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产品质量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

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产品质量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二,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及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因贸易方式、要素密集度、污染程度不同存在差异。第三,通过引入生存模型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但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有利于延长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     

价值链双向重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2001-2013年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从价值链视角探索区域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双向重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当国内分工体系的增加值份额与区域内中间产品出口引致的增加值份额同时上升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会显著提高,即同时构建国内价值链和特定区域价值链的分工体系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区分企业异质性后,加工贸易企业、高研发强度企业以及多样性出口企业样本的价值链双向重构效应更加显著;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估计方法、固定行业-年份以及删除极端值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价值链双向重构主要通过"资源整合效应""政策引导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因此,在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主动适应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变化,积极引领全球价值链重塑,推进贸易质量不断提升.     

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对于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尤为重要.基于全新构建的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数据库,本文考察了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及上述影响在企业及地区层面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能显著促进辖区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关于上述影响作用机制的检验表明,提升研发密度及产业集聚程度,是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两个有效渠道;此外,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企业及地区异质性.     

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经验分析

中间品进口可以通过利用他国优质资源和技术溢出效应强化自身的资源和技术优势,进而促进本国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一国在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中的网络特征（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会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非均质化使一国的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也会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显著影响。以2007—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矩阵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整体上趋于上升,且各国间的差距趋于缩小,与此同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的联系和密度增强,各国的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总体上也趋于提高;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其中技术进步具有调节效应,进口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强化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提高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效应具有时空异质性,该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更强,在“一路”沿线国家比“一带”沿线国家更显著。因此,应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吸引更多经济体积极参与,并通过整体网络的优化升级和个体网络特征的改善来促进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同时,要进一步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并加快整体技术进步,以强化和提升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美国对华反倾销会促进中国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吗？——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反倾销会促使受影响企业增加对反倾销发起国的非倾销产品的出口（贸易偏转效应）,导致非倾销产品在反倾销发起国市场的竞争加剧（竞争促进效应）,进而倒逼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采用2000—2013年企业—产品层面的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对华反倾销显著提高了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具有明显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贸易偏转效应引致竞争促进效应是该质量溢出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因而,对于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较高、出口目的地较多、企业内等级较高以及国有企业的非倾销产品,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小;此外,美国对华反倾销在促使受影响的中国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同时（产品内效应）,也会促使低质量的产品退出出口市场（退出效应）,进而提升出口产品的总体质量。中国应采取更加中性的对外贸易政策,实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工程,充分利用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倒逼效应促进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高铁开通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我国高铁开通运行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方向、影响机制和异质性效应。理论上,高铁开通运行通过资源再配置、专业化分工和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进而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以高铁开通运行构建准自然实验,结合2006—2016年上市公司与海关进出口匹配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验证了理论预期的准确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运行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此外,高铁开通运行存在非对称市场整合的“中心-外围”效应,即对沿线中心城市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     

数字化投入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正在成为各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新引擎。采用OECD-TiVA数据库、OECDSTAN数据库的数据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及行业数字化投入程度进行测算,验证数字化投入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投入显著提升了整体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在行业异质性方面,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对生活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数字化投入对高端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作用优于传统服务业。在国家异质性方面,对于发达国家和互联网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数字化投入对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重视角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对外对内开放双重视角，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并且走出去的促进作用更大；(2)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的促进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能够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抑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3)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的开放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4)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出口产品质量是衡量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指标,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首先,实证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其他商业服务部门和金融服务部门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其中,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私营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更显著。最后,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通过企业生产率和制造业服务化两个作用机制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制造业服务化的倒“U”型非线性作用。本文研究结论认为：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存在制造业服务化的非线性,我国制造业应仍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服务化转型为辅。     

产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是影响知识创造和传播的一种重要环境因素,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采用中国27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考察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多样化集聚的作用比专业化集聚更突出;服务业（整体）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其中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比多样化集聚更明显,而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应积极引导企业进行合理的空间集聚,在制造业集聚中鼓励多样化集聚,并引导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同集聚,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数字金融是否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兼论金融脆弱度的调节效应

本文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验证了其理论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企业、多产品与低技术产品企业、目的 国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其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均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创新是数字金融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两个作用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金融脆弱度(外部金融依赖度、存货比重、资产有形性、贸易信用)高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更大.     

制造业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实证研究制造业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间存在“U”型关系。从异质性检验来看,制造业的分销服务化和物流服务化能够显著带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专业和商务服务化仅能促进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研发创新对制造业服务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不具有调节作用;生产分割能够强化制造业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电信和信息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离不开生产分割的增加。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分析——基于我国275个地级城市的证据

在企业产品质量异质性模型的基础上,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角度,阐述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2007~2011年中国海关数据对275个地级城市的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实证检验了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样本内,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出口产品质量间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且当期的专业化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是负向影响,多样化集聚则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分地区分析中,专业化集聚对不同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同,多样化集聚则均是促进作用。     

国际创新合作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吗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中国推动质量变革、打造贸易强国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07—2015年国际专利合作数据，考察了国际创新合作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创新合作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欧创新合作、医药制造业创新合作、低效率创新企业及连续出口企业的创新合作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更明显；国际创新合作通过提升创新质量和降低贸易成本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合作伙伴国的制度质量对国际创新合作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起正向调节作用；从复杂网络视角，国际创新合作伙伴的网络中心地位传导效应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本文为创新推动中国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数字产品贸易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基于ICT贸易网络结构的视角

本文基于社会网络方法,采用2000—2018年全球42个国家的双边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贸易数据测算全球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结构指标,考察其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一国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的深度和广度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的深度能够显著提高非高收入国家、非OECD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网络的广度能够显著提高高收入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一国的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结构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实现价值创造提高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世界各国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产品进口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使用2000—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匹配数据,在考虑进口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识别企业数字产品进口和利用事后反推法测算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基础上,考察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品进口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和研发效率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产品进口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本土企业、低竞争行业以及数字资本品的进口中更为显著。     

数字化销售与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

本文利用PageRank算法，纳入出口产品质量，刻画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并在整合多方微观数据库资源的基础上，检验了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对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销售转型对提升企业的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具有重要作用；数字化销售模式通过提高企业出口市场广度和出口强度促进了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数字化销售模式对小规模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贸易网络范围小的企业的影响效果尤其明显。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营商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以中国2000～2013年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我国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机制,结果表明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可以提高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机制分析表明,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服务中间投入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且对外部资本依赖更强和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更高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更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股权限制和审核审查类型的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更明显,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外资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更突出,并且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的正效应受到营商环境的非线性影响,即只有当营商环境超过阈值时,完善的营商环境才能强化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的正效应。本文为我国如何利用服务业外资来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以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供了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回归从专业化和多样化层面探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不论是专业化还是多样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均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样本检验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沿海省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中小企业。在作用机制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而多样化集聚则通过加快要素流动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自贸试验区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出口吗

本文基于2009—2015年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合并数据,系统考察了自贸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设立自贸试验区没有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在实施一系列稳健性分析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考察表明：试验区通过吸引外资进入,在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双重作用下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本土低生产率企业的大量进入,拉低了试验区所在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整体水平;试验区的制度红利使得企业从事核心技术研发创新的动力不足,从而也抑制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总体上,试验区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小于进入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