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透析当前实体经济的困境与出路

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也是平稳转轨到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核心驱动力.当前互联网金融、社区购物中心以及房地产市场已成为市场经济的热点领域,可以透过这些热点,分析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深层关联,以及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在不同领域所遇到企业融资困难、创新动能不足、投机心理驱动、政策法规滞后等诸多挑战与困境,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破解实体经济困局的相应对策.     

金融发展及其市场化是否提高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对2004—2013年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发现: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整体有效,但区域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显著较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较低,甚至无效。进一步对影响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及市场化是影响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最主要因素。其中,我国金融市场化有效促进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是我国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融资体系阻碍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论托管机制在保障金融安全和服务实体经济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随着金融脱媒形势下大资管时代的繁荣发展,资产托管业务作为一种降低交易成本、增进委托信任、保障合同履行的制度安排,呈现出跨越式快速发展态势.资产托管业务从传统地服务于资本市场投资领域正逐步向服务于实体经济融资领域延伸.本文旨在通过商业银行资产托管业务的发展,探讨资产托管机制在保障金融安全和服务实体经济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中小企业私募债发行现状及政策建议

2012年1月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此后,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发展"高收益债",以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提高公司类债券融资在直接融资中的比重,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服务实体经济发展。5月22日,沪深交易所发布了《试点办法》,将中小企业私募债正式推向市场。     

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思考

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面临的障碍主要是融资渠道不畅通,要想从根本上剔除这个障碍,就要及时遏制社会资本由实向虚转变,大力提高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水平,政府也要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完善金融经营体制,拓宽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增强实体经济的收益水平.     

证券业服务实体经济大有可为 ——基于证券机构服务广东发展的思考

金融与实体经济密不可分,发展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证券业有助于推动我国实体经济增长,证券业作为金融业的重要支柱行业,肩负同样的宗旨和使命责任.广东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近年来正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根植于广东实体经济的境内证券业,应充分运用资本市场,发挥直接融资功能,从助推基础设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成长、助推外贸转型升级等方面服务与支持广东的实体经济.     

我国资本市场融资环境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我国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市场也在该体制的引导下不断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不断融资,企业采取了多种融资方式,这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发展的同时也给大量的融资企业带来了诸多困扰,而且对我国实体经济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文章从资本市场融资方式入手,分析了在资本市场融资环境下存在的问题及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希望能优化国内融资方式,促进实体经济稳步增长.     

民间资本异化、全要素生产率与民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间资本脱实向虚的异化现象加重了民营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对民营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构成直接抑制,并最终影响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视角,在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私营工业企业TFP测算的基础上,本文实证分析民间资本异化对民营实体经济TFP的影响.研究发现:股票价格变动指数、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动指数、网贷行业综合收益率三个资本异化变量对民营实体经济TFP提升具有显著负作用,阻滞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扭转民间资本异化、引导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需要规范民间金融发展,强化房地产市场调控以及加强对民营实体企业的正确引导.     

中国式融资融券制度安排与实体企业金融投资

融资融券制度可以通过影响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治理机制),以及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信息机制)两个层面来改变企业的行为。本文以实体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作为切入点,研究了融资融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能显著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而企业金融化程度的提高主要源于融资交易,并且该效应在机构投资者越多和行业竞争度越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在影响机制方面,已有文献主要考察了公司治理机制,而本文发现融资融券还可以通过信息机制影响企业金融化,即融资融券降低了股价信息含量,使得投资者无法通过股价判断企业的投资项目,打击了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企业金融化程度的提高。最后,本文还发现企业此时进行金融投资主要是出于投机性动机,即为了追逐利润。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金融市场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政府引导经济"脱虚向实"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金融与实体企业收益率非均衡问题研究

我国金融部门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本收益率,且二者的差距不断扩大。通过构建一个银行、企业两部门模型,本文探索了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收益率差距能够保持甚至不断扩大的原因。分析结果表明,利率扭曲、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实体经济有效融资不足和资产价格泡沫将导致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资本比例不能回到稳态,从而使金融部门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实体经济资本收益率。本文的政策建议在于,推进金融部门去杠杆、增强利率的市场定价机制、提高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将有助于促进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收益率平衡,引导经济"脱虚向实",推动经济长期增长。     

技术市场发展、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

以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机制，重点关注技术市场发展对上述影响效应和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具有负向影响效应，技术市场发展能够强化这一影响效应，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加显著，融资约束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有效机制；技术市场发展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影响机制的前半路径，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较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是否为家族企业和银企关系方面存在异质性，当产品市场竞争更激烈、银企关系较差和企业为非家族企业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双重治理机制的视角

