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产—景—村”融合发展：现状与对策

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乡村改革不断深化，乡村资源要素相互渗透融合，乡村发展活力不断激发，中国的乡村融合发展亟待科学指导。方法 文章借助CiteSpace软件梳理中国“产—景—村”融合发展相关研究领域阶段性前沿，探讨了“产—景—村”融合发展内涵，解析了“产—景—村”融合发展模式现状特征及发展对策。结果 指出中国“产—景—村”融合发展下聚落景观和生产景观交叉融合，催生了复合型乡村景观的大量涌现，乡村土地分区利用呈现多元化，“产—景—村”融合发展模式的推广加速了乡村多功能转型发展，同时乡村空间分割、发展失衡和人地矛盾等问题也得到有效修复缓解。结论 考虑到乡村振兴背景下“产—景—村”融合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基于空间、产业、景观营造、内生动力等层面构建“产—景—村”融合发展理论模型，从乡村发展规律、价值功能、区域互动、生态安全、机制保障等角度提出对策措施，为中国“产—景—村”融合发展规划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从根本上激活乡村发展内部的动力，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农村一二三产业与劳动力融合的耦合关系——以江苏省为例

目的 农村“三产”融合是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抓手。解析产业与劳动力的耦合互动关系,能够清晰地认知区域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为农村产业布局提供规划依据。方法 文章构建了“三产”产业融合与乡村劳动力融合的定量测度模型,并展开了江苏省地级市耦合评价分析。结果 （1）苏北乡村地区农业生产仍是重点,涉农二产主要围绕农副食品加工产业链的延伸。苏南乡村地区二三产业涉农程度低,主要涉农二产为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2）一二产业融合与乡村劳动力融合的发展水平和空间格局决定了“三产”融合的总体水平和格局,一三产业融合指数总体较低且差异较小。（3）产业融合的高值区是以“宿迁”为核心的苏北地区,乡村劳动力融合的高值区则是以苏锡为核心的苏南地区。（4）江苏省“三产”产业融合与乡村劳动力融合错位分布,空间耦合性低。随着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两系统逐步走向解耦。结论 苏北地区应加强农业产业链和增收价值链的延伸,从而增强就业粘性;苏南地区可考虑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促进“三产”融合;地方政府应在区域产—劳耦合自组织基础上,通过政策、机制创新的他组织干预促进“三产”融合和产—劳协调。     

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国家森林乡村的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实施路径选择及目标落实具有重大意义。方法 文章采用核密度分析、地理集中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等方法,对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的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1）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密度差异明显,大致呈现“东西多、南北少”的格局;（2）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呈现以湘东北为集聚核心,向西北、西和南3个方向逐层递减的阶梯状格局。高值集聚（H-H）主要集中在长株潭地区,低值集聚（L-L）主要集中在怀化、湘西、张家界。（3）地形地貌、经济基础、人口密度和交通区位是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国家森林乡村主要分布在平原丘陵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人口稠密地区以及铁路和主要公路的节点处。结论 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空间集聚现象较为显著,其分布主要受到地形地貌、经济基础、人口密度和交通区位的影响。建议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注重提质升级,注重扬长避短,缩小地区差异,加强产业融合,促进国家森林乡村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云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

目的 系统研究云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对丰富和深化乡村地理学及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和量化统计等方法，构建“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相统一的“美丽森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对云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进行分析。结果 （1）整体上，云南省国家森林乡村呈现“中部局部集聚，四周小分散”的棋盘式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凝聚态势，显著性较强。（2）区域上，国家森林乡村在六大流域和八大区域上呈现典型的不均衡性状态，西侧澜沧江流域与北侧长江流域分布最较多但密度小，滇西、滇西南数量多于滇西北、滇东北和滇东南。（3）空间密度上，大致形成东西、东北—西南走向的两个高密度带绵延区和四个高密度集聚中心。（4）空间相关上，空间正相关显著，由西侧热点区向东侧冷点区过渡，呈现东西相反的对称格局。（5）影响因素上，“山—水—坝”相间的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格局是社会、经济、文化和自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生态价值地位的提升，地形地貌、河湖水系和气候等自然因素基础性地位更加牢固。结论 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反映了当地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特征，是区域文化在地表的凝结与表达。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测度与空间分布格局

