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的平台经济监管研究——理论分析与中国的模式创新

2018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掀起了一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立法执法热潮，政府行业规制机构参与其中，单独或协同监管平台运营商的反竞争行为。学术界对这种以行业规制代替反垄断执法的现象，是否会妨碍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建立、削弱反垄断法的权威性等问题存在争议。本文从反垄断监管实践和平台经济特性出发，分析了行业规制机构监管平台经济的原因、优势和弊端，并以加快建立平台经济“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为目标，构建了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监管模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金融监管机构对阿里巴巴集团相关行为调查、处罚和救济的实践，是中国政府监管平台经济的模式创新，也证明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监管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平台经济反垄断:理论框架与若干问题分析

本文结合平台经济学(多边市场理论)一般原理和中国实践,分析了当前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领域若干热点和深层次问题.本文认为,对平台不公平价格竞争、低于成本销售、二选一、大数据杀熟、链接封禁等热点问题的分析,简单套用普通产品市场经济学是不够的,必须基于平台交叉网络外部性这一基本特征,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的判断.与此同时,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在中国新发展阶段愈发重要,平台企业已成为中国微观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问题无可回避;需要平衡平台经济对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与平台可能走向垄断造成的效率损失,重点关注平台跨界与现有行业监管体制之间的冲突,反垄断与经济管制政策的分工等.     

基于加强国有经济视阈的我国政府反垄断监管改革研究

企业的垄断行为一直为西方经济理论所诟病,但纵观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反垄断监管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发现,政府监管并没有完全按照经济理论进行实践,而是依据不同的经济环境、经济主体展开“双重标准”.伴随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国际资本与跨国公司占据我国的市场份额日益增多,对我国反垄断监管机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要保证中国企业守住阵地,实现“走出去”的政策目标,必须辩证地认识反垄断监管的“双重标准”,以实现经济效率为反垄断监管的目标,通过相机抉择保证我国政府反垄断监管的适度性与灵活性.     

平台经济领域中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在利基市场上,超大型数字平台肆意并购人工智能等科技型初创企业,关停或整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研发、应用项目,试图弱化乃至摆脱中小企业对自己形成的竞争约束,致使平台经济领域中垄断风险上升,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各反垄断辖区的高度关注。而传统反垄断法律工具运作逻辑与平台经济特性的偏离,决定了既有的经营者集中控制框架无法有效规制平台扼杀式并购。对此监管窘境,应在平台经营者集中之程序控制框架中,完善强制申报标准、设计竞争合规措施、采用回应性监管模式;在平台经营者集中之实体审查框架中,革新反竞争能力判断规则、完善反竞争动机识别规则、以救济措施为核心健全反竞争可能性抑制规则,从而在平台经济领域中统筹形成“内外联动、前后相辅”的垄断风险协同治理机制。     

上市公司收购的篮管体制研究

通过对美国式、英国式和欧州大陆式等三种最具代表性的上市公司收购的监管体制的评析,剖析了我国现行上市公司收购的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加大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监管力度;加强对外资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法律监管;加强对上市公司收购的反垄断监管.     

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的热点演进与理论框架 ——基于文献计量方法的分析

平台经济是连接多个用户群体进行信息与资源交换的新型商业模式,近年来其垄断形势愈演愈烈,对现有监管模式和反垄断研究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利用Citespace V科学计量工具,对2003—2022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的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研究,在探究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演化路径的基础上,构建了平台经济反垄断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主题经历了从传统双边产业反垄断与反垄断法构建,到双边市场特征与相关市场界定问题,到算法、大数据引发的垄断治理困境,再到超级平台形成、“二选一”独占交易协议4个阶段的演变。总的来看,平台经济反垄断理论框架由垄断形成机理、垄断演进趋势和反垄断规制体系三个部分组成。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三种特征诱致垄断发生,垄断竞争理论、双边市场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是这一问题的重要研究视角;在技术与规模驱动下,平台经济呈现“厂商垄断-平台垄断-场域垄断”的主体变迁和“价格垄断-算法垄断-数据垄断”的形式升级;对此,应当构建价格监管、算法规制与数据治理相结合的综合规制体系。     

