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控制权让渡及其治理模式演进的研究

家族企业控制权的让渡是治理结构转变的关键变量.但由于企业主的"集权情结"和经理人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家族企业控制权的让渡面临着"控制权损失"无法得到补偿的风险,导致了控制权让渡的失灵和家族治理结构的锁定行为.本文对家族企业控制权难以外部职业经理人让渡的原因做了深层次的分析,并且在家族企业控制权转移的不同维度上,提出了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演进模式以及如何实现控制权的顺利让渡.     

企业家能力、控制权配置与家族企业或然走向

控制权演进是家族企业研究的核心内容,而家族企业家在家族企业控制权的配置、演进过程中明显处于主导地位。从家族企业家能力的角度,引入组织能力这一中间变量,分析家族企业控制权演进的推动因素和路径选择。结果表明,家族企业家的有限理性,使家族企业家在个人生命周期和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让渡控制权与高层管理人员时产生不同的组织能力,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绩效实现的幅度。     

美国家族企业控制权初探

<正> 控制权是家族公司的两大要件(控制权与家族关系)之一。与非家族公司一样,家族公司控制权的直接的或表象的基础是公司股权。许许多多的家族企业在从创立之日到不断成长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一直都存在着对企业的控制权问题。可以说,一部家族企业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家族对其企业控制权的演变史。     

中小家族企业控制权保留偏好的多维视角分析

控制权保留偏好是我国中小家族企业的基本特征。该文通过对家族理性、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家特质、制度环境等多维视角的分析表明，我国中小家族企业控制权保留偏好既受家族理性与经济理性双重作用的影响，又受我国制度环境滞后的影响。中小家族企业不应该盲目追求制度的先进性，而应追求制度环境、内部资源和能力以及治理结构的动态匹配。     

家族传承、企业控制权转移与家族理事会

中国的家族企业传承问题逐渐成为理论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按照中国人对家族企业的理解,家族传承和企业控制权转移的优先次序是不同的,因此,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冲突。文章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一个家族企业控制权传承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家族财产继承计划和家族继承人培养计划;其次是发挥家族理事会的桥梁作用,制定家族企业控制权传承计划,化解家族企业传承中的冲突。     

美国家族企业与香港华人家族企业控制权比较

本文对美国家族企业和香港华人家族企业的控制权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探究对中国大陆家族企业的借鉴意义。本文认为两者的重要差异在于与控制权相关的制度、文化背景因素以及家族对职业经理人控制方式等方面；由于文化背景的相似性，香港华人家族企业的演化对中国大陆家族企业更具借鉴意义。     

股东资源如何控制创业企业?一个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升级与商业模式的推陈出新刺激了诸多巨头公司通过并购新创企业实现市场占领，但如何控制成为其面临的难题。文章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归纳出不同创始人特征的情境下，外部股东利用资源实现控制的三种模式：共生融合型、创始人主动退出型、创始人和谐退出型。结合案例分析得出，股东资源的异质性并非是获取控制权的充分条件；外部股东获取控制权的关键在于利用资源的互补性优势，进行有效的资源协调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     

家族涉入与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战略与人力资本冗余的调节作用

基于控制家族保护自身情感财富的视角,文章利用2010-2013年度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家族涉入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并关注了国际化战略与人力资本冗余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家族涉入程度越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越少;当企业国际化程度或人力资本冗余程度较高时,家族涉入所致的负向影响均受到削弱。上述结论验证了家族企业将情感目标视为核心利益的观点;并证明家族涉入会导致企业决策偏离单纯经济目标,这为家族企业将其情感目标作为决策参照点的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研究还发现,家族涉入对技术创新的阻碍作用主要来源于家族控股的控制性质而非股权集中的控制结构。     

家族控制权与家族企业治理的国际比较

家族企业是世界各国或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本文分析了家族控制企业的主要方式、家族企业控制权过度集中的危害以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治理家族企业的模式与方法     

中、美两国家族企业成长道路的比较研究——兼论中国家族企业的成长

通过对中美两国家族企业概念的界定,分清了两国对“家族”的不同理解。由中美两国家族企业不同的成长道路,得出了信用缺乏是制约中国家族企业成长瓶颈的结论。本文认为控制权革命是家族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并对其可选路径和实施原则做了相应的阐述。     

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吸收能力和地理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已经成为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但如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跨国企业是否能够通过研发国际化行为提升母公司的创新绩效,现有文献对该问题尚缺乏足够的研究。文章基于2011-2017年间沪深两市310家信息技术业上市跨国企业的年度观察数据,采用泊松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企业研发国际化与母公司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首次从逆向知识转移的视角,探讨了吸收能力和地理多样性对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研发国际化显著促进母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以研发投入强度衡量的企业吸收能力显著正向调节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而以布劳异质性指数测量的地理多样性则显著负向调节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对中国企业国际化行为具有重要启示。该研究发现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该加大海外研发投资力度以提升母公司创新绩效,且为更好地实现外部知识的逆向转移,应同时提高企业总体研发投入强度。但作为新兴经济体企业,不宜在地理分布上实行快速扩张,否则较高的沟通和协调成本将弱化逆向知识转移的程度,而不利于母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     