目的 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文章通过对各地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区域比较及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为地方政府有效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提供决策依据。方法 从融合主体、融合基础、融合路径及融合效应四个方面,构建农村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进行测度;依据ArcGIS自然断点法划分农村产业融合等级并进行区域比较;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农村产业融合及其子系统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 （1）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综合水平及其子系统水平均偏低,各地之间差异显著;（2）农村产业融合综合水平、融合基础及融合路径子系统分布趋势为“东高、西平、中低”,融合主体子系统分布趋势为“中高、西平、东低”;融合效应子系统分布趋势为“东高、中平、西低”;（3）农村产业融合综合水平及其子系统在空间上集聚特征明显,且以“低—低”集聚为主。结论 培育突出优势且各系统协调发展是提升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重要路径,各地应依托自身优势因地制宜规划农村产业融合提升方向。     

典型城郊县域乡村土地非农化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南省湘潭县为例

目的 城郊型乡村可作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首要区域,选取典型的城郊县域湘潭县,基于拓展的“人—地—业”框架开展土地非农化空间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可助推其空间优化,从而实现人地关系的高质量发展。方法 文章采用标准差椭圆、全局莫兰指数及冷热点分析乡村土地非农化的空间演变特征,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 （1）湘潭县乡村土地非农化总体呈“东北—西南”空间分布特征且在此方向上的向心力逐渐趋强;（2）乡村土地非农化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呈“先上升、后下降、总体减小”的趋势,但空间关联程度在样本期间有所下降;热点区始终向西北部集聚,不平衡的“川”型分布格局在不断地强化,土地非农化不平衡现象突出且不断加剧;（3）对乡村土地非农化的显著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密度、距最近建制镇距离、坡度、人均农村建设用地面积超标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村内企业个数、规模经营耕地面积比例和是否有合法村庄规划,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结论 基于“人—地—业”视角探讨不同区域乡村土地非农化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可为科学制定乡村空间优化策略提供参考。     

湖南省乡村旅游类型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目的 探究湖南省乡村旅游类型和空间分布格局，为该省乡村旅游多样化发展和空间格局优化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筛选湖南省的276个乡村旅游点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乡村旅游点进行类型界定和划分，然后分别采用ARCGIS软件空间分析方法，从全省、地级市、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进行多层面多角度地综合分析。结果 （1）湖南省乡村旅游类型可以划分为4个类型，包括自然景观类、休闲度假类、特色农业类、民俗文化类。其中休闲度假类比例最大（31.52%），其次是民俗文化类（30.80%），自然风景类（19.57%），特色农业类（14.86%）。（2）湖南省乡村旅游点空间分布整体呈集聚状态，形成以“长沙—湘潭”为核心的“常德—长沙—湘潭—衡阳”主体集聚片区，重点分布在为以洞庭湖流域和湘江流域以及以长沙和株洲为中心的交通枢纽周围。5A景点、水系分布、道路交通、中心城市、经济水平和人口密度均对其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3）湖南省4种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点也均表现为明显的集聚分布，但是集聚态势各不相同，以特色农业类集聚程度最高，民俗文化类和休闲度假类次之，自然景观类集聚程度相对最低。各类型在地级市的分布相对均匀，每个区域仍有各自的特色旅游类型。结论 湖南省乡村旅游点分布整体呈集聚态势，且乡村旅游类型具有明显的多元化发展趋势。首先要明确自身特色，做到精准定位。其次各类型协同发展，目前湖南省休闲度假类乡村旅游发展较快，需要严把质量关；民俗文化类资源丰富，可以深入挖掘，尤其是湘西、张家界和怀化3市区等。此外积极推动高级旅游景区建设，完善湘西南地区的交通体系等，进一步推进湖南省乡村旅游的协调健康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9 169份调查问卷分析

