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选取2000—2013年美国与19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贸易与直接投资面板数据研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对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直接投资均有显著的进口扩张效应与出口扩张效应,且直接投资对初级品的进口影响程度显然大于对工业制成品的影响程度;美国对新兴经济体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具有明显的国别差异,美国对不同新兴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具有国别差异的贸易结构效应;美国直接投资对19个新兴经济体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都产生了恶化效应,其中对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要远大于对初级产品的恶化程度。     

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出口产品的经验分析

由于受到出口成本的约束,一些中小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一些间接出口的企业转向直接出口,贸易中介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贸易中介角度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其异质性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改革会降低国外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门槛,弱化贸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使出口国间接出口产品的比重降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通常呈现递减趋势,对于间接出口占比较高（贸易相对不便利）的目的地和出口产品,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等,以2007—2015年中国对近150个目的地出口的约4700种产品为样本的分析表明,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其产品出口额（量）中间接出口的占比,导致中国产品出口贸易中介作用下降。进一步设置若干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虚拟变量,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相对来讲,贸易不便利、收入水平较低、发展水平较低、未与中国签订FTA、不属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样本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中国产品间接出口额（量）占比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需品、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特别贸易关注产品的间接出口额（量）占比在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时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探究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目的地异质性和出口产品异质性,拓展关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二是以中国的出口产品为研究样本,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在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上的异质性表现,可以为新发展阶段贸易中介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策略启示,进而促进贸易中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基于6位数产品的中国出口贸易绩效研究

本文从出口产品竞争力、出口产品多样化、出口市场潜力、出口增长结构以及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等角度,构建了具有微观基础的统计指标,利用6位数产品的微观数据,对1992～ 2011年中国出口贸易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证实了中国出口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也分析了出口贸易存在的诸多结构性问题.中国必须加快转变出口贸易发展方式,积极调整和优化出口贸易结构,提高出口贸易的质量,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效率及影响因素

基于1996—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经验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效率及影响出口贸易的非效率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出口效率得到提升,这主要得益于贸易双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和人口规模的增长;此外,针对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潜力,对贸易阻力非效率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速了全球贸易格局重构,"一带一路"国家在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支撑作用增强。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起一套指标体系,测算出"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分析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除进行总量分析外,本文还分别从要素结构、技术结构、经济用途结构和二元边际结构等方面对中国出口产品结构进行分类,详细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各类出口产品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提升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可以极大促进我国出口贸易流量的提升,并优化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相比,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其中以口岸与物流效率和海关与边境管理对中国出口影响最大。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高技术含量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促进作用显著,表明其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正面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区域差异研究

采用全国1990~2005年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国别与地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于不同国别和地区影响程度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在长期和短期具有差异,短期内的影响程度较小,长期内影响较大。     

肯定列表制度的农产品出口质量提升效应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北大核心CSSCI

以HS编码下6位码的农产品贸易数据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对肯定列表制度对农产品出口质量提升以及对农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具有国别差异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1)肯定列表制度提升了农产品平均出口质量;(2)肯定列表制度对中等收入国家农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速度快于高收入国家,且肯定列表制度没有提升高技术水平国家的农产品出口质量;(3)通过伪造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安慰剂检验支持肯定列表制度的农产品出口质量提升效应及其国别差异性的结论。政策建议需转变以往对《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的片面看法,同时加速国内农业生产方式转型。     

制度距离对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前人研究中国和中亚问题主要针对政治安全和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建设,而研究中国对俄罗斯及中亚五国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则较少。该文首次从制度距离分析中国对俄罗斯及中亚五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文中利用1998-2012年中国对俄罗斯及中亚五国的出口贸易数据,在The Heritage Foundation 所公布的IEE数据基础上,引入制度距离建立中国对俄罗斯及中亚五国的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制度距离对中国对俄罗斯及中亚五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对俄罗斯及中亚五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反腐败和货币自由化制度距离对出口贸易产生负向作用,而投资自由度的制度距离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作用。此外,本文还测算了中国对俄罗斯及中亚五国的贸易出口潜力指数,其值处于0.8～1.2之间,市场属于“潜力开拓型”。     

中国服务业出口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增加值分解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服务业出口中有一定比例来自国外的增加值,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不仅存在“统计幻象”,还可能会误导贸易政策。利用总贸易核算法对中国服务业出口APEC①经济体的增加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率呈现下降趋势;隐含在最终品中的增加值减少,被直接进口国用于生产出口品的中间品占比增加,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正在逐步提升;服务业出口的国别分布呈现出“一头独大”趋势,作为主要出口地的美国占比从1995年的1659%上升至2011年的3441%;服务业出口APEC经济体的结构已经实现了由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     

