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两种社会风险观的评析

目前在西方学界在对风险社会的研究中主要有以贝克和吉登斯等为代表的制度主义流派、以道格拉斯和拉什为代表的文化主义流派,这也分别形成了实在论和建构论的风险观。本文就以这两种社会风险观为研究对象,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其加以评析。     

刑法在风险社会中的范式转换研究

“风险社会”的到来,引起我国刑法的重新定位,催生了所谓的“风险刑法”,然而,当今关于风险刑法的理论仅仅处于研究探讨阶段,没有相应完备系统的立法范畴和范式作为依据,使得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人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基于更为周延保护法益的考虑,转变研究方法,引进经济学的相关研究范式,在概念上和立法的具体制度设计上不断完善“风险刑法”。     

企业社会责任与破产风险关系的研究

随着一系列社会责任缺失事件的发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那么企业为什么会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其根本动机是什么?本文有如下两种观点:一方面,它可能是一种负责任的道德行为,称之为道德观;另一方面,它可能是一种隐瞒坏消息的机会主义行为,称之为工具观。本文将从社会责任的这两种动机出发,考察履行社会责任公司的破产风险的大小,以此来证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动机是符合道德观还是工具观?     

从刑法视角看刑法与道德

刑法与道德虽然在一些方面上有所不同,但它们的根本任务是相同的,即维系社会稳定。本文分别从刑法与道德的关系、从刑法条文中看道德以及从刑法的执行中看道德三个方面探讨刑法与道德的关系以及刑法中的道德因素。     

风险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构建

风险是与人类发展相伴随的一种社会现象,风险社会是人类反思现代性的后果。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追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无法完全避免风险,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这种转型必然隐藏着一定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和社会风险。当前,风险已无法回避,我们必须树立和谐发展的理念,勇于承认风险,正确面对风险,有效治理风险,力求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发展。     

新常态下社会风险防控及治理研究

本文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社会背景,了解当前社会风险的内涵及类型,分别从经济根源、治理因素、机制因素深入分析当前我国社会风险多发的原因,从而进一步探索社会风险防控及治理的有效对策。     

风险社会还是阶级社会吗?

近年来,由于各种生态和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使得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风险"一时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焦点;乌尔里希‘贝克独特的风险社会理论也随之"流行"起来,成为一种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思潮,几乎成为"显学".笔者通过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对"风险与阶级"的相关论述,结合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提出自己的观点:风险社会仍将是一个阶级社会,是一个有异于传统工业社会的新的阶级社会,阶级的历史不会在此终结.     

社会风险规制模式构建与界限分析

风险社会的现实趋向促使社会治理模式革新,基于功能主义的需求,政府的风险规制已经深入广泛的社会领域,并由此产生诸多弊端。近年来公共领域的相关风险事实可以作为分析范本,以明晰政府在风险规制中的缓和路径。同时,规制缓和与政府责任扩张不可避免且矛盾地共存,除了程序主义的过程性制约以外,规制活动的正当性与界限问题也同样需要重视。     

社会政治风险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分别探讨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并非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忽视了东道国的社会与政治风险,而是企业对此类风险的关注程度取决于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在友好国家投资时,企业并不关注东道国政治风险,而在非友好国家投资时,企业表现出较明显的风险规避倾向;此外,我国企业还具有重政治风险而轻社会风险的特点;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增多,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但社会风险的影响却越来越微弱。     

论企业社会营销观与科学发展观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营销观则是一种以满足消费者和全社会的长远利益为重点的营销观念,两者都是一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型社会发展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文章从分析科学发展观和社会营销观的基本内涵入手,论述和阐释了两者的作用和联系,最后指出践行科学发展观和社会营销观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优选战略。     

风险社会视角下我国构建大规模侵权事件社会分摊赔偿制度研究

科技发展为人类人为地制造了更多的风险与威胁,人类社会步入了风险社会的特定时期。风险社会中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相应大规模侵权事件不断出现,使其救济赔偿问题成为时代课题。由于大规模侵权事件中受害者数量巨大、因果关系前后界定难、后果计量繁杂等特点,使得大规模侵权事件损害赔偿的难度加大;同时,司法诉讼、责任保险、行政救济的局限,及过分依赖政府完全介入等问题的叠加,使得大规模侵权事件事后救济陷入困境。借鉴域外经验,建立大规模侵权事件社会分摊赔偿制度是有效破解之道。     

试分析网络谣言刑法治理的立场

现代社会通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尤其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是极大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加快了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然而,这也正是当下网络谣言频繁出现的主要原因。因此,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行为和打击网络谣言犯罪也成了当今社会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据此,本文就网络谣言的刑法治理立场进行了一定的梳理,首先阐述了网络谣言的刑法界定和危害,再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解析了当下我国在网络谣言刑法规则的要求和底线,并就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实践问题进行了介绍。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基金运作风险防范策略

为了使人们能获得最基本、最有效的医疗保障,保证医疗保险基金能够平稳运作,同时具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风险防范是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分别从基金筹集、基金管理、基金给付三方面提出防范风险的对策建议。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古典观和社会经济观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着两种相反的观点。古典观认为管理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使利润最大化;社会经济观认为管理的责任不仅是使利润最大化,而且还要保护和增加社会财富。本文通过分析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经济绩效的关系,对我国企业如何遵守国际规范承担社会责任进行了探讨。     

城镇化中失地农民问题的社会风险及治理对策探析

在城镇化进程中,因失地农民离开了以土地作为依托的生存环境,进入城市后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诱发一系列的社会风险,且风险容易呈现蔓延的态势。能否治理好失地农民问题引发的社会风险直接关系到我国城镇化道路的发展前景。本文以分析当前城镇化中失地农民陷入的就业问题、生活问题、保障问题为出发点,结合风险社会理论着重探讨了失地农民问题背后可能诱发的三种社会风险,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社会风险的治理对策,提高城镇化建设的质量。     

社会信任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以我国2000-2014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和股价崩盘风险的内在联系,以及正式制度如何影响这种内在联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公司股价在未来崩盘的风险越小.这说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抑制了管理层隐藏坏消息的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信任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仅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和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存在.本研究不仅从学理上揭示了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如何影响股价崩盘风险,而且为监管部门如何通过制度建设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供了决策参考.     

风险社会理论研究

随着人均G D 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各国社会都会进入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进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中国也开始进入高风险期。30多年内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改变,而在此形势下要成功的实现中国梦、应对各种挑战,就必须在市场、城市化逐步改变中国的各种模式的时候借鉴外国的奉献社会理论研究及实践的经验。     

从风险社会视角看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不确定因素的增多,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风险性,它既是一个常态管理的社会,也是一个风险高发的非常态管理社会。以"三聚氰胺"事件引发的食品安全事故为切入点,运用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剖析隐藏在食品安全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并提出了行之有效地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