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风险共担视角的再检验

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保障,是实施金融安全战略的关键举措。从风险共担的视角出发研究存款保险制度防范银行风险的作用机制,并利用我国2012年至2021年商业银行面板数据,设计并应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存款保险制度防范银行风险的有效性。研究发现：首先,由“风险共担效应”产生的正面效应会抑制由“道德风险效应”产生的负面效应,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会降低银行风险;其次,双重差分法结果说明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能够有效降低资本相对丰裕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再次,机制检验说明,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推动银行从优化股份结构、提高独立董事占比、扩大监事会规模和增强管理层激励等四个维度强化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和架构,促使“风险共担效应”发挥作用抵消了存款保险制度产生的道德风险等负面效应,使得银行风险显著降低。     

内部治理、外部监管与保险公司风险承担

保险公司经理人的风险承担行为受到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的双重约束,两者可能存在“替代效应”或“促进效应”,不同的关系可能对保险公司风险承担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选取我国18家产险公司2005～2011年的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组的方法实证检验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对产险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产险公司的风险分为杠杆风险、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研究发现：外部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内部治理,发挥着对产险公司杠杆风险的监督作用,两者存在“替代”关系;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都能够同时有效抑制产险公司承保风险的提高,两者存在“互补”的关系;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与投资风险的改变均不显著,两者之间没有发现“替代”或“互补”关系。     

监管宽容对寿险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

本文以2010年～2019年我国74家寿险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对监管宽容予以界定,继而探究监管宽容对寿险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无论广度还是深度,寿险公司确实被给予了监管宽容,同时logit模型和补对数-对数模型均证实监管宽容不是稀有事件,也不存在稀有事件偏差,而且边际效应测度表明,偿二代后被给予监管宽容的概率增加了11.3%～12.8%;监管越宽容,寿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和承保风险就越大,而投资风险则越小,特别是对于处于监管边界的寿险公司;相对广度,监管宽容深度主要是通过非效率投资这一路径对寿险公司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本文提出应对纯保障属性低、业务集中度高、举债比例高、第一股东持股比例低等画像特征的寿险公司给予监管宽容,实施差异化监管的同时集中精力守住包括寿险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

商誉泡沫已成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隐患,然而关于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却较少受到经验文献的关注。本文以中国资本市场2007-2014年间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商誉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机理并加以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商誉已成为企业承担较高水平风险的重要信号,公司拥有的商誉资产越多,其承担的风险水平相应越高。进一步的考察发现,伴随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和企业成长性的提升,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显著增强。本文不仅丰富了商誉的经济后果文献,而且可为准则制定机构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优化投资者投资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学术界开始重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目前,将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纳入同一框架内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大多文献只侧重于分析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本文把以上三者置于同一框架中进行分析,着重分析资本监管压力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并根据监管政策的变化来刻画资本监管压力的变化。本文选取了2004—2016年我国125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基于一步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银行贷款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推动还是抑制?

企业资本结构中具有负债成分会导致债权人与股东(管理者)之间发生委托代理问题,从而可能出现资产替代行为和加大财务危机的概率,并进一步影响到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文以2004年至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银行贷款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贷款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尽管较短的贷款期限可以抑制企业风险承担,但短期借款仍然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另外,当企业投资机会较多,管理者具有股权激励时,银行贷款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说明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银行贷款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更加符合资产替代观。     

资本监管、风险承担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综述与展望

频频爆发的银行危机暴露了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巴塞尔协议的内在缺陷,学术界就资本监管的微观效应和宏观效应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从文献研究的角度,通过回顾和分析理论界关于资本监管、银行风险承担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在微观意义上,关于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的研究忽视了对资本监管框架效应的分析;在宏观意义上,资本监管的强化给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带来了新的渠道,即银行资本渠道和风险承担渠道.这两种新的传导机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是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货币政策效应的核心命题.     

风险承担、股权制衡与企业绩效

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2010-2018年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股权制衡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论表明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随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增加,绩效先提高后降低。股权制衡的存在增强了这种倒U型关系,多个大股东的相互制衡可以增加风险承担水平从而提高绩效。     

公司治理、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07-2017年中国25家上市银行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公司治理与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正U型关系,较低的股权集中度会降低银行风险资产配置权重,股权集中度的提升会加大银行风险承担。董事会规模会促进银行风险承担,董事会规模过大将平滑单个董事表决权,导致董事会控制效率下降而引发银行经营决策频繁变动,由此加大银行风险承担。资本监管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资本监管的趋严促使银行减持风险资产进行资本补充;资本监管对股份制银行、国有大型银行与城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力度依次递减。货币供给增速的放缓将降低银行存款吸收能力,由此加大银行流动性风险,货币供给对银行信贷存在制约效应;经济增速的下调将降低企业盈利能力,由此加大银行风险承担,银行存在顺周期放贷倾向。     

产业政策能否促进企业风险承担?

