个维度对农户储蓄和储蓄率均无显著影响,即没有很强的证据支持生命周期假说。第三,生产活动对农户储蓄有显著影响,但对农户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体现在参与养殖业的农户更倾向于储蓄。第四,离最近金融机构的距离与农户储蓄负相关,对农户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农户储蓄及储蓄率的相当一部分波动可由县际差异来解释;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流动性约束会强化预防性储蓄动机。     

房价上涨能够解释中国城镇居民高储蓄率吗?——基于CHIP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考察了房价上涨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上涨不能解释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上升,相反,各产权类型的居民储蓄率与房价上涨之间具有负向关系。对于租房家庭,房价上涨显著降低其储蓄率,没有发现"为购房而储蓄"的现实动机。对于有房家庭,房价上涨会显著降低拥有多套住房的家庭储蓄率,而不会影响仅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储蓄率。商品房家庭储蓄率对房价变动的反应更敏感。     

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

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亟需通过完善养老体系等举措来降低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以提振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伴随着社会养老方式对家庭养老方式的替代，部分研究认为，居民部门储蓄率将明显下降，消费率也将随之升高。当前国家政策和民意调查均表明，未来在我国，家庭养老方式不会被替代，家庭养老方式与社会养老方式可能长期互补并趋于融合，因此需要重新评估养老体系转型对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在经典的OLG模型中引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养老方式并研究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完善社会养老体系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但长期看，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存在，其降低居民储蓄率的效果有限，而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能更有效降低居民储蓄率。(2)上述结论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居民生育意愿增强，子女对父辈的代际转移支出可以长久维持，从而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3)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证实了以上结论。实证分析还发现，我国老年人数量越多的家庭，子女的生育率越高，这得益于老年人帮子女看护孩子而降低了子女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因而家庭养老方式回归更能有效降低储蓄率。由此认为，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金融发展与国民储蓄率:一个倒U型关系

金融发展会同时影响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从而是决定国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基于世界银行1973—200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动态面板回归发现金融发展与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储蓄率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而当金融市场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储蓄率则随之下降。为解释以上实证发现,本文构建了一个家庭与企业均受融资约束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本文证明了金融发展会降低家庭的储蓄动机,同时又会提高企业的投资需求。由于均衡储蓄率由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共同决定,模型蕴含了金融发展与总储蓄率之间的非单调关系。数值模拟显示,本文模型能够解释金融发展与储蓄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     

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一个基于组群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高储蓄率越来越引起关注。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市家庭的收入、消费以及储蓄率进行基于组群分析的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家庭的储蓄行为具有独特性,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此做出解释:其一,各个组群的家庭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其二,年轻组群的高储蓄倾向及其在样本中随时间的比重不断提高。此外,本文也分析了养老金收入对于年老组群家庭收入和储蓄的影响。     

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一个基于组群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高储蓄率越来越引起关注。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市家庭的收入、消费以及储蓄率进行基于组群分析的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家庭的储蓄行为具有独特性,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此做出解释：其一,各个组群的家庭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其二,年轻组群的高储蓄倾向及其在样本中随时间的比重不断提高。此外,本文也分析了养老金收入对于年老组群家庭收入和储蓄的影响。     

数字金融、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

国内居民劳动参与不足、家庭财务风险隐现,发展数字金融能否破局？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从微观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对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与数字金融使用程度的加深,有助于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居民创业、吸引劳动力流动促进居民进行劳动参与,居民劳动参与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另外,数字金融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效应还可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特征的个体、家庭与地区,数字金融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脆弱性的边际效应既存在“数字红利”,也存在多维“数字鸿沟”。本文的结论为优化数字金融发展,利用数字金融来破解居民劳动参与率不足和家庭财务风险激增两大难题提供了政策参考。     

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家庭的数据

本文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1988、1995、2002和2007年的调查数据,利用混合截面和虚拟面板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和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呈现显著差异。农村家庭储蓄率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而下降,但城镇家庭储蓄率却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而上升。根据理论模型,本文发现城乡二元养老保险制度可以解释上述结论。考虑到中国也进入了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进入城镇,同时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我们认为人口老龄化本身不会降低居民储蓄率。     

家庭结构与储蓄率U型之谜

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呈现U型关系,这与生命周期理论预测的倒U型不符,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年龄—储蓄率之谜"。本文为其提供了一个解释:在生活成本高昂、养老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低储蓄率的年轻人(老年人)倾向于选择与他们的中年父母(子女)居住在一起,这不仅拉低了中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还提高了其余独立居住的青年户主家庭和老年户主家庭的平均储蓄率,进而使得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呈现出U型关系。实证研究发现,以家庭为研究对象时户主年龄—家庭储蓄率呈现稳健的U型关系;以个人为研究对象时个人年龄—个人储蓄率则呈现倒U型,与生命周期理论相符;居住成本越高,青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越高;养老体系越不完善,老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越高。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结构的内生选择是"年龄—储蓄率之谜"产生的重要原因。     

非正规就业人员工作自主性与体面劳动感知——情绪耗竭和超时劳动的视角

与正规就业相比较,劳动者选择非正规就业的重要理由是其工作自主性.对于非正规就业人员来说,工作自主性是否能带来体面劳动感知,工作自主性对体面劳动感知影响过程中存在哪些关键变量,学术界尚未有明确的实证结论.基于工作-需求资源模型,本研究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对上述猜想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工作自主性对体面劳动感知有显著正向作用;工作自主性显著负向影响情绪耗竭;在工作自主性与体面劳动感知之间,情绪耗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超时劳动负向调节工作自主性与体面劳动感知之间的关系,即超时劳动越严重,工作自主性对体面劳动感知的正向影响越弱;超时劳动在工作自主性和情绪耗竭之间不存在调节作用.通过对正规就业人员与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对比分析发现,与非正规就业人员相比,正规就业人员工作自主性对情绪耗竭起着显著正向作用,超时劳动正向调节工作自主性与体面劳动感知之间的关系.     

