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发生发展的新机理

未来我国的通胀压力是比较大的,特别是随着经济的逐步企稳回升,宏观调控的主要矛盾有可能由稳增长再次转向控通胀2012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消费与生产价格涨幅整体下行,但8月和9月后略有回涨,全球通胀压力仍存。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通货膨胀的发生原因更加复杂,走势判断更加困难,治理难度也更大。2013年全球通胀压力依然较大,消费价格可能再次上涨。     

我国的通胀形成机制:成因述评及全球化的分析框架

当前,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多有争议,虽然各种观点各有侧重,但均强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全球化的视角,构建了一个逻辑分析框架,并将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置于此框架下进行探讨,分别从国内外产出缺口、全球流动性、大宗商品价格、货币供应、资产价格、人民币汇率和要素价格重估等角度,对我国通胀形成因素做了一般性分析,并据此得出了一些结论和启示。     

本轮欧美通胀的起源、治理与启示北大核心

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经历了多年的通胀稳定期后于2022年先后迎来通胀高峰。本文以欧美经济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详细探讨了本轮通胀的形成，以及通胀治理时应注意的问题。影响通胀的因素包括全球供应链冲击、量化宽松及财政刺激政策、扭曲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央行的缓慢反应。两个关键因素影响到通胀治理的效果，劳动力市场的贝弗里奇曲线和日益增加的财政约束。贝弗里奇曲线的外移增加了治理通胀的失业成本，日益增加的财政约束制约了治理通胀的效果。由于供应链压力缓解及需求缓慢恢复等原因，我国出现大幅通胀的概率不大；为及时捕捉通胀预期变化，央行应该对更微观的数据进行监测。     

中国地区通胀的空间特征与人口年龄结构关联性研究——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在人口年龄结构影响通货膨胀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1991-2014年中国内地30个地区面板数据,构造人口年龄结构影响通货膨胀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理论分析的推理结果进行实证检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从全国整体数据来看,少儿人口比例与通货膨胀率存在正相关关系,劳动年龄人口和老龄人口比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负相关关系;从分地区数据来看,东中西部人口年龄结构对通胀的影响略有不同,东部地区通货膨胀率受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的显著性较中西部低,西部地区老龄人口比重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最大。     

全球化将进入更稳健的全球管理新常态北大核心CSSCISSCI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跨境资本流动已经崩溃,贸易停滞不前,只有跨境人员流动仍在增长。尽管当前的金融全球化程度比危机前要低,但称之为"去全球化"并不合适,而应是"更稳健的全球管理"。外国直接投资占跨境资本流动的份额更大;贸易数据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令人担忧;跨境人员流动增速一直超过人口增速;数据、新闻、娱乐等都在互联网上实现了全球共享,且规模远远超过传统的跨境互动形式,数字全球化对增长的影响力比商品贸易更大。全球化只会变化,不会停滞,更不会逆转,全球管理的新常态也将更健康。     

尚未被宣扬的全球化的收益？

如果更深层次的全球化趋势得以逆转，通货膨胀将会卷土重来。     

量化宽松溢出与通货膨胀的回溢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通过构建TVP-SV-VAR模型,分析量化宽松政策溢出背景下中国物价变动的回溢效应。研究发现,中国通货膨胀对美国通胀具有显著的正向冲击,量化宽松政策向中国输出的通货膨胀会通过国际贸易价格传递回美国,回溢强度存在时变差异。对汇率因素在回溢渠道中的作用以及CPI和PPI回溢效应的非对称性、不同行业PPI回溢效应的异质性的研究表明:任何单边的、以邻为壑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可能导致“损人不利己”的双输局面,开展多边合作是未来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外部失衡是否导致了全球化进程受阻?北大核心

全球失衡被认为是引发“逆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但聚焦于经常账户的贸易失衡难以反映真实的失衡状况。本文同时将金融失衡和贸易失衡纳入综合性外部失衡指标,选取1985—2018年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探讨一国外部失衡对其全球化参与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外部失衡的加剧显著降低了其全球化参与程度,进而阻碍了全球化进程,这一阻碍作用更多体现在经济全球化层面。异质性分析表明:外部失衡对全球化的抑制作用在中高收入、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经常账户处于持续性逆差和沿海经济体中更为稳健和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一国外部失衡会通过贸易和金融活动限制渠道引致其“逆全球化”行为。本文研究为探寻和理解引致“逆全球化”行为的原因提供线索,有助于从“贸易调节”和“金融调节”层面合理引导一国全球化参与行为,并为遏制“逆全球化”行为提供相关政策启示。     