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EPII-BACI-HS1992微观贸易数据库并运用修正的H-K分解方法,对1995年～2015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一带一路”地区整体还是分产品、区域、国家来看,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增长均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带动实现.产品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扩展边际绝对水平基本处于高位且增幅非常有限;区域层面,除东南亚地区外,中国与其他子区域的出口扩展边际均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家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二元边际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对半数国家的出口增长仍来自集约边际的带动.经济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多边阻力和生产率等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因素.我国应改变现行高度依赖集约边际带动的贸易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推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省际出口贸易、空间溢出与碳排放效率——基于空间面板回归偏微分效应分解方法的实证

为了厘清中国出口贸易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通过建立包含非期望产出、序列DEA的超效率模型,计算了省际碳排放效率。Moran’I指数分析表明,效率呈现空间相关性。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碳排放效率变化的因素以及出口贸易对碳排放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效率随着出口贸易的增加呈现出倒U型曲线特征;出口贸易对可变规模报酬下的省际碳排放效率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工业化等因素对碳排放效率具有负向作用,技术创新对于碳排放效率没有改进作用。     

我国对“迷雾四国”出口贸易潜力测算——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把金融发展指标（变量）纳入到研究框架,对引力模型进行了修正。运用该修正模型,从总量层面测算了我国对“迷雾四国”的出口贸易潜力,发现存在显著差异;从行业层面对出口贸易潜力进行深化分析,将我国出口行业划分成贸易过度、贸易正常和贸易不足三种类型,并针对不同类型提出了发展建议;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对测算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信任、东道国政治环境与中国对外贸易出口

基于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在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统一视角下,探讨跨国信任水平与东道国政治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东道国的信任水平和政治稳定性都是影响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重要因素;(2)信任水平对中国出口额的影响,受到东道国政治稳定性的调节;(3)东道国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     

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变动因素测度分析——基于FTAAP下的战略选择

从分析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总量特征、结构特征等现状入手,选取2003—2013年中国和日本农产品的贸易数据,利用CMS模型从农产品贸易总额和分类农产品贸易额两个层面对两国农产品贸易变动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贸易深受日本农产品市场需求规模的影响,中国出口农产品与日本农产品市场结构匹配性不足,导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弱。并根据结果提出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加强双边谈判,就主要需求的农产品贸易签订双边协议并设立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基于企业性质和贸易方式的VAR模型研究

人民币升值在多个维度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往的文献集中于研究人民币升值对出口总量和不同商品出口结构的影响,忽视了从贸易结构分析人民币升值对私营企业出口占比和加工贸易出口占比的影响。利用2005--2008年间月度数据进行VAR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会减少私营企业出口占比,但在长期内却能提高私营企业出口占比;同时,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会增加加工贸易出口占比,然而在长期内却会减少加工贸易出口占比。     

非正式制度与数字服务出口效率——基于文化距离的实证研究

数字服务贸易是中国数字产业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基于贸易距离分解思路和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讨论双边文化差异对中国数字服务出口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间动态文化距离对中国2005—2019年数字服务出口具有稳健促进作用,且近5年正向作用呈增强趋势;样本期内中国数字服务出口效率均值为0.753,预示集约边际扩展潜力较大,尤其是亚欧地区高收入国家。当前是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机遇期,积极落实已有区域数字贸易便利化措施,协调诸边数字贸易规制自由化谈判,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数字服务出口效率。     

西部落后省份出口贸易发展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通过对贵州省1990年～2010年出口贸易的总体发展状况、周期波动性和贸易竞争力指数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贵州出口贸易21年间的发展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发展滞后;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多数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区域、出口贸易主体和出口地区过度集中,结构均不合理;出口贸易总量整体上升,但有长短期的波动;出口产品贸易竞争力总体不强.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西部落后省份出口贸易发展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通过对贵州省1990年～2010年出口贸易的总体发展状况、周期波动性和贸易竞争力指数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贵州出口贸易21年间的发展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发展滞后;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多数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区域、出口贸易主体和出口地区过度集中,结构均不合理;出口贸易总量整体上升,但有长短期的波动;出口产品贸易竞争力总体不强。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高速公路对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高速公路建设迅速发展。本文利用1997~2014年的中国省级对外贸易数据和海关数据以及交通数据,从基本的贸易引力模型出发,对出口贸易和交通设施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提高基础设施质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显著影响。以高速公路为代表的高质量公路与以其他公路(低质量公路)之间的贸易流量的距离弹性的差异在0.26~0.70之间。对于高速公路建设的内生性问题,使用1958年的铁路里程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处理。作为稳健性检验,分析了一级、二级公路的发展与出口之间的关系,得到相似的结果。结论表明,修建高速公路可以促进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的中国纺织品出口产品质量的实证研究

首先突破传统异质性企业模型的假设,将出口产品质量纳入异质性的表现之中,从而增强该理论工具与中国纺织品贸易现实的契合度;此外,在扩展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出口产品质量参数内生化,分别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因素,同时还发现了中国纺织品出口产品“低端锁定”的原因;最后,在扩展的异质性企业模型理论分析前提下,利用中国纺织品1992—2012年对10个国家出口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进口国的收入、进口国的规模、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以及FDI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纺织品的出口质量升级活动,进而从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角度指导了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出口策略、国际生产和国际融资等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