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资本市场波动溢出风险及其连通网络研究

结合全球28个股市在2003—2021年的日度数据,采用基于广义方差分解的动态波动溢出指数方法来测度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股市波动溢出风险及其连通网络的动态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基于面板中介效应模型来揭示疫情对股市波动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全球重大危机事件(金融危机、疫情危机)冲击均会加剧各国股市的极端波动风险且危机发生国成为波动溢出的主要来源;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加剧全球股市的总体溢出水平和网络连通性水平,使得大部分国家股市面临危机发生国股市的波动溢出风险;第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沪深股市自身波动风险不大,但面临海外国家股市波动溢出风险;第四,从全球来看,总体上存在着"疫情冲击→股市波动率(波动溢出风险)→股市尾部风险"的影响路径和中介效应.     

全球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预警与防范——基于高低波动风险溢出网络的分析

本文依据全球股票市场波动率划分低波动和高波动,通过构建高低波动风险溢出网络,探究全球股市系统性风险演变的特征,并识别积聚和爆发阶段的风险源头和传染结构。研究发现：第一,全球股市系统性风险具有顺周期性,且低波动溢出水平具有前瞻性,可有效预警系统性风险。第二,相较于低波动溢出范围大、水平低的特征,全球股市高波动具有溢出范围小、水平高的特征。第三,风险传染具有一定的结构稳定性,同区域、同组织股市间风险溢出水平较高;但在高波动状态时,尤其是危机期间,跨区域、跨组织股市间风险溢出水平明显上升。第四,不同股市在网络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且具有时变性,发达经济体股市主要为风险输出方,新兴市场股市主要为风险输入方。上述结论对全球股市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预警和准确防范具有参考价值。     

疫情冲击下全球股市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全球股市风险溢出网络,测度疫情期间全球股市风险溢出强度,研究各国股市风险的传递方向及溢出机制;通过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横向比较以及全样本纵向分析,探究不同阶段全球股市风险溢出效应的差异.研究发现:(1)疫情期间全球股市风险总溢出强度先上升后下降,其强度明显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与全样本均值.(2)不同时期全球股市风险溢出中心存在差异,中国是全球股市的主要风险接受国.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是全球股市单一的风险溢出中心;疫情期间,疫情严重的欧洲国家成为全球股市的风险溢出中心.     

疫情冲击下全球股市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全球股市风险溢出网络,测度疫情期间全球股市风险溢出强度,研究各国股市风险的传递方向及溢出机制;通过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横向比较以及全样本纵向分析,探究不同阶段全球股市风险溢出效应的差异.研究发现:(1)疫情期间全球股市风险总溢出强度先上升后下降,其强度明显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与全样本均值.(2)不同时期全球股市风险溢出中心存在差异,中国是全球股市的主要风险接受国.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是全球股市单一的风险溢出中心;疫情期间,疫情严重的欧洲国家成为全球股市的风险溢出中心.     

国内外股市相依结构演化及其危机传染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采用R-Vine Copula方法刻画国内外21个代表性股市在1995年9月-2015年5月期间的相依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三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网络泡沫危机和2007年次贷危机)在各股市之间的传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各个股市之间普遍存在对称(不对称)的上下尾相依结构特征;中国香港股市、新加坡股市、德国股市和美国股市在国际股市中起到枢纽中心作用,也是危机传染效应向外扩散的关键节点;中国香港股市起到连接亚洲和欧洲股市的桥梁作用;内地沪深股市在国际股市相依结构中处于边缘地带,尚未起到中心连接点作用;三次危机的发生不仅增强了亚欧区域内部股市间的相依性,也增强了亚欧股市之间的相依性,危机传染效应具有明显区域性传播特征。     

突发事件冲击下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风险净传染

重大突发事件冲击下，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已成为世界各国重点关注的话题。通过构建基于非物理空间矩阵的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冲击下国际金融风险的净传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净传染渠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风险传染的主要方式，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沿线国家金融风险的净传染强度超过了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和欧洲债务危机时期。其次，不同区域在三种突发事件影响下的净传染强度呈现差异性。最后，实体及金融贸易渠道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风险传染的贡献相对较小。     

全球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传递网络研究

本文采用系统性风险度量新指标LASSO-ΔCoVaR,构建全样本时期及各极端时期全球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传递网络,考察全球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传递水平及结构特征,并着重对极端状态下的风险传递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无论风险输入水平还是风险输出水平,不同股市的动态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波动幅度迥然不同,且单个股市风险输出水平的波动幅度远大于风险输入水平;第二,成熟经济体经济基本面恶化往往会增强其股市的系统性风险贡献,而新兴经济体则不同;第三,法国、荷兰、中国香港、德国和英国股市的风险溢出水平较高,同其他股市间的风险传递途径较多,是系统性风险传递网络中的核心节点;第四,我国股市与全球股市间的风险关联较弱,但我国股市潜在风险来源面广,同区域股市及金砖国家股市在我国股市与全球股市间的风险传递发挥重要作用。     