基于订餐平台视角的食品安全监管策略

基于订餐平台视角,立足有限理性假设,以平台监管力度作为研究变量,构建餐饮平台参与监管的政府和商家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探究互联网订餐监管对策演化机制,并以"饿了么"为例,深入解剖平台不同监管力度下政府和商家策略的动态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订餐平台监管力度不同可以影响政府和商家策略的选择,但仅仅单纯加大平台监管力度难以有效发挥威慑企业违法行为的效用和影响政府策略的选择。通过建立平台和政府的信息共享机制,可以充分发挥平台监管的作用,使食品安全风险处于低水平。     

上市公司收购的监管体制研究

通过对美国式,英国式和欧洲大陆式等三种最具代表性的上市公司收购的监管体制的评析,剖析了我国现行上市公司收购的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加大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监管力度;加强对外资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法律监管;加强对上市公司收购的反垄断监管。     

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规制的主要挑战与国际经验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全球范围的反垄断部门都将面临来自数字平台的挑战。过去静态、单向的反垄断分析框架及判断标准很难适用于数字经济时代动态、跨界的平台经济,界定相关市场难度加大,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困难。面对以掠夺性定价、"二选一"、跨界垄断、平台间并购、算法共谋或歧视等为代表的平台垄断行为,不仅准确判断更加复杂,争议也会更多。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范围和时机难以抉择、取证难,法律救济不及时,执法队伍建设滞后等挑战也不容忽视。这一系列挑战引发了国际上主要反垄断辖区的高度关注。尽管各国因产业发展及制度差异在规制理念和执法方式上有所差别,但都强调拓展监管思路、创新分析工具和灵活执法,并注重考虑国家利益。现行反垄断法的基本制度仍然适用,但需要及时根据新问题做出适当调整。     

用户规模差异与平台独家交易的反竞争效应研究

互联网平台的用户多归属和网络外部性等特征增加了平台独家交易行为后果的复杂性,需要个案分析和科学评估。本文基于平台经济领域多起反垄断案例的特征事实,从平台用户规模的差异性切入,构建非对称平台用户竞争分析框架,剖析了大平台的激励性独家交易行为对市场竞争和参与者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平台独家交易的反竞争效应并没有确定结论。是否产生市场圈定效应、是否对商家和消费者福利造成损害,以及损害的程度取决于两个平台间的规模差距和交叉网络外部性强度。本研究可以为平台经济领域的差异化科学监管提供理论依据。     

平台宏观风险与平台反垄断

本文对平台停业引致的宏观风险进行分析,并阐述了该风险对于平台反垄断与平台监管的政策意义。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将外生冲击与平台存活概率引入双边市场,对不同市场结构下平台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进行分析,本文发现,随着冲击强度增大,与单平台垄断市场相比,双平台寡头市场社会福利下降速度更慢,抗风险能力更强。当面临低强度外部冲击时,在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单平台垄断市场社会福利水平更高;当面临高强度外部冲击时,双平台寡头市场的强抗风险能力使其社会福利水平高于单平台垄断市场。本研究为平台反垄断和平台风险监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网约车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治理途径

随着网约车业务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相关的纠纷案件和司乘安全等问题也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如何使网约车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成为社会大众所普遍关心的问题.这既需要相关平台企业的不断改进,也需要政府交通职能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下的数字平台垄断现象及其治理策略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数字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代表性产物，凭借双边或多边市场特性汇聚海量用户和数据，在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应在不突破底线的前提下，从多维度把握鼓励平台健康发展与防止平台垄断之间的平衡点，以大国科技博弈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视角，权衡加强创新产出和反垄断规制间的关系，秉持“促创新、强监管、守底线”原则健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明确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的动态调节标准，创新反垄断调节方法，建立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动态调节机制。     

反垄断机构自利与反垄断过度——基于预算最大化模型分析

与一般文献不同,本文聚焦反垄断的负面影响.受自利动机的驱使,反垄断机构存在预算最大化的倾向,这会造成反垄断过度乃至掠夺企业的后果.因此,我国应该通过各种措施控制反垄断,如明确反垄断利益、明确反垄断权限、公开反垄断信息、加强反垄断监管等,以使反垄断机构尽责地为公共服务.     

