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能力与资产实力:农户信贷难题再检验

农户贷款难问题制约"三农"发展,化解农户贷款难问题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关键.通过分析金融知识能力和家庭资产规模影响农户信贷可得性的内在机理,构建"金融知识能力—家庭资产—农户信贷可得性"的研究路径.基于河南邓州、陕西杨凌、宁夏同心三地农户调查数据,采用Probit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知识能力、资产实力对农户信贷可得性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知识能力有助于缓解农户需求型信贷约束,家庭资产有利于改善供给型信贷约束,且金融知识能力可以通过增加家庭资产来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据此,从开展农户金融知识教育、促进农户家庭财富增加等角度提出改善农民融资困境的对策建议.     

收入不确定性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2012年CHFS来自全国7442户家庭的微观调研数据,从预防性储蓄的视角出发,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实证研究了家庭收入不确定性对非存款类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收入不确定性较小的家庭,倾向于持有更多的非存款类金融资产,投资品种个数也更多;在未来收入不确定的条件下,家庭会通过增加持有非存款类金融资产的比例来提升资产组合的期望收益,并增加投资品种的个数来控制资产组合的投资风险。     

农户创业对家庭金融投资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依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背景,深入剖析农户创业与家庭金融投资的内联关系意义重大.首先采用数据调查、Probit等多种命题研究分析方法,对农户创业与家庭金融投资间的影响渠道与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其次采用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联立方程等多种回归检验方法对分析结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农户创业与家庭金融投资间存在正向驱动关系,农户创业水平的提高引致家庭金融投资的新增.异质性分析显示,农户创业对于低收入、高房价及教育程度(初中)的农户而言,促进家庭金融投资的作用更加明显.根据解释机制中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农户创业有利于提升财产收入、增加要素投入、刺激金融信贷,进而提升家庭金融投资意愿,社会资本则显著削弱了农户创业对家庭金融投资的正向影响.根据Shapley分解结果,发现生存型自我雇佣对农户家庭金融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进一步激发农户创业意愿,对于破除农户家庭金融市场的"有限参与"之谜、减缓农村"金融排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庭金融投资行为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

家庭金融投资行为是否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理论上来说,家庭金融投资行为可以通过资产效应、财富效应以及代际转移效应刺激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以CFPS2016的微观经验数据为例,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分位数回归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庭金融投资行为能够显著提高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水平,即使消除内生性问题,该研究结论仍成立。家庭金融投资行为对城镇居民家庭的影响高于农村居民家庭,对东部地区居民家庭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居民家庭,对中、高收入家庭的影响高于低收入水平家庭。机制研究表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通过提高居民家庭保险意识,降低家庭不确定性支出,来提高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水平。     

消费信贷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

已有丰富的文献考察了消费信贷对家庭消费和投资行为的影响，但少有研究关注其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考察了信用卡使用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主要发现如下：信用卡使用显著增加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且这一效应具有长期动态影响并对城市、高收入、高教育程度家庭影响更为显著，这意味着信用卡消费信贷可能会增加人力资本不平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会增加劳动力供给来应对人力资本支出的增加。机制分析表明，信用卡使用主要通过增加家庭消费投资、促进消费升级、缓解家庭预算约束三种途径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引导消费信贷流向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领域，可助力于消费升级与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农村家庭消费需求调查分析——以辽宁省沈阳市为例

为了解当前沈阳市农村居民家庭的收支水平、收入来源结构、消费支出构成及其变化趋势,尤其关注价格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本文选取120户农村居民家庭进行了实地问卷调研。调研显示:样本家庭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生活便利程度提高,收支盈余比例增加,收入同比基本持平;样本家庭支出同比持平,其中日常生活支出及农业生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增加;样本家庭大宗消费品普及,新型大宗消费品增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对消费影响程度较大,计划消费的意愿低迷;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农民贷款需求基本得到满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作用尚未体现。     

基于VECM模型的信贷约束、家庭债务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分析

采用1997~2013年家庭债务、贷款价值比与 GDP 增长率等变量数据,在借鉴 Kim 的模型基础上,构建 VECM 模型,检验了信贷约束、家庭债务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短期内宽松的借贷约束促进了家庭债务的增加,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宽松的借贷约束会导致家庭债务过高,阻碍长期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率、家庭债务等变量相比,贷款价值比、利率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因此,政府决策部门应制定合理的消费金融政策,居民应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以实现家庭债务的可持续性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居民家庭“加杠杆”能促进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家庭杠杆对其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消费和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杠杆会显著地抑制家庭总支出的增加,强化资产对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强化财富消费效应。家庭杠杆会促进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强化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但会抑制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就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杠杆会抑制城镇居民家庭的总支出增加,但会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和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并强化其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这表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居民家庭“加杠杆”并不能直接有效地提高消费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根本途径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和家庭总资产水平。     

农户风险性信贷配给的形成机制及其福利损失效应研究

农户风险性信贷配给是当前较为重要的农村金融问题,构建理论模型对风险性信贷配给的形成机制进行理论探析,研究表明农户自身的风险偏好特性致使风险性信贷配给自发形成。同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风险性信贷配给对农户家庭纯收入、家庭消费支出、家庭农业生产性投资支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风险性信贷配给导致农户家庭福利受损,尤其对家庭农业生产性投资支出与家庭纯收入引致的损失效应比较明显。且分位数分析发现风险性信贷配给对较低与较高福利水平农户家庭产生的福利损失效应较强,特别是给福利水平较高农户家庭带来的福利损失效应最大。据此在农村金融创新深化期针对性地提出治理风险性信贷配给的政策启示,充分释放农村金融的支农惠农潜能。     

