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合作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

本文运用我国与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3～2020年的金融合作面板数据，首先采用OLS回归模型检验金融合作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存在溢出效应，然后根据金融合作程度进行国别分组，进一步检验溢出效应异质性问题。研究表明，金融合作的确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主要通过国内消费和科技创新两个渠道产生促进作用，且异质性显著，主要表现为高金融合作程度国家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高于低金融合作程度国家。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与东道国间的金融合作存在国别迁徙现象，表现为向下迁徙和向上迁徙两种情况。我国应根据异质性开展差异化金融合作，以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经济稳定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国际收支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集中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影响,从国际收支的重要角度论证了“一带一路”的经济可行性。分别计算该倡议对经常账户以及资本与金融账户影响的性质与大小,可以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保持了顺差,但资本与金融账户则不确定。这是因为“一带一路”目前还处于经济与贸易融合阶段。未来是否能够进入金融融合高级阶段,取决于中国金融核心能力建设、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中国是否能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等因素。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吗？

本文旨在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构建“一带一路”倡议影响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基于49个沿线国家和65个非沿线国家2006—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估。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总体上能够显著促进沿线国家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和合理化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果具有“滞后”特征,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程度和效果有增大趋势,并且“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收入水平以及不同区域位置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通过扩大双边贸易往来、加强双边产能合作、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途径,可以促进沿线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比较而言,通过双边产能合作渠道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最大,贸易往来渠道次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渠道最小。本文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和行稳致远提供一定参考。     

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选取了2011、2014和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计算了各国的普惠金融指数,并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经济的增长,特别是金融服务地理渗透性维度的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此外,根据空间杜宾模型,"一带一路"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即一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推动邻国的经济增长。本文对"一带一路"国家普惠金融的推进与区域经济的增长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基于寡头垄断竞争模型,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细分数字金融维度后发现,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不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地区,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而在较低的地区则不显著;融资约束在发达国家、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在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金融的微观机制研究,为数字金融助力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理论参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模式类型划分研究

为了区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富裕程度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依据基础设施质量QI,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分为高水平、中高水平、中低水平、落后水平四类;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将沿线国家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四类;再根据四种类型的匹配关系,将沿线国家分为基础设施建设分为超前型、同步型、滞后型三类,分别占比15.2%、44.8%、40.0%;依据动态的量化指标,实现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状况的动态评估,滞后型国家在各洲都有分布,说明设施互通需求面广,分析结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类对比提供参考。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就业效应及机制分析

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6-2019年12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造了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就业效应及潜在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就业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倡议的就业效应因沿线国家的收入水平、劳动条件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相对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倡议对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就业的促进效应更大;在劳动力市场效率更高、劳动关系更和谐的国家,倡议的就业效应也更强;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倡议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也相对较大。“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对接和资源互补、基于人才交流的人力资本提升,从就业的供给和需求双端发力,提升了沿线国家的就业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倡议的就业效应有助于促进沿线国家就业结构高级化从而提升就业质量,并可在中长期持续改善沿线国家的就业水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于东道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笔者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投资便利化程度低、中、高三类,选取2010—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的数据及2020年营商环境数据,研究“一带一路”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与中国投资活动的引力关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能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时间效应来看,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投资活动的影响无显著变化;不同投资开放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不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实证分析

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及城乡收入的现状,并提出假设;其次,文章基于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对全国31个省及直辖市进行了分区域面板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财政干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显著...     

“一带一路”沿线跨境电商金融互联体系构建

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带来发展机遇,为我国跨境电商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在跨境电商金融互联体系的构建过程当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跨境电商企业的发展。文章将根据当前我国跨境电商企业的发展和生存现状,一带一路战略条件之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金融体系构建的可能性。有针对性的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跨境电商金融体系构建的基本设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使用2003—2016年中国与5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基于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从总样本和分样本层面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层面上,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分样本层面上,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替代中国与东盟、印度和俄罗斯三大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在中美贸易摩擦凸显的现状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针对性地投资对于加快我国“走出去”步伐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政策协调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双边、多边政策协调的分析视角