数字经济下企业品牌形象塑造的个案研究

在数字经济浪潮中,企业品牌形象的塑造与推广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文章基于SIVA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小米公司2010—2022年的纵向案例分析,发现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数字营销从掌握客户需求、信息获取、价值共享和购买渠道四个方面对企业品牌形象产生影响。为了引导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充分发挥数字化手段的作用,应针对市场进入阶段、市场扩大阶段、市场稳固阶段等不同阶段,制定相应的数字经济规范与标准。针对数字平台上的虚假信息,建立完善的数字化监管体系,并与行业协会合作研究制定行业自律规范,保障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加大数字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支持力度,创建更先进的数字化平台。针对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碎片化和消费者注意力分散的特征,积极推动搭建一流品牌和世界级品牌的企业专属平台。     

平台市场的公共监管、私人监管与协同监管:一个对比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从监管机制的视角对比分析了平台市场中政府和平台企业不同的监管方式对卖家质量选择与监管激励的影响。本文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监管模式:(1)政府直接对卖家进行单一的公共监管;(2)平台企业对卖家进行单一的私人监管;(3)政府和平台企业对卖家进行协同监管。通过对比三种监管模式下的均衡结果以及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发现:对于单一监管模式,如果平台市场规模较大,平台企业私人监管下的商品质量将高于政府公共监管的质量水平;对于协同监管模式,如果平台企业承担的连带责任较大,政府与平台协同监管下的商品质量将高于任何一种单一监管模式。另外,政府与平台的监管力度并非简单的互补或替代,两者间的关系取决于处罚强度、平台规模、连带责任等参数。最后,从监管激励角度上看,对卖家处罚强度并非越高越好,存在一个适中的强度能够最大化并且最优地协调政府和平台的监管力度。     

未来10年,主攻10项创强任务 ——浙江"制造强省"攻坚战打响

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围绕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梳理一批前瞻性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对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相关产业专项,加大攻关力度.整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各类技术创新平台的创新资源,集中攻克一批事关我省重点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共性技术.重点引导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以创新链为纽带,围绕产业主攻方向和关键技术领域,建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关于我国P2P网贷市场的研究分析

P2P网络借贷,指的是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的个人或中小微企业之间资金借贷.2007年,拍拍贷的上线成为我国首家P2P网贷平台,互联网金融打破了时空界限,方便人们的资金借贷.从2010年以来,我国P2P行业在监管缺失的状态下表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成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一个生力军,但也正是因为缺失监管,危机变得一触即发.2016年相关政策的出台预示了网贷行业洗牌的开始,伴随相关监管细则公布与行业监管力度加大,平台运营商感受到空前的压力.本文从我国P2P发展的角度出发,对P2P多年来发展的问题进行总结、对其提出建议,并根据近两年P2P监管的情况,探索行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论互联网平台“限定交易”行为的双层规制

现行法在规制互联网平台“限定交易”行为时适用法律条文混乱、处罚力度差距大。鉴于不同平台的“限定交易”行为反竞争效果存在差异、依赖关系在平台经济中影响力增强等因素,构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并存的双层规制体系具有合理性。一方面,以《电子商务法》第35条为基础结合《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制具有相对优势地位平台实施“限定交易”行为;另一方面,以《反垄断法》为基础结合《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规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平台实施的“限定交易”行为。     

生物医药企业数字化转型

<正>近年来,全球各主要国家纷纷加大对生命科学领域的支持力度,围绕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精准医疗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医药企业正在积极思考利用云、大、智、移等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生物医药企业进入“数字化转型”新阶段近年来,全球各主要国家纷纷加大对生命科学领域的支持力度,围绕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精准医疗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