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空间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基础上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空间视角解释人才集聚、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中国2005—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人才集聚与技术创新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同时通过知识溢出、技术溢出、协同效应其对邻域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分地区而言,东部地区技术创新与人才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和溢出效应;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在人才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人才大量流失对经济产生负向作用;地区间经济增长不能趋同的一个原因是人力资本吸引效率存在差异,人才往往在吸引效率更高的地区集聚。     

大分散与小集聚：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产业空间布局效应

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内的产业空间分布格局。通过考察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以及背后的作用机制,发现城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显著促进了产业的集聚,而且对资本集聚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工业产出集聚与就业人员集聚。机制检验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主要通过国内垂直分工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产业空间集聚。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市场的内部开放或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也可以促进产业空间集聚,并且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国内市场内部开放程度在促进产业集聚上存在互补效应,但该互补效应主要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产业集聚的作用在金融危机之后由强变弱,而国内市场的内部开放在金融危机前后均对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更强。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力量在产业集聚过程中开始起主导作用。研究结论为中国当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及产业空间的合理布局提供了新的依据,将有利于政府进行科学决策。     

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非线性关系、创新效率路径与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对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关于两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经验分析尚未达成共识,实证检验中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方法也有待改进。本文认为：产业协同集聚会产生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要素共享、知识溢出等正外部性,进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度集聚产生的拥塞效应和竞争效应也会有损经济发展质量,因而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并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要素禀赋的不同而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同时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如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创新效率的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采用2004—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改善和收入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5个维度评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协同集聚总体上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显著促进、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具有到U型关系”的区域异质性和“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低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影响不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地区创新效率对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中介效应,但样本期间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不显著;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并在其创新效率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在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并探究了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和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深化和拓展了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应重视产业协同集聚的合理边界,重点支持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并提升产业协同集聚质量,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及其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匹配性,进而通过因地制宜的适度产业协同集聚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相关性;动态模型、静态模型在地理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下均表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但动态模型在经济距离矩阵下则具有显著负向溢出效应;短期内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不同而有所不同;三大经济区域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与直接效应大体一致,东、西部地区长期内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中部地区呈现负向抑制效应。应利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期正向效应,发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创新优势,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均衡发展,以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生态。     

产业集聚外部性、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和十大城市群的多地域尺度分析

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在不同地理空间的集聚产生众多城市,城市之间的分工和经济联系形成城市网络。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可能带来集聚经济或集聚不经济,且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影响城市生产效率的机制不同,因而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并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城市可以“借用”网络内其他城市经济集聚的外部性,但其生产资源也可能被“集聚”到其他城市,因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具有“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两种反向机制;城市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的发挥,而产业功能互补性的增强会强化“借用规模效应”和弱化“集聚阴影效应”。以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在全国层面,MAR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而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显著负相关（“集聚阴影效应”强于“借用规模效应”）,交通条件的改善会强化而城市功能互补性的提高会弱化这种负面效应。在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层面,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但对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和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且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功能互补性的提高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十大城市群层面,产业集聚外部性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提高城市功能互补性;城市群发展要注重改善内部交通条件和产业分工,并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非城市群城市应找准自身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定位,与其他城市形成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并改善交通通达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金融资源跨区域的聚散,影响了金融网络中相关节点的信息传输与资金流通,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基于200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全样本和分样本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与周边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适度的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过度抑制周边经济增长,扩大区域间经济差距,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国家政策影响金融集聚对周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体现在倒"U"型曲线陡峭度的变化.因此,建议加快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建设,促进金融集聚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产生,推动湾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金融产业集聚、市场化进程与地区经济增长

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金融产业集聚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这一增长效应的实现与地区市场化进程有关。实证检验我国1992年—2011年各省市金融产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发现,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效应;通过加入市场化进程构建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市场化进程影响金融产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发挥程度,较高的市场化水平可以更好的促进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     

产业集聚的决定性因素与地方政府作用

产业集聚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形成产业集群组织的过程,通过集群中的集体学习、地理临近、相互信任和技术创新溢出等内生成长因素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产业集聚不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而是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演化的自发结果,是企业出于自身需要通过市场选择的自发过程,企业是产业集聚的主体,区域的人口、社会文化和自然资源等固有条件"锁定"了在该区域形成产业集聚的初始形态。产业集群存在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在外部性方面产业集群无法替代政府功能。政府是外因、影响者,通过影响促使企业产生集聚的成本,在公共产品和政策方面引导产业集聚。在此基础上,围绕集聚的外部性,本文对产业集聚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溢出效应研究综述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溢出效应的文献按其结论分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或不存在溢出效应和负溢出效应,通过从国别、地区、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维度对FDI溢出效应机制进行具体分析,发现外溢效应的发挥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单纯提高一个地区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开放度对提高FDI的外溢效应是没有意义的外溢效应的发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大的基础上等。     

