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及争议

近年来,“民工荒”和劳动力工资上涨问题引发了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激烈争论。本文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并将其总结为四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既源于判断标准和依据的差异,也受到了不同统计数据的影响。但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以相当比例存在的这一基本矛盾与刘易斯模型的推论并不相符。本文认为,这个矛盾是由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并且刘易斯模型并未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不能直接地以经典的刘易斯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新现象亦不能简单地与经典刘易斯理论中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对应。需要修正未考虑制度性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或者消除城乡分割影响以使得中国经验适用于经典理论模型的判断。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开放条件下“刘易斯转折点”的检验与变异

"刘易斯转折点"是内嵌在二元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探索中国就业领域里诸多矛盾现象的切入点。中国基本符合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经济发展路径与二元经济理论大致相同,但所处的全球化环境、体制条件有着明显不同,可将中国简化为一个开放条件下加速解体的二元经济。要判断是否经过"刘易斯转折点",需要把数量标准作为基本依据、价格标准作为参考依据。中国虽然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年龄偏大,40岁以上劳动力占大多数,提高了转移难度;再加上中国特殊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农民工工资的结构性上涨即主要由绩效工资(即计件工资)上涨支撑、基本工资上涨幅度不大,进一步排斥了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农村中可转移劳动力已近枯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过早到来。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转折点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转折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目前达到什么水平？有关权威部门通过深刻分析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应从六个方面努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权威部门分析，我国经济新的转折点表现在：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内...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来自农业生产部门的证据

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间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出发,可以得到多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本文在系统介绍这些判断标准的基础上,使用相对较为准确的"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比较"标准来进行判断,其中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则分别采用了劳均农业净利润法和年工法。结果发现,这两种方法判断出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经过判断,认为根据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判断结果更为合理,中国在2005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吗——一个综述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对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出现,学界仍分歧较大.本文在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从剩余劳动力测算、人口流量与存量争论、工资上升原因解释及其他指标解读等方面对相关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整理,并据此指明了进一步研究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问题的方向.     

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农业政策调整——基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

处于刘易斯转折点时期的中国农业面临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挑战.本文通过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三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对刘易斯转折点时期中国农业政策目标和主要政策措施提出了建议,认为中国农业政策目标仍然要将粮食安全放在首位,充分保障农业生产力,保证农民收入与其他产业从业人员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并在此前提下有效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从政策措施来讲,应加快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将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更直接与农民收入挂钩;严格坚持现有农地所有权制度,通过鼓励使用权流转、发展农村合作和协作组织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通过倾斜的税收及金融政策促进农村工业发展.     

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探讨——从刘易斯曲线、人口红利、库兹涅茨曲线角度出发

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以及中国人口红利拐点何时到来的讨论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从二元经济视角、人口转变视角、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的关系,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否存在大幅度下降及农业工资率是否存在大幅度上升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虽然中国面临人口红利的结束,人口转变优于经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只要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就会抵消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对中国是否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到了吗——质疑2007年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逐步呈现.本文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出发,深入研究了刘易斯转折点时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城市化水平,得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劳动力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围绕刘易斯模型建立时的假设条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于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文献评述

改革开放30年,人口结构的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随着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人口红利是否正在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近来备受瞩目。"未富先老"是人口结构快速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突出矛盾。通过最新文献回顾发现,深入研究限制人口红利的制度和结构性因素显得更为重要,而刘易斯模型的适用性、中国经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以及数据缺乏,是造成刘易斯转折点判断分歧的主要原因。因此,未来研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有助于作出科学判断。     

通货膨胀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关系及其治理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转折点”来临后,普通劳动力工资和农产品价格将呈现上涨的趋势.那么其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否也与此有必然的联系？理解通货膨胀的根源,对于把握未来通货膨胀的趋势,制定通货膨胀治理政策乃至其他相关政策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由此,本文对这些相关问题作分析,得出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与通货膨胀在实际经济中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作为“刘易斯转折点”中的通货膨胀现象仍须引起重视,这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刘易斯转折点”中的通货膨胀.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几个理论问题

农业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标准;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表现为相对剩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是由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差距决定的,供给量是由劳动力转移后可能获得的净收入决定的,当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过高时,必然会出现一边过剩一边短缺的现象;由于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还远未到来。     

