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碱性是好水的指标吗?

正酸、碱性在化学上以pH值来表示,pH=7为中性,pH7为酸性,pH7为碱性。那么,在水质标准中,pH值指标是如何规定的呢?世界卫生组织对饮用水水质没有具体指标,但附加说明,低pH有腐蚀作用,高pH影响味觉,有肥皂味,为使加氯更为有效,以pH≤8为宜。美国环境保护署饮用水水质标准是,一级水:没有具体指标。二级水的pH值为6.5~8.5。欧盟饮用水水质标准为pH值在6.5~9.5。对瓶装或桶装的净     

投资广州是一个上上之选吗?

一个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劣，决定了这个城市未来的经济前景。 9月9日，广州市常务副市长沈柏年在广州经济全面提速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广州在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上，都有自己的优势。广州要做的是像东京、纽约、伦敦那样的城市，周边有很长的产业带，带动华南、辐射东南。广州的雄心壮志早有体现，广州开发区的“扩区”就是其中的举措之一。今年，广州市将原白云区萝岗镇、原天河玉树村、原黄埔笔岗村以及黄陂农工商公司、岭头农工商公司等整建制地划归广州开发区。广州开发区将在原有的招商引资、发展工业、鼓励出口三大主要职能之外，担负起多功能城市管理的职责，按城市的功能和标准，在新区内大力发展物流、餐旅、酒店等现代服务业。不久的将来，广州开发区将一改“经济功能区”的老面孔，成为既适宜创业发展、又适宜生活居住的新城区，甚至成为广州的城市副中心。 在广州政府着力打造投资环境的同时，投资者怎样看待广州的投资环境？投资者在广州投资又有怎样的体会呢？ 因此，广州开发区将在2003年10月21日在花园酒店举办“中外精英企业管理讨坛”，届时，超过600名跨国企业高层管理者、各国商会会长将云集一堂，探讨广州的投资环境和在华经营之道，而广州开发区将借此良机更深入地了解跨国投资企业，从而更好地实现“一切为了投资者，一切为了企业”的服务宗旨。为此，本刊在本届论坛如开前夕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采访，以期从不同角度描述广州市的营商环境。     

要重视投资项目组织水平的评价指标——等效最大投资周期(EMIP)

<正> 一、讨论的必要性人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指标,来评价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如内部收益率(IRR)、净现值(NPV)、投资回收期(P_t)……等等。以便研究投资项目的经济可行性问题。在这些常见的项目评价指标中,以反映项目综合经济效益的指标为主。然而,投资项目的实施是分阶段进行的,通常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见图一) 由图可见,项目经济效益的提高,应注意项目建设全过程的组织管理,这不仅要抓项目     

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贸易自由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吗?

近10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贸易自由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多人认为，自由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经济发展，因而他们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入自由贸易协定并接受外商直接投资以实现它们的发展目标。本文探讨了在不损失与国家产业促进计划和贸易保护相关的初始经济福利的前提下，自由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够代替国家来推动产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此外，本文还讨论了规制环境的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因素重要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笔者从投资动机的角度研究制度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选取55个东道国、5年275个观测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市场寻求型与战略资产寻求型的企业,我国资源寻求性企业在区位选择上对制度因素的重视程度最低.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和企业自身的原因,我国市场寻求型与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对某些制度因素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首席执行官(CEO)是领导者还是经理人?

关于首席执行官(CEO)的权力与义务一直是困惑中国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问题。如何赋予CEO适当的权力,从而使CEO与所有者目标趋于一致成为这一问题的核心。而中国现实的问题是在法人主体缺位的情况下,CEO往往既充当所有者,又是经营者,这种权力与义务的"模糊"使CEO与所有者的目标难以一致。因此,无论从CEO还是从所有者,都对现行企业管理提出制度上的改革要求。笔者认为,CEO必须通过适当的组织制度来释放和化解这种由于法人主体缺位造成的压力,而建立"透明"的企业内部组织制度是CEO惟一的最佳选择。     

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存在需求影响吗?——一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研究

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途径往往是多样的。本文研究了两类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差异。我们发现,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既存在供给效应又存在需求效应,表现为:货币供给量越大,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越弱;货币价格越低,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越强。同时,货币供给量和货币价格分别对融资约束较强和较弱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产生更显著的影响,从而表明投资需求是在较弱融资约束下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敏感的根本原因之一。进一步研究发现,货币价格对企业投资效率也具有明显的冲击效果。本文的探索为制定具有层次性和针对性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学费:是学习还是投资?——上学就是买知识

<正>见到李磊(化名)是偶然的。9月 20日,本来记者已经约好了北 京交通大学的一名同学,但是因为他 临时有事不能接受采访了。记者在交 大闲溜达看能不能再找一位学生了解 一些学校收费及助学贷款的情况。 “同学,报建筑师培训吧,学费还 不贵。”一位戴着眼镜瘦瘦黑黑的男 生,从一沓宣传单中抽出了一张递给 记者,看起来还有点腼腆。 “你是大几的学生?”记者随口 问到。     