知识溢出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知识溢出高度依赖于地理邻近性，知识溢出效应的高低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基于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选用研发支出、人力资本、专利水平三种知识存量替代变量，借助SEM空间误差模型实证测度和分析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三种知识存量变量具有显著的知识空间溢出效应，Jacbos效应、Porter效应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向影响。各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应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提高城市集聚度、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加大研发经费支出，以增强知识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知识溢出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知识溢出高度依赖于地理邻近性,知识溢出效应的高低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基于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选用研发支出、人力资本、专利水平三种知识存量替代变量,借助SEM空间误差模型实证测度和分析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三种知识存量变量具有显著的知识空间溢出效应,Jacbos效应、Porter效应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向影响。各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应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提高城市集聚度、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加大研发经费支出,以增强知识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产业集聚的文献综述

本文就西方对产业集聚研究的几种主要理论进行了分析、对比和评价。在此基础上,本文给出了产业集聚与外部规模经济、竞争优势、集聚经济效应等三种集聚外部性的联系及三种外部性之间的联系。据此,本文认为从分工和创新维度来把握产业集聚是理解产业集聚同区域竞争优势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此外,本文还分析了研究产业集聚对清远经济发展的意义。     

我国高技术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

利用1998～2006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从外资的资本供给和技术溢出角度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FDI的资本供给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不同,1998～2000年高技术产业FDI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的资本供给效应,2001～2006年高技术产业FDI对经济增长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再显著,但是资本供给效应为正.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本和出口对高技术产业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人才集聚、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首要动力,人才是驱动创新的首要资源,人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才集聚、区域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显著的“N”型非线性关系,目前我国大部分省份都处在“N”型关系的第一阶段,即人才集聚的正外部性占主导地位;人才集聚能够通过提高区域创新产出和投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创新投入的间接效应大于创新产出;人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倒N”型空间溢出效应,本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受到邻地人才集聚情况的影响。     

规模效应、创新外部性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基于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数据分析

在要素区际流动性不断增强背景下,自然要素禀赋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趋于减弱,规模效应和创新外部性日益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区间增长传递的重要因素。将规模效应和创新外部性纳入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区域市场规模和创新外部性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产业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应建立和完善城市群主导的空间治理体系,强化区际创新溢出效应,提高区域空间关联网络化程度,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与产业集聚——基于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14年（不含201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以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处理组，未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对照组，将双重差分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结合起来，评估国家高新区及其科技创新对区域产业集聚的空间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具有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科技创新对产业集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比较显著，这种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明显。     

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效应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产业集聚原理以及创意产业本身的特殊性,从现实角度出发,研究文化创意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对集聚产生的效应进行分析,从微观主体的区位选择角度以及外部性如何产生集聚规模收益的角度解释文化创意产业集聚背后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进而解析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为依托呈现集聚发展的必然性.     

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集中还是扩散？

本文在区分外资企业生产成本和集聚净成本概念的基础上,利用Hotelling选址模型和Stackelberg领导模型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产业集聚规模的扩大,外资企业会在集聚正外部性高于负外部性时选择在集聚中心投资,而在集群达到临界规模后,集聚负外部性超过正外部性时选择在外围地区投资,从而形成范围更广阔的产业聚集区。利用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东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同时,FDI具有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地区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形成跨省区产业集群的趋势增强。因此,各地区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符合本地产业集群发展水平的外资促进政策。     

技术溢出、环境污染与产业空间分布——对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新拓展

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技术溢出正外部性和环境污染负外部性会对经济主体的空间选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产业空间分布的均衡结构。引入技术溢出和环境污染的本地与跨界效应,对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进行“原汁原味”地发展,不仅可以验证其结论,而且也可以得到新的研究结论：本地技术溢出效应的增强或跨界技术溢出效应的减弱会强化产业集聚力,本地环境污染效应的增强或跨界环境污染效应的减弱会强化产业分散力;“技术溢出向心力”与“环境污染离心力”的综合作用影响产业空间分布的均衡结构,当“技术溢出向心力”大于“环境污染离心力”时,“对称结构”稳定的贸易自由度范围缩小,而“中心—外围结构”稳定的贸易自由度范围会扩大,反之则反是;不仅“原始中心—外围模型”中的“黑洞状态”（“中心—外围结构”是唯一的稳定均衡结构）是一种常态,而且在一定的初始条件下“对称结构”也可能成为唯一的稳定均衡结构。因此,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是可能的,应通过促进区域间的技术溢出、加强地区间的环境污染治理合作等路径,积极探索区域一体化的新机制,有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产业同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利用京津冀地区2000—2016年1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和地区专业化指数方法,对京津冀地区产业同构程度进行测度;通过构造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产业同构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引入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通过两种不同的空间加权矩阵——地理距离加权矩阵和产业结构溢出矩阵,分别考察产业同构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产业专业化程度稳步提高,但天津市和河北省的产业同构程度不断上升;产业同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均表现为负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