波动溢出网络视角下全球股市风险传染研究

为刻画全球股票市场风险传染的动态路径特征,从波动溢出网络视角分析全球股票市场的风险传染机制.首先,采用DCC-GARCH动态溢出指数框架来捕捉全球股市波动溢出的动态联动性和风险传染效应;然后,基于方差分解构建信息溢出复杂网络,从网络视角分析全球股票市场的风险传染特征.研究发现,在整个样本期间,全球股票市场高度相互关联,并依赖于极端经济事件;从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期间全球股市溢出整体呈现减弱态势;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开放与国际贸易往来等推动我国股市进程走向新阶段,风险溢出与吸收水平有上升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背景下金融风险的传导与防范研究——基于金融压力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为研究背景,从金融压力的视角度量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金融市场和部门的金融风险,然后采用TVP-VAR-SV模型实证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与我国金融风险的动态时变关系,并进一步利用动态溢出关联模型和网络分析法,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分别研究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但冲击影响持续性较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另一方面,我国内部金融风险传染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全球金融风险传染溢出效应具有时变性、区域聚集性。因此,为了有效防范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产生的金融风险,一方面,在重点防控关键金融市场和部门风险的同时,还应该谨防输入性风险,尤其要针对性防控重点国家和经济体金融风险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溢出。另一方面,积极构建和完善内外部协同监管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继续深化经济金融改革,增强我国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和韧性。     

两次危机金融市场境外救市政策的比较与思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发生历史罕见的剧烈震荡。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本次危机境外金融市场救市政策更为迅速,货币政策着力于提供短期流动性,财政政策聚焦于危机中的预防、对冲和纾困。两次危机救市政策推出后,市场均不同程度改善。后疫情时代,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是支持流动性直达实体经济的重要手段。加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其他监管措施的有效协同,强化对杠杆资金、自动化交易等微观市场因素的监管,加快对限制股市做空措施的研究探讨,有利于抵御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国际金融风险传染吗？

本文运用网络分析方法探讨新冠肺炎“黑天鹅”事件影响下的国际金融风险传染特征。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显著加剧了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的传染;同时,风险传染网络存在明显的聚类现象,随着疫情发展,风险传染网络从初期的星型发散传染向后期的均衡传染演变。结合我国实际,本文建议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高度关注对我国直接输入风险较高的地区和总溢出效应较强地区的风险溢出效应、健全金融行业突发事件处置机制。     

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金融行业间极端风险相依和风险溢出研究

金融行业的风险问题关系到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构建包含利空消息和利好消息的时变Copula-CoVaR模型,结合金融危机、股市震荡、贸易摩擦、疾病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考量金融行业之间的极端风险相依结构和风险溢出效应及其动态演化过程.结果表明,金融行业间风险相依和风险溢出均具有显著的厚尾性、非对称性和时变性特征,同时存在显著的动态极端风险相依和风险溢出,且下尾风险相依和风险溢出的程度更大,对市场行情下跌的反应更为敏感;银行业在整个金融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对证券业、保险业和其他金融业的极端风险相依和风险溢出均处于较高水平;不同时期的重大突发事件对金融行业间极端风险相依和风险溢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事发后风险相依变化较为平缓,而风险溢出急剧加强并表现出持续性.     

基于传染性视角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处置

本文基于传染性角度分析,借鉴SEIR传染病动力学模型预测和评估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理论方法和经验做法,类比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问题研究,以及通过加强风险隔离,降低风险传染系数,提升治愈能力等途径有效阻断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播扩散,进一步加强金融风险防控工作,避免个别机构风险、区域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效维护金融稳定.     

俄罗斯国际收支状况探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性风险事件,对俄罗斯乃至全球经济和国际收支产生重大的影响。不同的是金融危机作为金融风险事件,首先冲击金融市场;而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公共卫生风险事件,主要冲击实体经济,二者对俄罗斯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不尽相同。通过分析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对俄罗斯国际收支状况的冲击和后续影响,归纳其共性和特性,提出我国在后疫情时代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经济内外部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房地产业与银行业风险传染效应分析