中国城镇家庭的资产配置与消费行为:理论与证据

根据流动性资产和非流动性资产的配置组合,家庭可以分为P-HtM(贫穷月光族)、W-HtM(富裕月光族)、P-nHtM(贫穷非月光族)和W-nHtM(富裕非月光族)四类,他们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消费特征。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至2017年四轮数据,我们发现中国城镇家庭中四种类型的占比分别为6.8%、36.7%、6.6%和49.9%;在消费—收入弹性上,P-HtM和W-HtM家庭显著高于W-nHtM家庭,而P-nHtM家庭显著低于W-nHtM家庭;在暂时性收入冲击的边际消费倾向上,P-HtM和W-HtM家庭大于W-nHtM家庭,而P-nHtM家庭小于W-nHtM家庭。这些发现意味着,若要取得更好的消费刺激效果,需要更加精准的消费刺激政策。     

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资产规模：指标构建与机制检验

金融的数字化为金融的普惠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居民的数字金融能力决定性了其能否有效地使用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本文使用2015年、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资产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力的提升能够显著扩大家庭的资产规模;提升数字金融能力对于扩大低文化程度、老年户主家庭资产规模的作用更为明显;数字金融能力的提高对不同户口类型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影响存在差异,对非农业户口家庭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金融能力通过促进家庭的风险市场投资行为、扩大家庭风险市场投资规模以及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尤其是金融资产收入等路径扩大家庭资产规模;数字金融能力存在反“马太效应”,资产规模较小的家庭通过提升数字金融能力能够更明显地促进家庭资产的增加。提升数字金融能力有助于缓解金融排斥现象,在增加居民财富的同时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无活跃市场的信用类投资风险计量研究

无活跃市场的信用类投资指银行因投资目的而持有的信用类资产,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私募发行的次级债券、信贷类理财产品、资产证券化产品等,通常无法使用公开的交易价格进行估值,风险计量没有成熟的方法。本文在信用类资产估值模型中的简化模型和历史模拟法基础上提出了无活跃市场信用类投资的风险计量方法,选取信用评级较高的生命人寿私募发行的次级债券和投资于商业银行的信贷类理财产品为标的资产进行比较性实证研究。     

背景风险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经典资产组合理论为延伸,探讨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着重基于背景风险的视角,分析劳动收入风险、健康状况、商业及房产投资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家庭理财者的劳动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反向作用,相反健康状况和健康保障水平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正向作用,而商业及房产投资对风险金融资产表现为"挤出效应"。此外,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中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信贷约束、主观幸福感等因素并不显著。     

我国农民家庭人身保险消费现状调查分析

农民家庭的人身保险消费意愿及行为是发展农村人身保险业务的出发点和切入点.基于对我国部分省区农户家庭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民家庭人身保险消费意愿、行为及趋势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分摊人身风险方式之一的人身保险已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农民家庭的重视,但实际的消费行为仍只存在于局部地区及部分农民家庭之中,保险公司在农村推行人身保险业务效果不佳,但农户未来人身保险的消费意愿较为强烈.     

收入结构、金融资产选择与投资组合有效性——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根据微观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收入结构对资产选择及投资组合有效性之间的异质性影响。通过计量分析及内生性检验研究表明: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越高,其参与股票、基金与国债的概率就越高;转移性收入比重的增加对于股票与基金两种风险资产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经营性收入的占比对于基金与国债的显著性水平高于股票;财产性收入的占比对于三种资产在1%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家庭收入结构中的转移性收入比重的增加,并没有显著增加资产配置的投资组合有效性;其他三类收入比重的增加,均对投资组合有效性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意味着,提高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概率与投资组合有效性,不仅需要从收入水平入手,更应重视收入结构的调整,着力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农村金融机构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难点及建议

审批权限下放省级监管部门后,农村金融机构申报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意愿提高。但研究发现,农村金融机构受信用评级低、优质基础资产少等因素制约,在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中还存在不少难点。针对现存的法律体系仍不完善、有效信贷需求不足、投资主体较为有限、发行成本相对较高等问题,本文进一步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家庭消费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四期面板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家庭消费支出,且对处在中低分位数的家庭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高流动性资产不足的家庭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高流动性资产充足的家庭而言,普惠金融对其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稳健,即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而促进家庭消费.     

应收款项类投资加大中资银行系统性风险北大核心SSCI

2012年以来,中资银行的应收款项类投资,包括非金融机构设立的信托和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和债券增长迅速。此类投资的迅速增长与监管机构对银行信贷行为的严格监管有关。由于收益高、拨备成本低、资本消耗小,此类投资可以在信贷成本上升且净息差下降的环境下支持银行盈利增长,并促进银行资产多元化,但也会增加银行的信贷、流动性和利率等风险,尤其对中小银行的影响更大。银行及监管等部门有必要未雨绸缪,对此予以重视。     

互联网消费金融信贷资产证券化风险分析——以“京东白条”资产证券化为例

在管理层力推零售类贷款信贷资产证券化和消费金融成为互联网金融新风口的背景下,互联网消费金融证券化产品逐渐进入资本市场。本文以"京东白条"证券化为例,解析互联网消费金融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结构设计,揭示互联网消费金融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内在风险,并提出加强社会征信管理、提高信用评级风险监管能力的风控策略。     

社会养老保险与我国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社会养老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风险金融资产比重,边际效应分别达到25%和22%左右。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家庭的经济水平、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主观投资风险偏好态度等因素后依旧稳健,一个解释是社会养老保险能有效地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进一步分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子样本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在农村很小且统计不显著,这说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障水平和拉动金融消费的作用仍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