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新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分析

当前中国提速推进与RCEP成员国的经贸谈判,这是引领经济全球化和提振后疫情时代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信号。基于OECD(2018TiVA)数据库,创新性的以增加值贸易视角比较测度分析了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实证检验了增加值贸易下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值贸易下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静态产业内贸易主要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部门;区域内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动态演变和参与国际化生产层次具有"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阶梯状特征;FDI、人均GDP、工业化水平、开放经济距离和基础设施质量是影响增加值贸易下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且存在显著空间差异和行业异质性。基于此,结合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贸格局,从增加值贸易视角我国应积极采取促进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     

中日工业制成品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本文对中日制成品贸易结构、贸易竞争力以及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对日出口虽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已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并且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竞争力指数在不断提高。同时。中日制造业贸易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但产业内贸易正在逐渐上升。文章最后重点提出了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促进我国对日制成品贸易结构改善的对策：积极推进比较优势动态升级，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发挥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     

中国—东盟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近年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在双方2010年建立起自由贸易区之后,这种贸易关系在未来必然会得到进一步深化拓展。在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中,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占据了重要地位。基于此,本文通过搜集1997年～2006年中国与东盟制造业贸易统计数据,对中国东盟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测算,同时运用计量模型对影响我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东盟之间制造业呈现出明显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趋势,人均收入水平、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对中国与东盟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有正向影响,最后文章据此提出了促进中国东盟制造业产业内贸易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中国—东盟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近年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在双方2010年建立起自由贸易区之后,这种贸易关系在未来必然会得到进一步深化拓展。在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中,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占据了重要地位。基于此,本文通过搜集1997年～2006年中国与东盟制造业贸易统计数据,对中国东盟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测算,同时运用计量模型对影响我国与东盟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东盟之间制造业呈现出明显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趋势,人均收入水平、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对中国与东盟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有正向影响,最后文章据此提出了促进中国东盟制造业产业内贸易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日本对华制造业FDI对中日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日本对华制造业FDI与中日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了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对中日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具有正向推动作用的结论.基于此,我国应加大力度吸引日本制造业对华投资,以加快发展我国的制成品产业内贸易,这无疑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也有利于改善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基于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静态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F-F指数计算了我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结果显示产业内贸易处于较高水平并且呈上升趋势。对指数进行分解可以看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虽然下降但仍处于主导地位;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在上升,说明我国装备制造业目前还处于加工贸易的低端,但在不断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对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显示,要素禀赋及其变化是引起产业内贸易变动的主要因素,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三个因素的影响很微弱,这表明我国装备制造业扩张的基础是比较优势且主要集中于产业链低端。     

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态势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SITC5分位数据,对1992-2002年间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态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日贸易结构仍然呈现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格局,但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比重正逐渐上升。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类型细分呈现出以低质量产业内贸易为主、高质量产业内贸易次之、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最低的格局。中日制造业低质量产业内贸易呈逐年上升态势,中国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培育人力资本要素方面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中美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与影响因素——基于制造业的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中美贸易的数据,对中美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做出总体面分析;然后利用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等数据,采用G-L指数,从制造业角度对中美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创新性地将中国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引入模型,旨在探讨我国制造业的科技水平对于中美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文章也对中美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其他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产业结构、规模经济、吸引外资、扩大内需以及缩小中美人均收入等角度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水平与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因素——基于中国的跨行业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2000～2003年间制造业30个行业的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产业特征因素对我国水平与垂直产业内贸易形成的影响,以检验国际水平与垂直产业内贸易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只有资本密集度的检验系数与预期符号相悖。产品差异系数的符号虽然与预期一致,但对中国产业内贸易没有显著影响。厂商数目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中国水平产业内贸易与垂直产业内贸易都发挥着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     

关于中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研究的思考

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服务贸易的重要形式,对我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要的作用。单纯依赖制造业的对外贸易模式已经不可取,如何大力发展服务贸易,转变主要依托制造业的对外贸易的现状就成了当务之急。深入研究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对我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进行评价,就已有的研究进行归纳汇总和展望,希望能有助于学者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贸易逆差