借助"沪港通"制度实施这一外生事件,利用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及克服以往跨国研究中事件识别误差和互为因果的内生性偏误等问题,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制度实施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从而降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风险;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境外投资者被动"用脚投票"与主动"用手投票"的内外部双重治理来实现的.拓展性研究表明,中国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动机仍是市场套利,资本市场开放通过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实现了价值创造.因此,应加快资本市场开放步伐,鼓励成熟的境外投资者入市,并引导机构投资者实现真正的积极股东主义,促进资本回流实体经济.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成果展现

2012年3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至今已四周年,温州按照国务院确定的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创新发展金融产品与服务、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五大体系"12条改革任务为导向,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个目标,取得了规范民间融资、发展新型金融组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培育地方资本市场、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等成果。     

资管新规的防风险和促实体效应：风险分担视角

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资管新规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了风险分担这一资本市场重要功能的完善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支持实体经济融资两方面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金融部门风险防范上,资管新规带来的风险承担者切换让资产管理部门更加迎合终端投资者的需求并增加抛售高风险债券,从而大大缓释了金融部门承担的风险。而在实体部门的融资效应上,资管新规后民营企业的债券融资显著减少,这导致其动用现金储备来维持投资的稳定,综合融资成本增加,经营业绩则显著下降。这些发现表明,投资者风险分担程度的上升在防风险和促实体两个方面具有异质性影响,如何兼顾防风险和促实体是未来金融政策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中国式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

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特征,而且防止经济过度金融化及资本无序扩张是新时期构建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之一,但鲜有研究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此次减税降费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文章基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区划禀赋特征,深入探讨供给侧改革中的减税降费政策对扭转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影响效应,理清财税政策在引导社会资本"脱虚还实"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企业金融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在非国有产权、非制造业行业、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和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减税降费通过有效弱化企业的金融偏向性"投资替代"动机和"实体中介"动机促进社会资本回归实体领域,但并未对企业投资"蓄水池"动机产生显著影响.(3)减税降费对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虽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实物资本投资,但在引导金融资源回流而促进创新投资方面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文章对于进一步科学优化财政政策设计以引导产业资本流动,以及构建有效的财税政策组合体系和协同有效的现代宏观治理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企业主业发展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投资收益相对较高的背景下，实体经济出现金融化趋势，甚至已经影响其主业发展，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非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主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机制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可以通过资本支出影响企业主业发展，过度融资调节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资本支出的影响。门槛模型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存在债务担保能力的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国有非金融企业、小规模非金融企业和行业竞争程度高的非金融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验证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有效提升企业主业发展的适度边界，为防范非金融企业过度金融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提供了微观证据。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技术密集度高的9个子行业为样本

制造业的技术创新需要金融的支持,金融发展也需要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提供支撑,金融如何支持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并最终实现自身发展值得深入研究。以外部融资依赖度高、技术密集度高的9个制造业子行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对制造业高技术密集度子行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资本市场对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有明显促进作用,而信贷市场对其无显著促进作用。为此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等途径,促进制造业技术创新。     

“法与金融”问题研究文献述评

法与金融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一大研究热点,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后发现:支持法与金融理论的成果主要包括投资者保护、股权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投资者保护、金融中介发展、企业融资能力与经济增长;投资者保护、融资成本、资本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投资者保护与股利分配四个方面。反对法与金融理论的成果主要包括法律的移植效果与法源谁更重要;政治、文化和宗教因素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殖民国环境、资源禀赋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等。该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     

中国金融改革旨在优化资源配置

改革在金融领域该如何体现?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改革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让金融资源更有效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也是提升中国经济效率的重要方面.这自然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如何改革金融资源配置?安邦认为,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需要推进. 一是放开金融市场,让更多民间资本更加自由地进入市场从事金融业务.温家宝总理曾经提出要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等领域,并明确上半年一定要制订“新36条”的实施细则.但是目前“新36条”细则呈现“难产”之状.现在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主流金融机构,并不能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导致大量的民企生存艰难,动摇了实体经济成长的根基.因此,降低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让民间资本进入,为小微企业供粮输血,这样既符合中央“保增长”的总基调,又能真正实现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间的良性互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实体经济投资效率

选取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交易成本效应、内部融资效应、科技创新效应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企业与区域异质性,在私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由此,提出优化内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有效调控作用、打造差异化实体经济价值投资机制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