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职务倒挂是否具有“黑色嫉妒”效应?——基于国有企业薪酬激励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

合理的薪酬契约是管理层激励的重要机制之一。本文以2007-2016年A股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薪酬激励中薪酬-职务倒挂安排对企业投资行为和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我国A股国有企业的隐性激励机制的存在,薪酬-职务倒挂并未导致"黑色嫉妒"效应,虽然薪酬-职务倒挂短期内抑制了企业投资水平,但降低的部分主要来自于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同时,薪酬-职务倒挂企业会通过提供就业岗位的形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进一步研究表明:(1)薪酬-职务倒挂对投资水平的抑制主要存在于地方国企;(2)当CEO任期较短时,薪酬-职务倒挂的企业增加投资的意愿较弱。本文结论为国有企业制定合理的薪酬契约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不同市场化进程下高管激励契约的成本与选择: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

在职消费与货币薪酬不同的适用条件,决定了两者作为激励的契约成本的差异。当市场化程度提高时,相比隐性的在职消费契约,货币薪酬契约成本可能减少得更多,因而在契约组合中会得到更多应用。本文使用市场化指数作为替代变量,对上述推论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市场化指数越高的年份和地区,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绝对量均为更多,但货币薪酬契约更多地代替了在职消费契约;在相同年份和地区,被保护行业则会显著地抑制这一替代关系。本文将在职消费隐性契约的特点纳入到契约成本的分析中,为不同激励契约间关系的研究增添了新的重要证据;发现了市场化水平对不同激励构成的契约成本的影响,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在激励契约中,货币薪酬契约对在职消费契约呈边际替代的趋势。     

开放式基金持有人申购赎回行为“收益敏感性指标”的分析

本文首先设计了包含基金拆分和分红因素的净赎回率指标,并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确定了年化收益率作为基金业绩的评价指标.以上述指标为基础,论文构建了我国开放式基金持有人中购赎回行为"收益敏感性指标",进而考察了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赎回异象"是否长期存在,分析了基金持有人的行为方式.研究发现,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赎回异象有减弱的趋势,基金持有人行为对基金管理人的正向激励作用在逐步显现.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研究综述

薪酬契约是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内容,薪酬对管理层行为的激励问题也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2005年,我国上市公司开始实行强制性的薪酬公开制度,对公司高管的激励问题也成为实务界讨论的焦点。本文回顾了已有的国内外文献,从设计薪酬契约制度的必要性、合理性、有婚性等角度进行了评析,希望为高管薪酬的研究开拓思路。     

亲缘还是利益?——家族企业亲缘关系对薪酬契约的影响

本文以薪酬契约为视角,研究亲缘对家族企业起到的特殊作用: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与CEO的亲缘关系能否降低对薪酬契约的需求,亲缘自身能否提供有效激励。本文将上市家族企业CEO按是否创业、是否与实际控制人存在亲缘关系、以及亲缘远近分类,以薪酬业绩敏感性表示契约的激励力度,以ROA与Tobin Q表示经济后果,实证结果显示:实际控制人自任CEO,薪酬契约需求最低,经济后果最好。排除创始人效应,实际控制人的家族成员任CEO,相对于非家族CEO,对薪酬契约的需求更低,会计业绩更好。本文指出亲缘在家族企业中起到的特殊作用是影响契约关系,使得家族企业有别于其他企业,亲缘降低了对薪酬契约的需求,同时亲缘自身实现了有效激励,对公司业绩有积极作用。     

公司社会声望与高管薪酬:公共服务抑或职业声誉

本文基于"隐性—显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探讨公司社会声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9—2017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公司,其高管显性薪酬较低。具体而言,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声誉的民营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平均而言分别比其他上市公司低4.97%和6.30%。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公司声望对我国高管显性薪酬契约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一方面,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可,满足了"公共服务"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从而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声誉较高的民营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利益,符合"以商为荣"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使高管愿意接受较低的显性薪酬。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声望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对高管显性薪酬形成议价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了公司声望对高管显性契约激励的影响路径;同时,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激励机制提供了一定启示。     

晋升预期降低了国有企业薪酬差距吗?

基于隐性激励的视角,本文考察了高管晋升预期对其自定薪酬以及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晋升预期与薪酬差距显著负相关,晋升预期高时,高管会倾向于领取低薪酬,缩小薪酬差距。同时,不同晋升预期类型对高管行为影响有所差异。相对于集团内部晋升预期,政治晋升预期对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更大。而且,晋升预期的行政级别越高,高管薪酬越低,对薪酬差距的抑制效果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晋升预期虽然降低了高管薪酬、缩小了薪酬差距,但并未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也未能激励高管创造更好的业绩。本文从隐性激励视角对高管"零薪酬"现象进行了解释,为进一步完善薪酬激励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晋升预期降低了国有企业薪酬差距吗?北大核心CSSCI

基于隐性激励的视角,本文考察了高管晋升预期对其自定薪酬以及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晋升预期与薪酬差距显著负相关,晋升预期高时,高管会倾向于领取低薪酬,缩小薪酬差距。同时,不同晋升预期类型对高管行为影响有所差异。相对于集团内部晋升预期,政治晋升预期对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更大。而且,晋升预期的行政级别越高,高管薪酬越低,对薪酬差距的抑制效果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晋升预期虽然降低了高管薪酬、缩小了薪酬差距,但并未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也未能激励高管创造更好的业绩。本文从隐性激励视角对高管"零薪酬"现象进行了解释,为进一步完善薪酬激励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自利行为下高管控制权与高管薪酬关系的研究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增长迅速并出现"天价薪酬",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高管在设置薪酬契约时存在自利行为。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从高管自利行为的基础上探讨高管薪酬这一热门话题,提出了高管的自利行为将导致其薪酬随着控制权的提高而增加的假设。本文以2009-2011年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验证,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有效性与高管薪酬研究——基于“有效契约论”与“管理权力论”的比较分析

