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将新型城镇化划分为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以及环境城镇化4个方面;然后利用产业结构高级化率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并引入控制变量建立动态面板模型;最后通过GMM估计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各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经济城镇化正向推动3个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社会城镇化正向推动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环境城镇化正向推动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此外,科学文化财政支出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效应;金融业发展积极推动东中部地区产业发展;前一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各地区产业发展都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市场化程度对各地区产业发展的作用却截然不同。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

我国新型城镇化已成为经济新常态下产业升级的新思路,新型城镇化进程产生的诸多绩效是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本文系统阐述了新型城镇化影响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并基于数据可得性以带状选取东中西部各3个省份,每个省选取3个中大型地级市2004~2015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将新型城镇化和产业升级之间关系图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合,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分析新型城镇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结论表明：在时间上,2005~2011年,两者有负相关关系,2011~2015年,两者有正相关关系;在空间上,东部新型城镇化对产业升级有正向影响,中西部前者对后者无正向影响。根据实证结果和新型城镇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差异的原因进而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引入新型城镇化,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通过进一步的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新型城镇化门槛效应,新型城镇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越大。     

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从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及服务业现代化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并通过多重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显著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旧成立。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金融支持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放大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促进效应。中介检验表明，在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关系中，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均发挥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且二者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促进数据开放共享，带动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金融服务模式，提高金融支持水平的政策建议，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财政体制失衡与区域经济韧性：理论机制和经验证据

增强区域经济韧性是在我国新发展阶段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本文立足于中国财政体制失衡的典型事实，考察财政体制失衡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财政纵向失衡已经超过最优阈值，削弱了区域经济韧性；(2)财政横向失衡的“越位”和“缺位”,阻滞了区域经济韧性的强化；(3)财政横向失衡对财政纵向失衡具有同向放大器功能，通过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经济韧性产生间接负面效应；(4)经济多元化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市场化水平提高和城市化推进能够更有效的分散外部冲击的风险，增强区域经济韧性。     

碳排放约束视角下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碳排放约束视角出发,实证考察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的差异性和产业智能化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智能化对缩小全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省域间经济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进一步考虑碳排放约束,发现碳排放约束正向调节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正向效应,西部地区由于自身产业结构和区位因素,抑制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正向效应;最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两个子维度在产业智能化和区域经济差距间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且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的作用较小。     

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消费供给。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产业转型升级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和中介影响均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供给侧为居民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防范部分地区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资源型城市战略性工业产业优选模型研究

资源型城市正面临城镇化及产业转型两大重任,将新型城镇化作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所在。本文从新型城镇化视角,构建了该类城市战略性工业产业优选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用层次分析法优化了Weaver－Thomas模型,构建了AHP—Weaver－Thomas资源型城市战略性工业产业优选模型。为验证其稳定性,以太原市为例进行算例分析,选择确定了太原市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大力发展的6个战略性工业产业,模型分析结果与太原市现实情况有较高的吻合度。该模型为资源型城市合理选择战略性工业产业提供了新思路,为推动占我国城市总数近1／5的资源型城市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了新方法。     

煤炭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双碳”目标和煤炭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究产业集聚、科技进步与创新等对煤炭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煤炭产业集聚特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将煤炭产业集聚、技术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在分析煤炭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我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对自主创新、外部引进、政府支持等3种技术创新模式的中介效应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煤炭产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技术创新在煤炭产业集聚与GTFP的非线性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不同的创新模式对不同集聚程度区域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自主创新对低集聚区的中介作用最为显著;外部技术引进对高集聚区的中介作用最为显著;政府支持则对中集聚区的中介作用最为显著,但对高集聚区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上述研究结论对煤炭产业集聚下如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借鉴意义。     

新型城镇化中的产城融合及其福利效应北大核心CSSCI

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存在"先产后城"和"先城后产"两类偏向型城镇化路径,其福利效应迥然有别。本文在资本自由流动的两城市模型中引入产城融合变量,分析了禀赋差异、政府政策偏向下的城镇化路径;并基于产城融合的要素适配模型,对2000年以来中国的产城融合路径及其时空演变进行了动态刻画,进而利用2003—2014年中国25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城融合程度越高,资本偏向的补贴支出越能提高产业集聚效率;产城融合程度越低,改善城市区位条件更能提高产业集聚效率。以产业园区为主线的城镇化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对禀赋较差地区的产业扶贫政策可能因产城融合水平较低而失效。实证研究证实了产城融合的门槛效应,即在产城融合水平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偏向产业的土地政策才能提升本地的产业集聚效率。进一步地,基于功利主义福利函数标准对城镇化路径比较后发现,旨在优化区位条件的"先城后产"路径相较于"先产后城"路径更有利于城镇居民福祉的提升。为此,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应更多考虑蒂伯特选择功能,优化政策环境与区位条件,注重民生型公共服务平台的搭建。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推进的影响、效果与机制

