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政府数字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数字化政府作为传统政府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有助于提升地区的区位优势，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东道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与中国OFDI数据，实证考察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东道国政府的数字化对中国O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吸引能力更强；机制分析表明，东道国的数字化政府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以及抑制腐败寻租促进了中国OFDI流入。     

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为考察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文章采用2003-2014年间中国对76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跨国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均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外债规模会弱化经济增长对中国OFDI的正向作用.在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结果支持“促进论”的观点,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外债规模吸引着中国OFDI,但不可忽略东道国外债规模、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都会弱化经济增长对中国OFDI促进效应这一事实.     

技术动因、制度调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87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及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技术动因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对低技术水平国家存在技术输出特征,对高技术水平国家存在技术获取特征。制度及制度距离对中国在高、低两类技术水平国家的OFDI的调节存在较大差异。在低技术水平国家,东道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越差、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距离越大越有利于增强低技术水平对中国OFDI的引力;在高技术水平国家,经济制度增强高技术水平对中国OFDI的引力,而政治制度则限制中国OFDI的技术获取,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距离越小越能促进东道国高技术水平的吸引力。     

我国OFDI与出口贸易的引力模型分析

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方式,二者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采用2003~2010年中国对146个东道国OFDI的样本数据,考察了中国OFDI与出口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1)整体来看,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促进了对东道国的出口。(2)分样本看,中国对高收入东道国OFDI的性质为水平型,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有微弱替代关系;对中、低收入国家OFDI的性质主要为垂直型,与出口主要是互补关系。     

东道国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分析

“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东道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纳入经济政策分析框架，基于2005—2019年7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差分GMM模型，从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分别研究东道国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显著扩大中国OFDI规模，且上期OFDI规模会对当期OFDI规模产生累积效应。本文研究对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发展、完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制度距离、投资动机与企业OFDI区位选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风险偏好”的一种解释

由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在制度适应成本,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对企业OFDI产生负向影响。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和战略资源寻求动机,其中,市场寻求型OFDI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通过投资动机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向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OFDI,且制度距离会弱化市场寻求型OFDI的互补效应和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的挤出效应。站在企业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并不具有“制度风险偏好”,而是表现出“制度风险规避”特征：选择对其自身发展来讲制度风险较小（制度距离较小）的目标市场进行OFDI。因此,中国应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国内制度质量,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并增强企业的制度适应能力,以有效减小制度距离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约束,进而优化OFDI区位分布,提高OFDI效益和质量。     

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将会持续扩大,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根据2003-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43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矫正误差（PCSE）方法估计,重点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比较两条路线上的异同。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与我国OFDI显著正相关;中国对“一带一路”的OFDI一般集中于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原因在于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降低了投资风险;地理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影响,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对OFDI有促进作用。此外,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对OFDI的影响在“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与企业OFDI——基于东道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情感量化分析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频遭国际负面舆论的困扰,如何有效破解国际负面舆论的不利影响成为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网络爬虫技术,批量抓取2010-2018年中国主要投资伙伴国主流新闻媒体的50多万份涉华报道,量化和构建涉华舆论偏向指数,实证研究东道国负面舆论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表明:(1)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显著抑制了中国企业OFDI,但这种抑制作用仅在当期显著.(2)负面舆论偏向对技术密集型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但显著抑制了资源能源类、环境敏感类企业和国有企业OFDI.(3)东道国政府换届并没有加剧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并没有改善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不利影响,而企业社会责任感提升、双边经济互补性增强以及高层互访频率增加能够有效缓解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为企业识别、规避和减轻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的不利影响,推动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提供了有益启示.     

OFDI技术寻求动机与出口强度——浙江跨国企业的证据

强调对外直接投资(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富有政策含义。在探讨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出口强度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把浙江OFDI企业与东道国数据相结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 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2)究其影响途径,企业生产率与盈利能力均显著正向影响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然而,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效应的同时,OFDI面临竞争性的加强也会降低企业利润率;(3)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正向影响在发达国家相对较小。此外,基于企业所有制、规模与年龄等分组研究结果表明: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不同类型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特征。研究可以为浙江实施OFDI拉动出口提供现实借鉴,也可以为国家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推动出口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地方视角的微观证据。     

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特征——投资动机约束下的东道国制度偏好分析

将中国OFDI动机区分为市场、资源和战略资产寻求,将东道国区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将东道国制度细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利用2005-2012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投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特征。检验发现中国OFDI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具体投资动机上,对东道国制度偏好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即低政治制度偏好和高经济制度偏好。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区位选择特征与全样本检验结果基本一致,而对发达国家则表现出了包括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内的整体高制度偏好。     