刘易斯转折点、要素价格均等化与产业升级——基于中国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阐释

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推论相比,要素价格调整定理及要素价格非敏感定理更加真实地传达了现实贸易的结果,也对我国劳动力价格非均等化发展的现实悖论做出了一定的解释.进一步审视我国的"现实体制",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及其引致的劳动转移替代资本转移的强化,是我国劳动力价格长期非敏感的重要原因.而"刘易斯转折点"的预期出现,将带来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性的弱化甚至逆转.这要求我们必须率先通过制度引导实现产业的有效转移和升级.     

中国刘易斯拐点及阶段研究——基于31个省际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1997—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两部门经济数据,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探讨我国刘易斯拐点及所处阶段。经验观察认为我国总体上还是处于刘易斯第I阶段,而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上升,预示着我国已越过刘易斯第1拐点,进入刘易斯第II阶段;而实证模型分析认为在1997—2004年无论是全国还是局部区域均越过了刘易斯第1拐点,但2005—2012年各区域又返回到刘易斯第I阶段。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东中西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同。模型结论认为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依然存在,现代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潜力还未完全发挥,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本世纪初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现向现代一元经济过渡的学科。介绍了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理论,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以翔实的资料重点论述了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论中国哲学的标识性概念

<正>开放时代论坛从创办以来,迄今已有18年了。作为该论坛长期的亲历者,我可以作证,《开放时代》一直活跃在中国学术界的前沿,一直通过不同话题呼唤中国学术的自觉性和主体性。但是从21世纪头十年的前期一直到第二个十年中期,时代气氛、舆论风向乃至意识形态导向和现在很不一样。那个时代强调中国性虽然是空谷足音,但也极有影响,更有意义。开放时代论坛坚持到现在,聚集越来越多的,不同代际和学科的学者在思想讨论中坚持原来这样一个方向,这当然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比起那个时代,当前的历史条件还是有些变化,用一种不是强调,而是审视的态度盘点一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问题,或者如这次会议的主题所示,中国学术思想的标识性概念问题,也许是更有意义的。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差异性与阶段研究

用城市人均GDP标准差、城市人均GDP变异系数、城市人均GDP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来研究我国23座典型城市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和总体差异;用人均GDP与GDP增长率指标的点矩阵图来研究我国23座典型城市经济发展的变化,并结合钱纳里的人均经济总量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理论对我国23座典型城市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中国23座典型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逐渐加大;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大体趋势为人均GDP、GDP增长率双低→人均GDP低、GDP增长率高→人均GDP、GDP增长率双高→人均GDP高、GDP增长率低;代表城市北京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发达经济阶段的初级阶段;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若能客观反映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要求,就能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特殊的关键时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采取有效应对策略。总的来讲,进入全球化矛盾激荡期,经济发展外部环境更加复杂;进入工业化艰难跨越期,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更加紧迫;进入城镇化加速推进期,深度发展支撑条件更加脆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增长乏力问题更加突出。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论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及模式,在近10余年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但从价值维度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是当今学术界的一大薄弱环节。本文以两个百年的纵深,从价值维度切入,重点论证并原创性提出了:以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立场;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目的;确立三个为主(公有主体,按劳分配主体,国家宏观调控主导)和三个共存(多种经济成分,多元要素参与分配,市场决定微观资源配置)的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以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现代绿色生产生活体系,建设以国家内生创新为主导、企业自主创新为主体、多元协同创新为补充的关键核心技术进步体系,建设以高质量发展的城乡融合经济体系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生产力空间布局体系等等,以此四点为价值原则;以人民通过生产劳动创造幸福生活为根本价值实践主题,其核心要义是:国民幸福可持续、国办公业建和平、党揽全局谋长远、民本路线通民心。创建具备上述价值总体的目标路径同向认知体系与实践行动体系有机统一的经济发展系统,就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亦是本文的学术创新。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国际比较研究

<正> 在我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经济发展问题日益被人们所重视。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种种挑战和问题无一不与我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性质和特点相联系,我们作出的决策和选择也无一不受到阶段性条件的约束。因此,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任务,已经历史性地提到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