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金融支持弱化探讨

一、引言 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如同我国经济发展区域特征一样,各地区金融发展也呈现出板块阶梯的特征.由于地理差异、历史沉淀、人文环境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三省的金融资产存量余额与流量增速的变化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中部地区在金融资源总量上占全国份额较小,贷款余额与贷款余额分别占全国总额的比例不足15%.在增长率上,中部地区不论是存款余额增长率,还是贷款余额增长率上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贷款余额偏低,资金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积累的现象明显.虽然中部地区的贷存比略高于全国整体水平,但可能是居民储蓄存款偏低,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少等原因造成的.根据银行各项存、贷款总额与名义GDP的一期滞后之比得到的金融相关率,中部地区也低于全国整体水平,见表1.从股票市值看中部地区仅占总市值的12.76%.中部地区金融弱化现象明显.     

我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对金融包容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6～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的变化对金融包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仅考虑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对金融包容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的降低有利于促进地区金融包容水平发展,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作用要强于经济发达地区;要全面实现金融包容,必须针对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实行差异化的中小银行准入门槛制度。     

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进与发展趋势

在依托"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对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传统马尔可夫链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解析中部六省所辖82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进分布特征,嵌入"经济金融共生"理论,构建共生指数,从省域层面刻画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共生状态。研究发现:近10年来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呈现出非均衡性跨越发展态势,区域之间、年际之间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传统马尔可夫链分析显示,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保持稳定的概率至少为56.86%,同时也存在"马太效应";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生转移的概率存在空间依赖性。共生状态测度表明: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处在正向非对称共生状态,且逐步向正向对称共生状态收敛。为此,应从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协同机制、拓展应用空间、打造良性生态四个方面着力,提升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     

关于老工业城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辖区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考

近些年从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东北的老工业基地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看，一方面经济进人了快速发展阶段，对资金的需求欲望强烈；另一方面经济金融水平同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近几年辖区金融出现萎缩态势，金融发展水平较经济发展滞后的状况较为明显。如何充分发挥金融在支持和促进老工业城市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提高区域经济发展实力，是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段]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县域金融综合压力指数构建——以甘肃省肃南县为例

本文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视角出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取甘肃省肃南县2011—2020年的区域经济指标和金融机构风险指标,基于肃南县经济金融发展现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 2011—2012年肃南县金融综合压力指数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金融压力相对较小;2013—2015年金融综合压力指数上升较快,2013年达到近年来最高水平,该阶段金融体系的压力风险快速上升;2016—2018年金融综合压力指数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表现为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较低,金融综合压力指数变化较为平稳;2019年以来,在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驱使下,金融风险有上升趋势。提出应通过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完善地区金融稳定合作协调机制、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优化、加大对金融体系的监管等政策措施防控金融风险,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金融化水平一直低于全国，通过对四川省眉山市的调查，我们发现。眉山市的经济金融化水平同比低于全国，甚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特别是近两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同期眉山市GDP却保持了高速的增长，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失衡较为明显，金融发展缓慢，滞后于经济发展，这一现象需要引起关注并加以研究分析。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阈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各省市平行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Hansen(1999)平行数据阈效应模型的检验与估计方法,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28个省份的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存在阈值点以及阈值点进行估计与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阈变量.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金融发展阻碍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金融发展不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研究还表明,通货膨胀率和开放程度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阈效应并不明显.     

中部崛起的金融瓶颈与金融发展策略

各方面因素导致中国经济金融运行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金融组织体系结构失衡,金融运行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低,金融市场不发达等,使得中部地区金融对经济的贡献率非常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国家区域发展的战略次序安排,以及中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劣化,致使中部地区资本形成机制效率低下,远不能满足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对金融支持的需求。因此,要推行"中部崛起"战略,一方面要把中央政府的决策落实到实施层面上来,另一方面要针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抑制因素,采取相应措施,建立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     

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0—2019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关系.研究发现:(1)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2)资本错配显著降低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资本错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负面影响高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3)资本错配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因素,且各地区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4)依赖增加投资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加消费、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城镇化水平以及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     

县域金融发展指标评价与改革前瞻——以湖北省为例

深化县域金融改革对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促进两者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分析县域金融体制变迁入手归纳了以往改革的特点和历程,并构建县域金融发展指标评价体系,选取了湖北省63县市六年来的经济金融相关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测算县域金融发展的综合评分。纵向来看,近年湖北省县域经济迅速发展,县域金融规模、市场结构、经营能力和中介效率有所提升,县域金融发展综合指数有较快提升。横向比较来看,各县市金融发展指数可以看出各地金融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构建复合型县域金融格局,逐步建立起与经济水平相匹配的多层次差异化的县域金融体系。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