本文针对2008—2017年中国对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基于双边、多边投资政策协调视角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政策协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双边政治关系的调节效应,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会强化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减弱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效应;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为代表的多边投资协调机制会部分抵消双边投资政策协调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而双边投资协定会弱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效应。     

基于广义Bonferroni曲线的中国包容性增长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目标：对中国包容性增长进行科学测度,并探究影响包容性增长的因素。研究方法：使用广义Bonferroni曲线和社会包容度指数测度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度,并使用面板回归模型探究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国家层面仅达到“基本包容”状态;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缺乏包容性,城镇地区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面板回归结果表明：人均GDP、金融深化、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会促进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会抑制包容性增长,而FDI和投资等因素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创新：将广义Bonferroni曲线和社会包容度指数用于中国包容性增长测度。研究价值：为中国包容性增长的量化测度提供新的视角,为中国经济增长包容度的提高提供政策启示。     

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呈稳定性增长,但城乡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本文基于1978-2012年35年的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对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做了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建立线性模型,结果显示: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都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且金融发展规模的提高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则有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口效应吗?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和非沿线24个经济体2010年1月—2019年3月的月度高频数据,采用面板校正标准误模型,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一带一路”倡议出口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显著的出口促进效应,且此效应在中美贸易摩擦的作用下更为显著。将中美贸易摩擦划分两阶段的研究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前期对“一带一路”倡议出口效应的发挥具有抑制作用,而后期表现为促进作用。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出口创造效应和出口转移效应,其总出口效应是两效应的双重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微弱的出口创造效应和显著的出口转移效应,出口转移方向为从非美非带路经济体到带路经济体,即出口转移效应是中美贸易摩擦发挥倡议出口效应促进作用的主要途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发展状况研究

研究目标：探索构建灯光数据对贸易研究的可行性。研究方法：运用1995~2012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及工具变量法,以灯光数据作为GDP的替代量,通过传统引力模型搭建桥梁。研究发现：地理距离、边界及区域协定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贸易的显著影响表明灯光数据对贸易研究的有效性;同时,对1996~2012年贸易趋势的预测与实际贸易的对比结果显示,以灯光数据预测的“一带一路”贸易趋势与实际贸易基本吻合。研究创新：首次将夜间灯光数据应用于引力模型研究,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研究价值：开拓夜间灯光数据研究贸易的先河,并结合引力模型的最新发展及微观基础思考拓展性的相关研究。     

不完全契约视角下营商环境优化对FDI流入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不完全契约视角，分析一国营商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采用1990-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72个国家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了契约不完全，提高了契约执行效率，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种影响具有异质性，对中低及低收入国家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高收入国家次之，高收入国家最小。进一步研究可知，东道国良好的营商环境通过提高国家声誉和降低融资约束吸引更多FDI流入。     

“一带一路”倡议与商业银行风险累积——基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研究

基于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8—2015年的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方向,并进一步运用面板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对异质性银行的风险传导差异,研究发现： “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依赖于国内银行部门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银行业整体流动性被动紧缩;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银行风险自律性和业务创新有助于缓解银行风险累积;对外投资企业的组成和融资结构相对单一,“一带一路”对外投资项目的融资来源主要集中于五大国有银行,这不利于“一带一路”高效可持续发展;现阶段银行业“风险扩散效应”不强,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待深入。     

数字普惠金融、新型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了新型城镇化水平，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U”型的非线性特征，且样本期间，中国大多数城市并未跨过U型曲线的拐点，即两者对城乡收入差距仍具备有效的缩减作用；在区域异质性分析中，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显著，这与大多数城市尚未跨过拐点一致，同时伴随着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抑制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马太效应抑或长尾效应？

基于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理论视角,运用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门槛模型,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机理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先扩大、后缩小”的转折性特征,表现为“马太效应”—“长尾效应”的转变,该结论经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这种门槛效应在分区域层面集中体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分维度层面依然存在。因此,应进一步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纵深发展的步伐,激发数字普惠金融的长尾优势,注重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果,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