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大样本农户家庭调查资料 ,对决定中国农户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 ,从实际出发构建了一个具有较好解释力 ,且能对各种类型的变量均有所考虑的储蓄模型。研究发现 :(a)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工业化等对储蓄率的上升贡献相当大 ,且为正值 ;(b)在解释区域间储蓄率的差异时 ,文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c)家庭生命周期的“∪”型分布假说被拒绝 ,相反的“∩”型分布被发现 ;(d)当家庭财富与储蓄率的相关关系表现为负时 ,持久收入假说也被拒绝。     

企业异质性、出口对工资溢价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基础，揭示了企业异质性、出口对工资溢价的影响机理。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企业异质性、出口对工资溢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异质性对工资溢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与技术密集度、企业绩效对工资溢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能力越强、生产率水平越高、绩效越好，其工资溢价越明显。(2)出口、出口补贴能够带来显著的工资溢价，工资溢价与出口密集度、出口补贴强度呈倒U型关系。(3)人力资本(员工受教育水平、职称、技能)对工资溢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工资溢价越明显。此外，大型企业、中央直属企业、外资企业、沿海企业均存在明显的工资溢价。这一研究结果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高储蓄率部门特征、成因及对策

对中国总储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率逐年降低,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的不断上升。基于1992-2005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统计数据,本文从部门可支配收入和边际储蓄倾向角度,对我国居民、企业及政府三部门的储蓄率变化进行剖析,同时,建立计量模型对问题的变化原因做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建议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比例,实施减税降负、促进消费的税收体制改革,以及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企业对劳动者支付水平等。     

养老保险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1995年和1999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CHIPS)分析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家庭储蓄率上升的原因。1995—1997年间中国对城镇企业职工进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使得企业职工养老金财富发生变化,这种养老金财富的变化具有外生性,因而这项改革可以作为一项政策实验用来识别养老金财富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储蓄行为可以由生命周期模型解释;养老金财富对于家庭储蓄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这一效应平均为-0.4—-0.3左右;但不同家庭这种替代效应有明显差异,户主年龄在35—49岁的家庭,储蓄率会显著受到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其他家庭这一影响并不显著。     

工业机器人、高技能劳动集聚与地区工业集聚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工业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将高技能劳动和工业机器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讨论二者对地区工业集聚程度的影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工业机器人通过塑造技术比较优势促进中国工业地理集聚;(2)高技能劳动集聚通过发挥马歇尔外部性和促进企业竞争推动区域工业集聚;(3)基于工业机器人与高技能劳动的互补效应,地区工业机器人渗透水平越高,高技能劳动集聚对工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越强。在异质性检验中,工业机器人与高技能劳动交互带来的工业集聚作用更多发生在技术制造业密集地区、高学历地区和老龄化地区,而地区财政干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二者交互的工业集聚效应。进一步门槛检验结果显示,二者对工业集聚的交互效应在2012年前后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使高技能劳动集聚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关于工业机器人渗透程度的显著门槛特征。为此,建议更多关注智能技术与高技能劳动的互补关系,在技术上鼓励开发“人机交互”的协作机器人,在教育上扩张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专业的招生规模。     

老年低消费的解决之道：从消费—劳动“双低”到“双高”均衡

中国微观和全球宏观数据显示,老年人口的储蓄率论有所偏离,意味着老龄化会进一步导致消费萎缩。文章构建跨期决策模型发现,当总效用不变时,消费可以被闲暇替代,家庭决策存在“低消费、低劳动”和“高消费、高劳动”两种均衡。当对最低劳动施加约束时,老年人会从“双低”均衡转向“双高”均衡。经验证据支持了理论结论：（1）老年家庭的消费—闲暇替代弹性约为3,表明当相对价格变化1个百分点时,消费和闲暇的相对比例将变化约3个百分点。（2）当消费—闲暇替代弹性上升1时,储蓄率上升6.73个百分点。2016—2019年间,老年家庭这一弹性平均每年上升0.86,对应储蓄率每年上升5.80个百分点。（3）在考虑了预防性动机、长寿动机和遗赠动机等竞争性解释后,消费—闲暇替代仍可以解释老年人的高储蓄。总的来说,文章的理论意义在于从消费—闲暇替代关系中解释了老年人消费—劳动的“双低”均衡。基于此,文章认为,释放老年群体劳动潜力,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有利于从“双低”均衡转向“双高”均衡,实现消费和劳动供给双重稳定。     

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失衡——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

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解读了中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高顺差"的成因。研究表明,老年人口抚育负担的上扬降低了储蓄率和外贸顺差,支持了生命周期假说。但是,少儿人口抚育负担的下降却未能抑制储蓄率和外贸顺差的上扬,我们将其归因于代际间的"利他主义"和"内生化的劳动供给",当家庭中子女数量减少时,用于未来教育、婚嫁等目标性支出随之下降,反而刺激了当期消费;在家庭子女数量增加时,父母有可能选择减少支出或者选择用劳动替代闲暇。本研究的政策涵义在于培育针对劳动适龄人口新的消费热点、延迟退休年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