技术研发及应用对高技术产业绩效的影响及差异

基于创新背景下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根据1995—2016年的数据,借助eviews软件研究技术创新对高技术产业绩效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为:研发过程中,R&D人员投入和经费支出对专利产出具有正向影响;成果转化过程中,专利产出和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会促进研发成果市场化,但技术改造支出却产生抑制作用;R&D资金投入和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对创新总绩效有促进,但技术改造支出对高技术产业的利润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耐心资本、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企业间竞争加剧及政策的推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企业实施技术创新,但创新投入需要依托于企业的自有财务资源。然而在关于企业资本状况、创新投入对绩效影响的具体激励关系的研究上,现有结论尚未达成一致。文章以中小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异质性视角在企业管理研究领域引入耐心资本概念,实证分析其如何通过合理的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结果发现关系型债务对于绩效的正向作用大于稳定型股权。内部研发更容易在关系型债务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而外部技术并购在稳定型股权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更为显著。该结论丰富了资本结构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为中小企业进行具体技术创新决策提供参考。     

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与区域差异性研究

采用我国2000—2010年26省市的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对国内研发、技术转移和国外技术溢出与高技术产业的创新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同时,考虑到省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又把26个省市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三个区域,分别考察各区域的创新绩效。研究发现,本国科研人员投入及技术转移对技术发明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科研人员投入等本国要素及FDI、出口贸易等国外因素则对产业创新有较为显著的作用。各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国内研发等要素投入对高收入地区的技术创新促进性作用比较明显,而FDI等因素对低收入地区整体创新能力均产生明显的积极效应。因此需要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     

商业银行金融支持、商业信用与异质性研发投资

伴随中国经济转型及外部竞争的加剧,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研发投资的高风险性和信息不对称等特征导致创新型企业普遍难以获得所需的债务资本。相比于外部间接筹资,与商品交易直接相联系的以分期付款和预付定金等形式存在的商业信用便成为低成本、高效率的融资渠道之一。基于此,通过实证检验商业银行金融支持、商业信用与异质性的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以期寻找化解资本危机的渠道。首先证实了上市公司自身产生的现金流是研发投资的重要资本来源之一。其次,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加强研发支出规模,且金融发展程度越高,企业规模的影响越小。在单独考察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商业信用对研发投资的作用后,结果表明两者均为重要的资本来源。此外,金融支持与商业信用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但商业信用对异质性研发的支持力度存在差异。     

基于VAR模型的创新政策对企业绩效影响之研究

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作为创新政策重要组成部分，却在实践中存在褒贬不一。以我国台湾新竹科学园区1988-2014年间经营大数据，运用VAR模型分析研发投入、专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滞后效应。结果显示创新政策之研发投入、专利件数与企业绩效有长期稳定关系；研发投入对专利件数与企业绩效呈正向显著，且有滞后效应；专利对企业绩效呈正向显著，且具有滞后效应。     

上市公司社会资本、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来自TMT和互联网企业的证据

基于社会资本效用异质性视角,运用132家TMT和互联网企业8年的数据,研究了连结型、桥接型和结合型社会资本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过程机理。经验证实,社会资本的存在使研发行为支持关系型创新的观点,连结型社会资本同创新产出的正相关关系最为密切。研发投入在社会资本与创新产出之间发挥了不完全的中介作用。公司属性和融资约束的差异显著影响产出规模,在融资约束宽松或国有TMT和互联网企业中,R&D投入的积极效应更明显。     

西部民族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资源观,以2012—2017年西部民族地区8家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内部资源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企业规模和财务杠杆两个变量的情况下,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并不显著的正向影响,生产用固定资产周转性、员工受教育程度和技术知识经验与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均呈显著正相关。因此,企业对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是获取并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要点。     

创新政策、高管技术背景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绩效研究

创新政策是引导“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补贴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以工信部公布的4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高阶梯队理论,探讨政府创新政策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创新补贴可以提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绩效;当公司高管具有技术背景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可以获得更多创新补贴,进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机制检验表明,创新补贴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绩效。     

融资约束、协同创新策略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微观调查数据对融资约束、企业间协同创新策略与企业研发投入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和企业协同创新策略对企业研发投入分别 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和正向促进作用;企业协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 融资约束以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但企业协同创新的融资约束缓解机制对于大中型企业及出口型企 业的研发投入促进作用不显著,而对其它类型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作用显著。据此,促进企业协同 创新,为企业协同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完善金融市场建设,将有利于 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及国家创新体系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