"有效契约论"把高管激励契约看成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可以协调股东和高管的利益冲突,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管理权力论"则认为,高管对自己的薪酬安排有很大影响,可以利用自身权力以多种方式进行寻租。本文针对高管激励的上述两种假说,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从上市公司设立薪酬委员会的动因、薪酬委员会对高管薪酬安排的影响两方面展开研究。以2001年至2008年深沪两市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如果潜在代理成本越高,公司就越可能设立薪酬委员会,这与有效契约论的预期一致;同时,薪酬委员会的设立增强了薪酬-业绩敏感度。研究结论对健全薪酬委员会制度、有效发挥高管薪酬契约的激励作用以及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基金流量与基金投资行为——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引入基金流量变量,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是否稳定市场这一争议性命题进行解析,挖掘中国基金经理投资行为"异质性"背后的基金申赎行为因素,试图从基金流量引发基金经理资产配置动态调整的视角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是否行为理性"这一重要命题进行重新诠释。在实证过程中,本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对2006～2010年股票型开放式基金季度数据进行估计,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受到基金流量的显著影响,基金持有人行为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具有冲击效应,并直接影响到基金经理的策略选择和资产组合调整。结合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推进中国版"401K"计划,优化基金持有人结构,合理引导基金投资者行为,减小基金异常申赎行为对市场波动性的传递效应等政策建议。     

政府补助、超额薪酬与薪酬辩护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政府补助这一外生变量对高管超额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检验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结果发现,经理人利用政府补助获得超额薪酬,谋取私利;并且经理人还通过提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为其超额薪酬进行结果正当性辩护,以掩盖其自利的行为。上述研究显示,简单地将薪酬与业绩挂钩的契约会受到业绩噪音的影响,降低契约激励经理人努力的效应,这为我国进一步完善薪酬契约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研究——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对民营上市公司而言,管理层权力越大,自定薪酬的动机越强;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表现出与国有上市公司的同质化,即管理层权力越大,薪酬与盈利业绩的敏感度越高,与亏损业绩的敏感度越低.管理层的权力寻租行为削弱了自身的薪酬风险,薪酬契约包含了无激励价值的权力租金,导致了薪酬激励过度和薪酬契约的“真空化”.研究还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削弱管理层权力在薪酬契约制定中的寻租动机,降低管理层的薪酬.     

完善投资基金治理的契约设计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的分析框架,考虑到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和在基金运作过程中表现为负外部性的道德风险,添加了保护性约束条件,针对投资基金进行契约设计,匹配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统一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持有人利益,有效保护了基金持有人利益,完善了基金治理。     

薪酬激励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文献综述

薪酬激励自20世纪初就一直被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文通过相关文献,概括了我国上市公司薪酬激励的现状,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薪酬激励对财务行为和公司业绩的治理效应,并提出了改进建议与思路。     

投资者情绪、经理激励契约与企业投资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激励契约安排的制度背景,把经理激励契约纳入投资者非理性分析框架,就投资者情绪与经理激励契约如何相互作用影响企业投资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高管持股会诱发高管利用投机的股市进行过度投资,而与股价弱相关的货币薪酬没有这种作用,而且经理薪酬的这种作用因企业实际控制人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本研究表明高管持股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具有负面的公司治理效应。     

公司社会声望与高管薪酬:公共服务抑或职业声誉

本文基于“隐性—显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探讨公司社会声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9—2017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公司,其高管显性薪酬较低。具体而言,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声誉的民营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平均而言分别比其他上市公司低4.97%和6.30%。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公司声望对我国高管显性薪酬契约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一方面,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可,满足了“公共服务”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从而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声誉较高的民营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利益,符合“以商为荣”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使高管愿意接受较低的显性薪酬。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声望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对高管显性薪酬形成议价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了公司声望对高管显性契约激励的影响路径;同时,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激励机制提供了一定启示。     

从保护投资者利益角度看当前我国开放式基金治理

一、我国开放式基金治理结构的现状我国开放式基金首先由基金管理人发起,管理人与托管人签订基金契约,向公众招募后正式成立。属于契约型基金,没有董事会等有形机构来行使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它的治理结构主要指的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会计信息在高管激励契约中的作用历来是理论与实务中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国有企业相比,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信息复杂程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外部监督较弱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特征对薪酬契约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     

建立薪酬激励机制会导致高管操纵利润吗？

我国上市公司从2002年开始普遍建立经理人员的绩效评价标准和薪酬激励约束机制,并以公司会计盈余作为业绩指标之一,这一重要机制的实施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影响受到国内外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本文手工收集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评价标准和薪酬激励机制信息,研究建立与会计盈余挂钩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是否会导致高管操纵会计利润。研究发现,建立以会计盈余为绩效评价指标的薪酬激励没有使公司高管更为显著地操纵盈余,而且这类公司对管理层有更为完善的监管和制约机制。研究结果说明完善的监管和制约机制能约束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但也挑战了国内现行的薪酬机制对管理层的实际激励作用。本文不仅为国内薪酬激励研究首次提供了高管绩效评价标准和薪酬激励机制建立的准确信息,而且为国际上薪酬激励负面效应的研究提供我国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