中国企业OFDI持续时间的生存分析

中国企业OFDI发展迅速,中国企业“走”得远的同时,“走”了多久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利用生存分析模型对中国企业OFDI持续时间数据进行全样本和分层研究,应用K—M乘积限法研究中国海外子公司持续时间,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哪些东道国宏观与企业微观因素对持续时间产生影响。     

制度变迁同步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6~2016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对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双边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OFDI规模,分别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同步化均对OFDI具有显著推进效应,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步化的OFDI效应则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制度相关;再次,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构成中国OFDI的“推动力”与“吸引力”;最后,多样化的OFDI动机与不同维度下的制度变迁同步化密切相关。可见,国家制度变迁的整体效率以及不同维度间的制度配置效率是推进以OFDI为载体的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关键。     

知识产权保护视角下中国制造业OFDI创新驱动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数据,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出发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模型,运用SYS-GMM和门槛回归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OFDI对原创型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而对模仿型创新能力具有抑制效果;中国制造业OFDI对原创型及模仿型创新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和东道国异质性;中国制造业OFDI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重门槛效应,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显著影响了制造业OFDI创新驱动门槛效应的发挥。     

关于短期偿债财务比率的评价

现代企业往往依赖负债进行经营,企业偿债能力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债权人、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一个企业若维持不了短期偿债能力,自然而然也就维持不了长期偿债能力,而短期偿债财务比率是短期偿债能力的直接体现者.通过对短期偿债财务比率的介绍与分析,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评价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策略和方法.     

中国对中亚5国OFDI的实证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背景

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对地处丝绸之路中亚经济带核心区的中亚5国的直接投资急剧增长。基于2003~2013年中国对中亚5国OFDI的数据,在投资引力模型的分析框架下,采用动态面板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OFDI动因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研究结论显示:一方面,获取中亚5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中国进行OFDI的重要动机,东道国矿产、石油等自然资源密集度越高,中国OFDI的流入就越多。另一方面,东道国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越能吸引中国的OFDI流入,这是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伴随着一些产业向周边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以便从事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分割效率,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最后针对实证结果提出意见和对策。     

“逆全球化”是否冲击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熵理论计算出世界各国"逆全球化"程度,通过"就近集中权衡"理论解释"逆全球化"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机制,并使用2003~2018年我国对全球107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东道国"逆全球化"程度对我国OFDI的影响。研究表明：（1）依据测算的全球"逆全球化"指数,2016年以后"逆全球化"已经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全球化趋势。（2）东道国的"逆全球化"水平对中国OFDI造成负向冲击。（3）东道国政治风险强化了 "逆全球化"对中国OFDI的负面影响,而贸易壁垒却呈现相反效应。（4）中国的OFDI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造成的负面冲击更敏感。从实证结论出发,就应对"逆全球化"冲击、深化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提出政策建议。     

利润驱动还是创新驱动?——排污权交易机制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采用200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传导渠道及其调节机制.估计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且这一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步法等检验后依然稳健;与国有企业和重污染地区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和轻污染地区企业更易受政策驱动,并且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环境管制严格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尽管排污权交易机制会缩减企业利润,但能有效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故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由二者共同驱动,且创新驱动大于利润驱动;地区环境立法和执法越严格,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研究结论厘清了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企业OFDI的影响机理,对有关部门制定环保政策和合理配置资本有所裨益.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投资研究——规模、效率与潜力

投资规模、投资效率和投资潜力是高质量投资的核心内容,在推进"一带一路"倡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基于2011~2017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OFDI数据,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为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效率和发掘投资潜力提供新的解决思路,也为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产业合作明确方向。研究结果显示:就投资规模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总量越大时,将显著吸引中国对该类东道国的OFDI,但中国与"一带一路"东道国距离以及东道国自身的经济自由度越高,反而会降低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就投资效率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顺梯度OFDI效率没有明显提升,但逆梯度OFDI效率有稳定上升;就投资潜力而言,中国需要挖掘对东亚、中亚、南亚以及东盟地区投资的新增长点和投资新契机,目前中国对独联体地区的投资相对薄弱,有待加强。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与经济绩效生产率悖论检验

短期内我国大量企业参与海外投资很难解释为是由于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利用LP方法对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总体来看,OFDI企业相比于非OFDI企业具有更好的绩效表现.在控制了企业规模等影响企业生产率水平的一系列影响因素之后,OFDI企业相比于与之匹配的非OFDI企业并不具有明显更好的经济绩效,论证了中国OFDI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的质疑.放开对非国有企业各种投资许可限制,取消各种融资歧视是制度完善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