目的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分类推进的必然结果，是助力乡村转型发展的有力举措。方法 文章基于S省M市1 086个村庄9 169份村民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对村民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意愿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 （1）研究区村民对村庄现状满意度总体表现为“满意”，治理有效、生态宜居和产业兴旺满意度较高，而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的满意度相对较低；（2）村民内调型聚落空间重构意愿>外迁型聚落空间重构意愿>不进行空间重构的意愿，其中内调型聚落空间重构是乡村振兴分类发展的重点方向；（3）男性村民外迁型空间重构意愿更强，村民年龄越大则内调型空间重构意愿越明显，学历越高则外迁型空间重构意愿越强烈，而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为务农的农户更倾向内调型空间重构；（4）提升“产业兴旺”满意度会显著提高村民内调型空间重构意愿，提高“生态宜居”满意度会显著降低村民的空间重构意愿，这是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结论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要充分尊重村民意愿，避免一刀切的政策安排、一种模式的重构标准和一次性的重构设计。     

新疆乌什县林果业空间格局及其驱动力分析

目的 利用2017年新疆乌什县的林果产业数据,对所辖的9个乡镇的林果业综合质量、引力总值、断裂点距离值进行测算,分析林果业的空间格局、驱动因素、集聚中心及其辐射范围。方法 文章基于GIS支持,采用核密度估算、引力模型、断裂点进行定量分析。结果 （1）乌什县林果产业呈现出“以阿克托海乡为中心+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密度区呈现多核破碎化,分布在绿洲中心地区;低密度区呈四周环绕,分布在绿洲边缘地区。（2）林果产业空间格局受高程、坡度、河流、交通等驱动要素综合影响。（3）林果业发展呈现较为明显的梯度特征,将乌什县各乡镇林果业划分为3个梯队。（4）阿克托海乡处于乌什县林果业的中心地位,辐射带动周边其他乡镇。结论 合理规划空间格局,各级梯队因地制宜制定规划发展林果产业,发挥阿克托海乡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加大技术支持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村一策，确定乡村“三生”功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工作重点

目的 研究乡村“三生”功能和人居环境质量对其实现区域的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基于乡村的微观尺度,集成实地调研、土地利用和遥感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TOPSIS模型和椭圆标准差等方法对“三生”功能和人居环境质量进行量化评价及其关联研究。结果 （1）门头沟区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水平不等,各功能空间分异明显;“三生”功能整体水平较低,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高值区聚集,低值区在清水镇和斋堂镇的乡村集中,“三生”功能与生活功能空间重合度高;（2）门头沟区人居环境质量总体偏低,呈现出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的态势,具有显著的“点轴模式”特征,空间分布格局相对集聚;（3）门头沟区“三生”功能和人居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布格局相一致,二者空间关联度高,部分地区因生产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有所偏差。结论 未来需基于“一村一策”的发展思路,确定不同乡村“三生”功能和人居环境工作重点,以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三权分置”下内蒙古自治区农民参与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分析内蒙古自治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了解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发现对农户土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以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为内蒙古自治区推动土地流转的实施提供借鉴,促进内蒙古自治区土地合理充分利用。[方法]文章运用问卷调查法和Logistic模型,选取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以及乌兰察布市1 500名农户为调查对象,分析内蒙古自治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家庭劳动力人口数量和受教育年限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政策了解情况、养老保险情况、与亲朋邻居交往频率、土地流转合作组织、土地流转市场以及土地流转程序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具有较高影响。家庭纯收入和土地流转培训对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具有一般的影响。网络接入情况、土地纠纷情况、与中心城镇距离以及土地肥沃度对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影响较小。[结论]简化土地流转程序,入户进行政策宣传与培训。建立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和更新农户实际情况。     