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众多学者对美国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本文认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是其实体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外部反映,美国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的不断提高是其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深层次根源。服务业所占比重的提高一方面增加了美国对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另一方面也大大削弱了其产品出口能力。与服务业所占比重提高相伴随的是制造业向海外的转移,而这种产业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贸易逆差。本文进一步利用实证分析方法检验了以上观点。     

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与地位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以生产过程分节化和中间品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时代,制造业正在成为一些大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争夺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角力场。本文对2000-2014年中美两国制造业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程度及分工地位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GVC分工地位指数总体小于美国同期值,美国制造业在GVC分工中处于相对上游环节,这与中国制造业后向参与GVC分工程度较高相一致。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具竞争优势,中美贸易摩擦对双方GVC分工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需加快受制产业的自主创新步伐,积极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重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区域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分析

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水平与经济科技总体实力的标志,其产业结构的优劣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对区域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进行理论分析显示,影响产业结构的主要因素是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下资源禀赋、技术进步有助于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需求结构下消费需求的变化以及投资需求的比例对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有一定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商带来的先进技术,进出口贸易的兴起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政府经济政策和市场也是影响因素。因而要充分利用有利因素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实施效果分析及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国内主张发展制造业、改变经济过分依赖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的呼声日益高涨。奥巴马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行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再工业化。2010-2012年,美国制造业出口增速高迭22％,超过进口增速19．3％。中关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制造业回流的举措必然加剧中关贸易摩擦,增加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压力,影响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升级和就业,对此,我国应加大对核心产业的扶持力度,促进产业升级;加大科研投入,促进技术创新;开拓多元化市场,同时激发国内需求;提升教育质量,加大教育投资。     

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中国光伏产业贸易摩擦预警研究

建立有效的贸易摩擦预警系统有利于中国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将警兆信号法与人工神经网络相结合,从宏观经济形势、产业供给能力、双边贸易状况、市场需求水平等四个维度切入,构建了中国光伏产品出口贸易摩擦预警系统模型。预警分析表明,模型的预警效果与现实拟合较好,具有可行性。从模型的预警结果来看,2019年~2020年中国输美光伏产品贸易摩擦警情均低于轻警级别,仍面临一定的贸易摩擦风险。     

粤港区域产业转移及产业升级路径——CEPA协议效应与泛珠区域合作影响分析

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实施改善了粤港两地经贸关系,港资服务业的进入如火如荼。文章通过分析CEPA签订前后粤港珠区域核心城市的服务功能及粤珠地区制造业优势的变动情况来探讨香港服务业扩散对广东及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进而从泛珠区域合作角度提出对粤港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相关政策思考。     

产业集聚程度与出口规模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1年江苏省纺织产业的数据

江苏省纺织产业主要以集群形式发展,且其出口规模增长迅速。本文首先综述前人对两者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接着,利用2000-2011年相关统计数据,计算江苏省纺织产业的区位熵,实证分析了江苏省纺织产业的集聚程度现象与其出口贸易之间的内在关系。计量结果表明,江苏省纺织产业的产业集聚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产业集聚度的提高有效地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增长。最后对江苏省纺织产业集群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开始引导制造业回流,即鼓励美国的制造业企业将其投资和生产由国外向国内转移。在此情况下,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与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阶段的产业存在较强的竞争关系,本文具体分析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即通过挤占中低端制造业市场份额、限制高端制造业发展空间、改变中国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并选取2003—2018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检验并分析得出:无论短期内还是从长期来看,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对出口贸易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我国需要对此情况做出积极的应对。     

美中贸易逆差的根源与实证分析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中贸易逆差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中贸易逆差根源在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是国际产业分工深化和美国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并非汇率问题,即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文章通过实证分析得出,(1)美国贸易逆差与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两者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扩大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关。(2)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两者同时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即美中贸易逆差随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而不断扩大。     

超额外汇储备、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本质原因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对加工制造业的产业倾斜导致产业结构畸变,直接造成贸易结构不合理,引发经常项目顺差。同时,我国加工制造业的兴旺发达是FDI进入我国的关键动因,FDI的持续涌入不仅是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主要成因,而且进一步加大了加工贸易顺差,导致贸易结构更加不合理,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