2016年12月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我国房地产业与银行业关联度高,银行业爆发风险可能会迅速传染至整个金融市场,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对我国房地产业与银行业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进行研究,对今后更好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意义重大。首先,引入向量修正模型(VECM),对房地产业与银行业之间风险传染机制进行研究,发现两个行业主要通过房价波动与银行信贷规模传导风险。其次,利用ARMA-GARCH-CoVaR模型测算房地产与银行业之间风险溢出强度,发现银行业对房地产业风险溢出强度更高,并根据结果具体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欧债危机、2015年“股灾”、部分房企爆雷、新冠感染等风险情景下,政府对两个行业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取得的成效以及风险溢出效应在不同时间段的新变化,最后提出建议。     

国际股市极端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上行CoVaR和下行CoVaR的分析

将广义CoVaR模型和溢出指数方法相结合,分别从极端上涨和极端下跌两个视角测度国际股市间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社会网络方法构建下行风险和上行风险溢出网络,对全球14个股市在下行风险和上行风险溢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进行了动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下行风险还是上行风险,欧洲和美洲成熟股市始终是主要的风险溢出净输出者,日本和韩国等亚洲股市是主要的风险溢出净输入者,风险类型的变化不会显著影响某一股市在全球股市中的地位;上行风险溢出和下行风险溢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协同性、周期性和非对称性;上行风险溢出与下行风险溢出之间具有较高的跨期相关性,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引导作用.因此,可以构建合理的上行风险指标以实现对下行风险的有效预警.     

基于网络视角的国际银行间市场波动性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2007年3月—2020年6月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三个月LIBOR-OIS和SHI-BOR-OIS数据,运用VARMA-AGARCH模型,采用网络拓扑分析法,研究美国、欧元区、英国、中国以及日本银行间市场波动性溢出效应,并构建波动性溢出指数.研究发现:国际银行间市场存在显著的波动性溢出效应,条件波动率不仅受到自身市场前期冲击和波动影响,还会受到其他市场干扰;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国际银行间市场波动性溢出效应均显著增强,并呈现动态特征;美国对其他经济体银行间市场波动性溢出最大,且在危机时期急剧上升,因此,中国银行间市场监管要防范境外市场风险跨区域传递,尤其是美国市场波动的输入性冲击.     

基于网络视角的国际银行间市场波动性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2007年3月—2020年6月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三个月LIBOR-OIS和SHI-BOR-OIS数据,运用VARMA-AGARCH模型,采用网络拓扑分析法,研究美国、欧元区、英国、中国以及日本银行间市场波动性溢出效应,并构建波动性溢出指数.研究发现:国际银行间市场存在显著的波动性溢出效应,条件波动率不仅受到自身市场前期冲击和波动影响,还会受到其他市场干扰;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国际银行间市场波动性溢出效应均显著增强,并呈现动态特征;美国对其他经济体银行间市场波动性溢出最大,且在危机时期急剧上升,因此,中国银行间市场监管要防范境外市场风险跨区域传递,尤其是美国市场波动的输入性冲击.     

基于国际资本多重动机的全球系统性风险传染路径识别

本文采用最新一代的SRISK方法测度了G20国家605家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并设计提出了基于高维的时变参数外溢网状矩阵,识别了全球系统性风险的传染路径和传染源。研究发现,各国系统性风险呈现明显增强态势,在危机时刻具有较强同步性,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系统性风险同步激增。而欧美等发达金融市场更容易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的风险源,其中,美国溢出指数显著高于其他国家,是全球系统性风险的主要输出方;反之,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成熟度与放开程度远不及欧美发达国家,因此,更多地扮演着风险吸收方角色。基于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资本流动骤停强化了系统性风险跨国别传染的溢出效应和吸收效应;国际资本流动的套利和套汇动机则是影响全球系统性风险传染的两个重要渠道,特别是,债券市场暴涨所引发的套利行为对吸收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而汇率升值超调引发的套汇行为则会增强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效应和吸收效应。此外,套价动机并未对系统性风险传染产生影响,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各国的股票市场相对债券市场较为封闭,这势必隔断了套价行为对系统性风险传染效应的影响。最后,基于全球研究结论提出中国防范外部系统性风险冲击的政策建议。     

尾部风险研究进展与评述

由于部分业务、部门或市场的尾部风险溢出不仅会引发金融体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且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负外部性,因此尾部风险事件极易引起金融市场震荡。鉴于此,识别与监测尾部风险是有效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与传染的起点。本文首先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节点,根据文献厘清尾部风险测度指标在危机前后的脉络。其次,介绍与尾部风险传染密切相关的尾部风险相依、金融关联网络的相关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对尾部风险溢出强度及溢出方向展开讨论。再次,本文归纳了引发尾部风险溢出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及尾部风险管理的路径选择。最后,对当前及未来尾部风险相关研究进行评述与展望。据此,力求为我国进一步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稳健运行和良性循环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