企业的风险承担是一项资源消耗性活动,具有很强的资源依赖性。在我国,政府是配置经济资源的重要主体,产业政策是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有力措施。那么,产业政策影响了受支持企业的风险承担吗?本文基于我国制度背景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未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中的企业相比,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中的企业风险承担相对较高,产业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政府补贴和贷款支持两种机制发挥作用;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在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在市场配置资源程度较低地区更强。上述发现为宏观政策("看得见的手")在市场机制下("看不见的手")影响微观企业行为提供证据。     

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承担行为研究--基于资本监管的视角

通过对比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4—2014年资本监管新标准颁布前后的数据,研究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承担行为产生的动态影响。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实施资本监管新标准之前,资本监管对资本不足和资本缓存不足的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且这种积极影响在实施资本监管新标准之后持续发挥作用。而资本缓存充足的银行在实施新政策之前倾向于投资高风险资产,但在实施新政策之后为了向监管机构展示其良好的经营状况,会继续提高资本水平。资本约束对于降低银行资产风险水平的作用并不显著。     

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承担行为研究——基于资本监管的视角

通过对比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4—2014年资本监管新标准颁布前后的数据,研究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承担行为产生的动态影响。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实施资本监管新标准之前,资本监管对资本不足和资本缓存不足的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且这种积极影响在实施资本监管新标准之后持续发挥作用。而资本缓存充足的银行在实施新政策之前倾向于投资高风险资产,但在实施新政策之后为了向监管机构展示其良好的经营状况,会继续提高资本水平。资本约束对于降低银行资产风险水平的作用并不显著。     

股权激励影响风险承担:代理成本还是风险规避?

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的关系的解释有代理成本假说和风险规避假说。代理成本假说认为高管持股可以降低代理冲突,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当高管持股比例超过某一临界点时,壕沟效应出现,降低风险承担水平。风险规避假说则认为高管持股使高管的人力资本集中于某个公司,财富分散程度降低,加重了管理者的风险规避程度。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呈倒"U"形关系,这种倒"U"形关系只存在于产品市场竞争高组,这两个发现支持了代理成本假说;用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发现代理成本越高,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进一步验证了代理成本假说。本文较为完整地梳理了股权激励影响风险承担的逻辑,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文献,对中国企业的激励契约的设计、经济增长和潜在风险的认识具有重要启示。     

试析创业板退市的法律监管

2009年中国大陆推出创业板,这意味着酝酿多年的创业板由理论变成现实,创业板市场需要有一套从上市到退市的完整的监管机制,只有监管得当才能充分发挥创业板的融资功能,国外成熟的创业板市场都有着一套完善的监管体系,退市制度的监管是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从监管的法律体系,监管主体以及与退市相关的配套措施,整体上都要进行完善。     

存贷比监管改革与银行风险承担——来自中国商业银行的准自然实验北大核心

2015年存贷比不得超过75％的监管规定取消后,中国商业银行存贷比持续攀升现象引发了存贷比监管改革如何影响银行风险的思考.本文选取2013-2018年124家中国商业银行的微观面板数据,结合连续型DID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存贷比监管改革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说明此项改革与"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一致;第二,存款竞争和影子银行业务的风险转移以及资产收益的风险吸收是三个重要的传导渠道;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存贷比监管改革主要降低了资产规模不小于2000亿元的非国有银行风险承担;第四,银行信贷风险管理能力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当银行信贷风险管理能力较差时,存贷比监管改革对银行风险承担施加了负向影响,表明存贷比监管改革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本文为不断完善我国银行业监管改革提供了一定参考.     

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银行审慎监管的角度

本文采用2003~2013年中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建立GMM广义矩估计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该风险承担渠道受银行审慎监管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商业银行风险承担。(2)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拨备覆盖率与风险资产占比衡量的银行风险承担成负相关关系,流动性比例与其比成正相关关系。(3)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覆盖率、流动性比例等越高(监管力度越大)的银行,货币政策对其风险承担影响的敏感性越弱,其中前三者削弱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的增加,而流动性监管削弱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的降低。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风险承担:理论路径与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管理者财产风险存在"兜底"效应,有助于缓解管理者的风险规避等代理冲突,但同时也可能导致管理者自利成本降低从而诱发潜在的道德风险。为此,本文以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有助于增加企业风险承担;在控制了内生性等问题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主要通过"激励效应"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而"道德风险效应"没有得到支持。本文是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首次研究尝试,对于深入理解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角色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