河南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增收策略研究

河南省作为我国的农业大省,农业人口数量在全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河南省农民的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河南省的整体收入水平,所以增加河南省农民的收入对河南省的整体经济水平有着提升性的作用,但目前河南省农民的收入水平在全国处于较低的水平。文章就河南省农民增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增长百分比进行统计和计算,并将其与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相比较,发现河南省农民收入增长不稳定,且与经济发达地区差距较大。对河南省农民收入构成进行剖析得知,影响河南省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主要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并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提出了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适销对路农产品的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对农民的科学素养教育、加强乡镇企业吸纳农民就业、农业发展公司化等一系列有助于河南省农民增收的策略。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地方政府意志与农民意愿协调研究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地方政府意志主要表现为以最低成本实现政绩最大化,农民意愿则表现为以最低成本改善居住生活条件,两者存在一定博弈关系。两者之间博弈状况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发展理念、地方政府的违规挂钩行为造成农民的损失、农民的抵制成本、地方政府违规挂钩行为的收益与成本等因素。地方政府发展理念不科学、地方政府违规挂钩行为造成农民的损失较大、地方政府违规挂钩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是目前地方政府意志与农民意愿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因此,应促使地方政府树立协调的发展理念;重构增减挂钩机制,细化增减挂钩步骤;完善增减挂钩中监督机制与责任追究机制;推进地方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识别与评估

[目的]尽管2020年后我国已经全面脱贫,但脱贫农户仍然面临自然、市场、政策等多重生计风险冲击,非常容易再次掉入贫困陷阱。识别与评估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为政府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巩固脱贫成果提供实证依据,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768户脱贫农户调查问卷为样本数据,运用ESI为综合评价指数,识别与评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的生计风险。[结果]（1）样本区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户主平均年龄最大、家庭规模最小、劳动力数量最少、受教育程度相对最低;非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家庭规模最大;纯农型脱贫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数量最多,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最高。（2）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的生计风险总值依次是纯农型>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型,呈现出兼业程度越高,生计风险越小的特征;纯农型是所有类型脱贫农户中最脆弱的群体,生计风险和返贫风险都最大。[结论]当地政府一方面应积极帮助脱贫农户增强非农生计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完善农业生产配套设施,营造良好的外部基础设施环境,引导脱贫农户寻求适合自身资源的产业发展方式,提高其兼业水平和兼业质量...     

西安市农村土地流转的“高陵模式”分析与启示

西安市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大大加快,在8区县开展土地流转工作试点,土地流转区域范围得到不断拓展,规模得以不断扩大;流转形式向多样化发展,流转主体向多元化发展且以农民为主体;政府重视程度提高,土地流转形式更加规范化。文章在分析西安市农村土地流转现状、流转特征、以产权改革促进土地流转的基础上,选取西安市最具代表性的农村土地流转"高陵模式"为例,分析其具体的实践策略,总结出"高陵模式"中流转土地建农场、小面积土地流转给园区、不改变流地农业生产性质的三大现象。以土地流转"高陵模式"的实践经验为参考,探讨农村土地流转的战略意义,从政策法规、组织管理机构、流转机制、配套体系等方面进行农村土地流转路径研究,提出了出台土地流转政策法规,健全土地流转组织管理机构、试点工作勇于突破,进行流转机制的大胆创新、完善土地流转配套体系建设的土地流转路径,为西安市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提供指导性作用,有效促进西安市农业现代化发展。     