关于税收新常态的几点思考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经济新常态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判断,经济新常态必然决定税收工作也呈现新常态。如何认识、适应、引领税收新常态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税收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试从经济新常态、财政新视角、税收新目标三个层次来探讨对我国税收新常态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浅析通货膨胀时期的金融经济

从客观角度分析:金融经济的发展与通货膨胀层面存在着尤为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当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在当前深度就金融经济范畴通货膨胀的影响性做出研究,并针对性施以相匹配的方法举措,对于中国当代金童经济的健康发展安全发展,存在着重要的现实作用意义。     

不断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北大核心CSSCI

2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今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     

新常态下财险公司经营管理的变革北大核心CSSCI

一、问题的提出（一）新常态引领财险公司经营管理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下一阶段的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突出了市场化的导向,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随后,在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全面提出“新常态”的理念。对保险公司经营管理而言,新常态意味着以下三点：一是保险消费形式的转变,过去保险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特征,现在正在向保险需求网络化、个性化、多样化转变;二是组织方式的转变,过去保险公司组织结构具有典型的大一统、科层特征,现在正在向扁平化、专业化转变;三是竞争方式的转变,过去主要靠保费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向差异化、服务化竞争的转变。     

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断加深,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风险和挑战也随之出现,本文结合当前国际形势,以矛盾的视角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应对这一形势的可行性对策。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金融支持北大核心CSSCI

进入新常态后,原有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必须加快增长动力转换。金融系统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必须加快金融业转型,通过构建高效率、广覆盖的金融服务系统,把资金配置给高效率企业,促进大众创业和居民消费,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和支持。     

通胀下将转向的中国货币政策

2月份中国通货膨胀涨幅超过预期,站上了10个月来的新高,让人们对2013年的中国物价产生了些许怀疑。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这跟国内春节期间的涨价有很大的关系,笔者认为,以当前全球化经济形势来看,如果将眼光只是简单停留在国内的话,那未免过于局限。最近,有一条比较重要的新闻被媒体淹没了,那就是中国货币政策的转向问题。中国在2013年面临的通胀压力,不在于这次春节期间3．2％的数据,压力在于未来。这种压力不单来自于自身经济运行周期的问题,更来自于美元泛滥后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经济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的新发展

在当前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经济全球化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带个世界的是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包括经济、贸易、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的变化。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包括资本、劳务、生产资料的全球范围内的沟通和交易,其中必然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往来和交流,以及国际关系的新的发展和走向。在我国倡导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欧亚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的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更多可能,以及建设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新的发展趋势。     

税优型第三支柱养老金建设的经济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动态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引入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考虑通胀因素及收益率影响,厘清了开展税优型第三支柱养老金建设的经济影响机制与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投资收益率是决定税优型第三支柱建设产生正向与更优经济效应的重要因素;降低EET模式第三支柱延迟税率未必产生正向的经济效应,且该政策的效果不是最优的;建设EET与TEE模式第三支柱均可以产生较好的经济效应,但是EET模式在当前中国经济环境下更优;通胀水平如果增长过快,不仅直接影响产出与三支柱年度收入,还通过影响消费与劳动供给结构间接影响产出与三支柱年度收入。     

稳定经济增长需要更为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北大核心

随着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逐渐提上议程,业界也越来越关注其对世界及中国经济的影响。在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作何选择?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日前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上表示,货币政策到底应该是松是紧,主要看三个因素:一是GDP增长状况;二是通货膨胀形势;三是国家金融脆弱性。美国货币政策的趋紧(特别是加息)将对中国执行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很多掣肘和制约。但总体来说,只要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允许汇率有足够的灵活性并且保持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中国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是没有问题的。本刊摘编了余永定教授的上述发言,以对业界关切问题带来启发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