对华投资降低日本就业了吗?——实证与理论再分析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造成母国就业状况恶化的评论曾经甚嚣尘上。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方面的分析结论表明,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母国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而非对华直接投资。     

环保投资能带动就业吗?——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文章利用2004—2013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偏微分方法比较分析了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环保投资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各省环保投资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一个省的环保投资水平受到邻近省份环保投资水平的影响;环保投资对省域内的就业规模具有正向影响;东部地区关于环保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中部、西部地区的并不显著。根据分析结果,政府应该加大环保投资力度,加强地区之间的环保合作以及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社会科学不是第一生产力吗?——关于第一生产力的思考

<正> 《人民日报》(1992年11月30日)发表一位学术界权威人士的文章,该文提出:“一般说来,社会科学不属于生产力的范畴。” 其后,上海《社会科学报》(1993年5月6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社会科学是生产力”是一个值得置疑的论断。     

农业保险是公共品吗?——既有理论的反思与修正

本文梳理了指导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建设的相关理论,着重对在国内流行已久的关于农险是(准)公共品的认识提出了反驳.本文强调了低收入经济中农险市场运行的特殊性,从农业保险能否保障收入以及农险的公共品属性是否可以等同于粮食的公共品属性等两个方面提出了不同意见.本文认为,农险不是公共品,中国农险市场并非市场失灵,而是市场缺失,其原因在于农险制度建设的高昂的固定成本和农险需求的相对不足.据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替代了其他亚洲国家(地区)的出口吗?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检验了1990—2003年间中国的出口增长是否以及如何替代了其他亚洲国家对第三方市场的出口。中国的出口可以狭义的界定为不包括香港的出口,也可以广义地界定为包括香港的出口。文章考查了中国狭义的出口和广义的出口对亚洲出口的替代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并做了总体及分解分析。然后,考查了不同亚洲国家及不同贸易伙伴的替代效应的不同。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市场上以及将中国大陆与香港加总考虑时,替代效应更为显著。另外,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的替代效应要更大。文章也考查了中国的发展所引起的从邻国的进口增加是否会产生抵消效应,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增加了从所抽样的亚洲国家的进口,特别是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     

关于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财务内部收益率(FIRR)中税金计算的探讨

<正> 国家计委组织编制并正式发布试行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中,对测算内部收益率的现金流量表中税金计算是这样规定的:即税金只计算销售税金和资源税,不计算所得税和调节税,也不计算能源交通税。理由是固定资产投资借款一般用缴纳所得税前的利润偿还,并且调节税无统一税率。     

中国资本市场对绿色投资认可吗?——基于绿色基金的分析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对绿色投资的生态价值已达成共识.而绿色投资能否兼顾环境绩效和财务收益的双重目标,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还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文章以绿色基金的绩效评估为切入点,研究了我国绿色投资的收益与风险.文章首先从环境金融、社会责任投资和金融创新视角系统梳理了绿色投资研究的发展脉络,然后选取22只绿色基金,在选定市场基准和匹配非绿色传统基金对照组的基础上,评价了绿色基金的直接收益和风险以及基于单因素和多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的风险调整收益,并进一步分析了基金投资者(绿色投资者)的收益敏感性.基于单因素模型的绩效评价显示,现阶段我国绿色基金的风险调整收益要低于市场基准和传统基金,投资策略差异和成立时间长短对基金收益和风险有影响.基于Carhart四因素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绿色基金的投资表现要显著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市场风险因子、价值因子和动量因子可以较为客观地解释绿色基金的收益.另外,绿色基金投资者的收益敏感性不高.文章为尚有限的我国绿色投资研究提供了新的直接的证据.     

政府扶持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政府采购的经验证据

政府采购作为政府在需求端的市场化扶持手段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本文以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采购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且能够同时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区分订单特征发现,仅异地政府采购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机制检验表明,政府采购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经营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且上述作用在产品市场竞争更为激烈的企业、处于政府审计监督力度较强地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法治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如何通过政府扶持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对如何积极开展政企互动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税负抑制了公司投资吗?——基于国有股权私有收益的解释

文章分析了税负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与民营控股股东不同,作为国有企业的最终股东,政府不仅可以获得与股权投资相关的收益,而且可以获得独占性的税收,独占性的税收收入越高,政府控股的私有收益越大.因此,国有企业在投资决策时不仅考虑税后现金流量,而且会关注相关的预期税负,这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投资?预期税负敏感性;政府对税收的需求越大,国有企业的投资?预期税负敏感性越高.实证结果表明:(1)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相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与预期税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弱;(2)随着注册地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的增加,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与预期税负之间的负相关性显著下降.因此,最大化税收收入也是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文章为我国股权结构在公司财务决策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人真的可以是机器吗?——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的启示

看着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我们眼前消失,除了感慨更重要的是反思。这不是富士康一家企业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现象,是中国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社会现象。长期的资本崇拜使我们专注于数字的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