基于农户生计视角的耕地利用转型解析

[目的]明晰中国城乡要素双向加速流动背景下,农户生计转型和耕地利用转型的作用关系。[方法]文章在基于农户视角的耕地利用转型分析基础上,分别从城乡和乡村农户两个维度,解析了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而展望了乡村振兴下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的研究主题。[结果]（1）城乡层面存在着基于“产业→人口→生计→耕地”链条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时空耦合;乡村层面存在着基于农户“生计—生产—耕地”链条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时空耦合。（2）农户生计转型分化及乡村发展主体多元化引起的价值诉求差异化,进一步驱动了乡村耕地利用多功能转型与乡村的多功能转向。基于耕地利用在生态产品供给、休闲康养、文化传承等方面多功能边界的拓展,加速推动了耕地利用、农业生产及乡村发展的多功能转型。[结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农户生计视角应关注多尺度多梯度分异下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耦合,注重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发展的“格局—过程”研究,加强基于耕地利用社会生态反馈的、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发展下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研究。     

西安市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及对策研究

目的 通过构建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测算西安市都市农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对加快推动西安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方法 文章基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特征，选取经济、社会、生态、创新能力水平、开放程度水平5个一级指标和24个二级指标，构建了一套反映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并以西安为例，进行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计算，测算西安都市农业所处的发展阶段。结果 经过11年的发展，西安市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从2009年的0.291增长到2020年的0.645，增长121.65%，年均增长8.01%。其中：都市农业的经济性指标增长181.41%，年均增长10.20%。社会性指标增长34.92%，年均增长2.79%。生态性指标增长51.23%，年均增长4.32%。创新能力水平增长-23.58%，年均增长-1.96%。开放程度水平增长155.80%，年均增长113.08%。经济性指标增长最快，反映出西安都市农业发展的质量。创新能力水平增长最慢，反映出西安都市农业发展有待提升。结论 西安市都市农业已进入日新月异的发展阶段，政府要加大对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注重农业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同时，要继续坚守生态红线，充分挖掘西安都市农业的生态效益，实现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赢的现代化西安都市农业。     

大城市近郊都市现代农业多功能实施路径探究以苏州高新区通安现代农业示范园为例

目的 统筹农业多功能效用协调发展,是实现城乡空间集约高效利用和健康可持续的重要途径,方法 文章在对农业多功能理论、国外都市现代农业功能特征及大城市近郊农业发展需求分析梳理的基础上,以苏州高新区通安现代农业示范园为案例,探究大城市近郊都市多功能现代农业的实施路径。结果 系统构建大城市近郊都市现代农业功能体系。并通过对通安示范园的需求分析提出其农业多功能发展路径,包括高标生态田园建设,营造优质城乡环境;高质农业生产供给,稳固产业优势特色;高效农业科创示范,转变农业生产方式;高值休闲农业体验,绽放绿色发展魅力,为示范园都市现代农业的发展指明方向,为城郊农业空间的高效利用提供有力支撑。结论 从农业多功能的角度出发,以新的机遇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明确都市现代农业的功能构成,更益于城郊区农业空间的有序组织和集约利用,是保障大城市近郊都市现代农业均衡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     

技术认知、获得程度与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提升行为

目的 研究农户技术认知与获得程度对推动耕地质量保护提升工作开展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以新疆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技术认知、获得程度与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提升行为关系。结果 （1）影响农户采用行为的关键因素主要来自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提升补贴额的满意程度、现行技术满足程度、重要性认知水平、效果感受评价情况方面。（2）耕地质量保护提升的补贴形式对农户采用相关技术的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结果的显著性不明显。（3）异质性结果表明：耕地质量保护提升补贴额的满意程度对南疆、东疆农户采用农膜残留回收技术、无害施肥施药技术和盐渍化治理技术的行为影响较大;耕地质量保护提升的重要性认知对北疆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无害施肥施药技术和高效节水滴灌技术的行为影响较强;耕地质量保护提升的效果评价对南疆、东疆农户采用盐渍化治理技术的行为影响很强。结论 当前新疆农户有强烈的耕地质量保护提升技术需求和采用愿望,要加强政策宣传与普及力度,引导农户积极开展技术交流,提高耕地质量保护提升技术采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