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股权激励可以促进企业“脱虚向实”吗？——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高管股权激励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意愿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低,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技术市场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也较显著。研究结论对实体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优化投资决策,对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一定启示。     

高管激励与企业过度金融化：路径机制与实证考察

近年来,我国企业为获取超额收益而过度配置金融资产,导致金融投资规模不断增加,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高管激励作为一种中长期激励机制,能够弱化股东与高管的利益冲突,影响企业过度金融化水平。为此,以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高管激励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路径机制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高管激励能显著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的行为,股权集中度会弱化上述负相关关系,同时非国有企业的抑制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以及Zephyr和fDi Markets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和规模,且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金融资产种类和经济周期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也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实体企业金融化通过缓解杠杆压力、补充现金流和降低融资约束,有效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降低了OFDI的非效率水平。金融化与OFDI的交互作用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并在过度金融化的企业中效应更强。在目前企业“走出去”加快和金融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双重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引导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资产配置情况合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理性配置金融资产,并为企业提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金融支持。     

高管海外经历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绿色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何从企业内部激励绿色创新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海外经历可以通过提升管理者的风险偏好、自信程度,以及加强环境注意力等作用机制,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海外经历促进绿色创新的效果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构投资者持股作为外部监督机制,加强了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企业冗余资源则会抑制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丰富了高管特征影响企业行为的系列研究,为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基于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内部控制对曲线关系发挥调节作用,使曲线变得更加平缓且曲线整体水平上移。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倒"U"型曲线关系在金融资产占比高、融资约束程度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内部控制五要素中的风险评估、信息沟通与内部监督发挥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为实现上市公司持续经营提供理论依据。     

企业金融化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选取2013—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企业金融化程度对企业创新总投资及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会显著抑制创新研发投入,特别是探索式创新研发投入,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显著,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抑制效应。研究结论对抑制企业“脱实向虚”现象、促进企业提高创新能力、贯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连锁董事网络、技术高管与企业R&D投入

以我国2015-2017年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网络中心度和弱联结程度两个层面,实证研究了连锁董事网络对我国企业R&D投入的影响,并探讨了技术高管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网络中心度的提升对企业R&D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促进作用受到技术高管的正向调节;弱联结程度对企业R&D投入无显著独立影响,但与技术高管共同对企业R&D投入产生正向的联合影响。     

同性相吸还是同性相斥——中国上市公司女性高管任命性别溢出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我国2003—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女性董事对女性高管任命的性别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女性董事数量对女性高管数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滞后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女性非独立董事对女性高管数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独立董事对女性高管数量影响不显著;女性董事对女性高管的影响通过提名委员会发挥作用,设立了提名委员会的企业这种性别溢出效应更为显著。中国上市公司女性董事影响女性高管的性别溢出效应会受到身份象征因素的阻碍,在女性高管数量较多的行业,这种性别溢出效应会受到抑制。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任期与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理解环境不确定下高管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对于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任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即当高管任期较短时,高管任期会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当高管任期较长时,高管任期会抑制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这种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且在国有企业更为明显.绿色补助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绿色补助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但这种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高管人事聘任和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人力资本属性、高管离职与企业竞 争优势

已有研究将高管离职仅仅视作组织内脱离行为探讨离职的原因和经济后果,从人力资本 在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流动视角出发,文章重新审视人力资本限制的离职原因和经济后果。基于资 源基础理论,文章在细分高管人力资本属性区别的基础上,探讨了通用性和专用性人力资本属性 限制对高管离职流动的影响,以及这两种属性的高管离职对企业竞争优势影响的区别。以2011- 2013 创业板上市公司在IPO 之后出现的离职潮时期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专用性人力资本属性 较高的高管离职更受限制,而通用性人力资本属性较高的高管则不会;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尽管 创业板高管离职普遍会损害企业竞争优势,但通用性人力资本属性较高的高管离职对竞争优势的 损害程度较低,而专用性人力资本属性的高管损害较高。通过区分高管人力资本属性,文章从人 力资本流动性角度为高管离职补充了资源基础理论的证据。     

从微观视角理解经济“脱实向虚”——企业金融化相关研究述评

企业金融化是经济"脱实向虚"的微观表现形式。本文从微观企业视角,对关于企业金融化的前沿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述评,着重辨析了经济金融化与企业金融化的概念差异,划分了企业金融化的不同类型,并分析了企业金融化的不同成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以分散风险、缓解融资约束为目的的企业金融化能够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因银行融资歧视形成的企业金融化和因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企业金融化会削弱金融稳定,阻碍经济发展。本文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从微观视角理解"脱实向虚",有针对性地研究不同类型的企业金融化,并提出差异化的政策建议。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兼论过度金融化识别与治理