产业结构升级是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动力之一,本文结合引力模型和现有的文献基础,推导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影响的非线性关系。具体来说,把产业结构升级划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两方面,而把城市化划分为人口城市化与生产率城市化两方面。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产率城市化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生产率城市化的影响表现为正“U”型关系,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生产率城市化的影响不显著,并对其原因予以解释。同时,本文加入了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对其影响的直接效应与调节效应,发现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通过市场机制作用于人口城市化与生产率城市化的作用要强于通过政府调控机制作用于城市化的效果,同时,产业结构高度化比产业机构合理化通过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作用于人口城市化与生产率城市化的作用要强,并得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来自中部地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部地区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对中部地区城镇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对城镇化存在阻碍作用;工业化对中部地区城镇化作用不显著,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发展;“人口城镇化”是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最后,基于已有研究结论提出深化城镇化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实证分析——以上海IC产业为例

本文以嵌入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的上海IC地方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嵌入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上海IC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现状及内在决定问题.分析表明,上海IC产业因缺乏核心技术,其产业集群升级路径明显受到领先公司战略意图和升级控制的影响,这种锁定效应使上海IC产业陷入的升级困境.因此,要实现产业的全面升级上海IC产业就必须培养高级要素,通过自身的技术积累、资本积累等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从而主动调整自身与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方式,实现价值链由低端向价值链高端跃迁.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地方产业网络升级研究--以上海浦东集成电路产业网络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地方产业网络为发展模式的区域经济，其竞争力的提升需要在全球价值链中与区域外的经济行为主体积极互动，并实现升级。在这种研究视角下，本文首先界定了价值链治理的概念，然后从理论上阐述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主要类型，以及价值链治理对地方产业网络升级的影响。并在调研的基础上，以嵌入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的浦东集成电路(以下简称IC)地方产业网络作为研究的对象，分析了全球IDM公司的治理行为对浦东IC地方产业网络升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价值链治理者——全球领先公司，对地方产业网络升级的推动或阻挡，决定于地方产业网络的升级行为是否侵犯了其核心竞争力，而不是决定于地方产业网络升级的“类型”。这一结论是对国际研究的补充和修正。     

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地方产业集群的供应链式整合--以苏浙粤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为例

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仅需要全球价值链嵌入和耦合的推动,同时集群的供应链式整合(即地方产业集群在同一地域形成完整或近乎完整的价值链)也是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这样才能保证地方产业集群在与全球价值链耦合时获取价值链中高附加值、核心战略环节的竞争优势。文章阐述了全球价值链与地方产业集群的供应链整合的三种模式,并以中国纺织服装产业为实例,通过苏(横扇镇)、浙(织里镇)、粤(沙溪镇)三地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来分析在面对纺织服装产业“后配额时代”的到来,如何将全球价值链与进行集群供应链式整合并实现产业升级;在此基础上说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在供应链式整合和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最后提出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思路和途径。     

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地域模式--以浙江省为例

无论产业集聚还是城市化问题 ,迄今均已有大量的研究和成果。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空间的关联性 ,似尚缺乏足够的关注。本文通过对浙江省的实证分析 ,揭示了产业集聚的指向、类型与城市化推进方式、扩张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 ,并进一步提出了从注重廉价劳动力指向→城市化指向、从注重纵向的产业专业化→横向的产业多样化、从注重产出结构→就业结构、从注重要素支撑→制度创新转变等对策建议     

基于投资理论的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性支出不足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指出,当前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以国富与民生关系失衡为本质特征的增长失衡,政府社会性支出不足是导致这一失衡的重要原因。社会性支出用于提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在该项支出上应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投资理论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情况,以期找出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性支出不足的原因。     

升级预期、决策偏好与产业垂直升级——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实证分析

产业升级作为企业战略性选择,与决策者的决策偏好与升级预期密切相关。升级预期是决策者全面权衡成功与失败概率后的预期收益,不是价值链各环节输出值"U"型曲线(即所谓"微笑曲线"),而是价值链期望值倒"U"型曲线(即所谓"哭泣曲线")。面临"哭泣曲线",对多数理性的风险中性者而言,进入产业升级风险系数最小、期望值最大的生产加工环节,无疑是理性选择,由此使得发展中国家产业垂直升级出现低端锁定效应。因此培育企业家冒险精神,改变其决策偏好;提升升级能力,改变企业升级预期,是我国企业突破产业垂直升级低端锁定的主要路径。对中国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计量检验表明,上述结论基本准确,并且冒险精神、技术能力和营销能力对品牌升级影响贡献率达到90%以上,但不同类型产业企业品牌升级对核心能力的要求有所差异。     

公共财政向民生倾斜的理论解析及路径选择

公共财政向民生倾斜、加大对民生领域投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从远期看,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要有利于建立和谐社会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要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多地关注民生,实现由“公共财政”向“民生财政”演进;近期公共财政体系设计和制度优化要以“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为目标,从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入手。遵循多支和少收两条基本线索,将民生问题纳入制度框架进行整体设计,加快建立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