文章利用2008-2019年沪深两市A股公司数据,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价值影响效应与企业金融化水平有关,当企业金融化水平较低时,金融化对企业价值产生正面影响;当企业金融化水平过度时,金融化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表现为"倒U型"关系。特别的,将企业按照产权属性和行业属性进行分组,研究不同企业的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可以看出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也表现出异质性。另外,采用局部调整模型估算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水平发现：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企业之间相差较大,会随着企业个体的差异及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对过度金融化治理研究发现：可以通过加强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改善来治理企业过度金融化问题,促使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上,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营销投入、高管激励和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59家农业类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选取159家A股农业类上市公司数据，考察营销投入、高管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运用阿尔蒙（Almon）法测定营销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滞后期。研究发现：营销投入与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均呈显著倒“U”形关系；营销投入对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影响分别滞后2期和3期；高管股权激励正向调节营销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高管薪酬激励仅正向调节营销投入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成果可为农业企业市场营销策略和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经理市场、管理才能专用性与外聘高管规模--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管管理才能是企业经营不可或缺的专用性资产。公司治理目标不仅在于解决管理者道德风险,还在于挑选出优秀的管理者。文章考察管理才能专用性和经理人市场发育对企业外聘高管规模的影响,以及经理人市场发育是否会弱化管理才能专用性对外聘高管规模的影响程度。以2007-2013年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管理才能专用性越强,企业更愿意聘用内部人为公司高管;经理人市场发育越好,企业聘用外部高管的比例越高;在经理人市场发育良好的地区,管理才能专用性对外聘高管规模的影响较弱;研究还发现,经理人市场发育对企业外聘高管规模的影响比对外部董事规模的影响更显著。文章丰富了资产专用性和高管聘用方面的研究成果。     

管理者自恋与企业盈余管理

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依据高阶梯队理论,考察管理者自恋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自恋对企业盈余管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细分盈余管理方向后,发现该效应主要体现在正向盈余管理中,而对负向盈余管理却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文章不仅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也拓展了公司治理领域的视野范围,为资本市场的良性运作提供理论依据。     

高管学术经历能提高企业分红吗？

文章选取2008-2017年沪深A股3449上市公司的23193个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分红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相比于高管无学术经历的企业，有学术经历高管企业的分红水平显著更高。高管的学术经历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而不是缓解过度投资的路径显著提高企业分红水平。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通过引入外部治理与企业产权性质影响因素，发现外部治理较弱、非国有企业的情况下，高管的学术经历对企业分红水平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回归等检验结果依然稳健。研究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与企业分红相关性的文献，发现了中国情境下影响企业分红的新因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趋同行为

文章以2003-2017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趋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会显著增强企业投资趋同行为,该影响效应在信息优势企业有所减弱,在资产不可逆程度较高企业有所增强。分行业检验发现,在管制性行业以及景气度较低行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趋同行为的影响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实体投资趋同性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金融化,特别是在行业实体投资总体趋于放缓的情况下,企业金融化现象更加严重。该研究为宏观经济波动下企业投资趋同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银行金融科技与企业金融化：基于避险与逐利动机

本文识别了中国商业银行2010-2020年的金融科技专利信息,并将其与企业贷款信息结合后考察了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能有效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该结论在排除银行金融科技属性对优质企业的“选择效应”和遗漏变量偏误等影响后仍然成立。银行金融科技不仅能通过促进银行信贷规模扩容、减少抵押贷款依赖有效弱化企业风险规避动机,还有利于降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缩小实体与金融投资利差,从而弱化企业投资逐利动机。此外,银行金融科技主要通过底层数字技术类专利对企业金融化发挥作用,重点影响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而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对具有较高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影响效应更为明显,并有利于引导企业资金回流促进实体经济创新。     

不确定性感知视角下企业跨国投资决策研究：基于企业年报文本的分析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在分析这一影响时并没有区分不同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差异。文章利用文本分析方法,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年报文本中提取信息,构建了企业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标,并探究了其对跨国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感知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倾向会增强,并且投资广度、速度以及多元化程度均会提高。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不确定性感知对跨国投资决策的正向影响具有持续性,但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而言,这种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研究结论还表明,当企业所在地区制度环境质量、企业融资成本、投资不可逆程度和管理层激励强度较高时,企业不确定性感知对跨国投资决策的正向影响会被削弱,这与制度逃离理论、融资成本理论、实物期权理论和风险厌恶理论的预期相一致。文章的研究为理解宏观经济政策波动对微观企业行为的作用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管理者乐观情绪、研发支出与企业成长性

利用我国 2007 至 2015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管理者乐观情绪对企业成长 张敦力 汪晓飞 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乐观情绪的存在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显著正向提升作用。考虑到研发 活动对企业成长性提升的重要意义以及其固有风险性与存在乐观情绪的管理者的冒险精神相匹配, 本文进一步从企业研发支出的角度探讨管理者乐观情绪对企业成长性影响的传导机制。发现管理 者乐观情绪对企业研发支出具有正向影响,同时研发支出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正向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企业的研发支出在管理者乐观情绪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