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预测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基于2008-2012年中国企业债券数据

现有研究表明,在股票市场中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盈余的预测与资产价格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以2008-2012年中国企业债券为样本,本文的研究发现,分析师预测在债券市场中,同样影响债券市场中资产的价格。具体包括:分析师预测分歧度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分析师预测偏差度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跟踪一家上市公司的分析师人数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跟踪同一公司的分析师中明星分析师所占比例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对分析师预测的研究与对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研究。     

分析师关注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基于媒体报道的中介效应研究

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发行公司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分析师关注度、媒体报道与企业主体信用评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能有效提升企业主体信用评级,媒体报道在分析师关注度与主体信用评级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分析师关注度主要通过提升媒体关注度这一路径对企业信用评级产生影响。考虑评级机构声誉异质性影响,将总样本分为高声誉组与低声誉组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正向作用以及媒体报道的中介效应只在高声誉组中成立,即高声誉的评级机构更关注分析师通过媒体传递的信息,提升企业主体信用评级。研究结论拓宽了外部信息环境对信用评级的影响,补充了证券分析师和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外部治理作用,丰富了评级机构声誉治理机制的研究。     

中债估值识别了债券信用风险吗？——基于跳跃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一般公司债为样本,探究了中债估值跳跃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此说明中债估值对债券信用风险的识别作用。研究发现:中债估值跳跃能够显著提高债券信用利差,其中,中债估值上跳降低了信用利差,下跳提高了信用利差,且相对于上跳,下跳对信用利差的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债估值跳跃对信用利差的作用在机构投资者中较大,同时在信息不对称性较严重、流动性较差及违约风险较高的债券中也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债估值跳跃不仅包含了公共信息,还含有私有信息,并能改善股票分析师预测表现。本研究说明中债估值能够识别债券信用风险,具有信息含量,对于债券市场信息环境建设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意义。     

债券评级分析师任期、债项评级和信用利差

基于2008-2019年长期信用债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评级分析师任期越长,信用评级越低;较长的分析师任期能够影响评级准确性,降低"未能预测违约"的第Ⅰ类错误,增加"错误违约预警"的第Ⅱ类错误;相比于短分析师任期,长分析师任期能够增强信用评级对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本文还发现,相比于未被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评级的债券,投...     

数字普惠金融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1—2018年在沪深交易所发生过交易的债券为研究对象,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降低了债券信用利差,尤其显著降低了民企债和非上市公司债的信用利差;而且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越显著;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我国债券违约频频"爆雷"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减弱市场整体违约风险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会影响短期企业债券信用利差吗？

以企业最主要的短期债券为研究对象,通过DID方法分析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这一准自然实验是否影响短期企业债券的信用利差。研究发现：第一,当企业发行过央行担保品框架所认可的中长期债券时,其所发行短期债券的信用利差将显著降低。第二,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对短期民企债券和小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更强。第三,央行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对短期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增强。     

我国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宏观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从微观层面拓展到宏观层面,对绿色债券信用利差的宏观因素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采用Lasso方法进行回归,从众多控制变量中选出合适的控制变量,实现高维控制变量的降维处理,改善多个控制变量导致回归结果失真的问题,提升结果的可靠性;并对东、中、西三个地区和是否有第三方认证的绿色债券信用利差的宏观因素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绿色债券信用利差与汇率显著正相关,与地区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显著负相关。第二,东部地区绿色债券信用利差与地区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市场利率显著负相关;中部地区绿色债券信用利差与广义货币供应量、地区GDP显著负相关;西部地区绿色债券信用利差与地区GDP有显著关系。第三,对于有三方认证的绿色债券,信用利差与宏观因素无显著相关;没有三方认证的绿色债券,信用利差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市场利率显著负相关。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展期风险与债券利差

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是优化金融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本文利用2010—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发行的信用类债券交易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将债券信用利差分解为违约利差与流动性利差,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检验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债务展期渠道影响信用利差,企业展期风险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违约利差的正向效应。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降低企业债务成本和信用风险至关重要。     

绿色投资者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研究

<正>文章以2017—2021年银行间市场上市公司所发行债券为研究样本,检验绿色投资者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的存在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信用风险及相关债券信用利差,与不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上市公司相比,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信用利差约低14.4%。文章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者导致债券信用利差降低的现象在ESG绩效和内部控制较差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银行间债券市场应该考虑引入绿色投资者,完善绿色债券市场建设。     

法治建设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强化投资者保护是新《证券法》的立法核心。本文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法治建设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新《证券法》审议通过显著降低了公司债信用利差。进一步分析发现,提升债券流动性与降低债务违约风险是主要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从债券特征看,当债券融资依赖度高、债券契约条款少、承销商声誉差时,法治建设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更强;从公司层面看,这一影响在投资者交易意愿低、投资者保护力度弱、信息披露质量差以及违法违规风险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保障债券投资者合法权益以及防范化解债券违约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企业债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Merton(1974)的结构化模型为理论基础,对中国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结构化模型变量对企业债信用利差有显著影响,其中股票市场波动率对信用利差的影响为正,无风险利率、收益率曲线斜率和债券剩余期限对信用利差的影响为负。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宏观经济变量和债券及发债主体变量对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发现国内生产总值和消费者价格指数与企业债信用利差呈正相关关系,股票指数和发债主体净资产收益率与企业债信用利差呈负相关关系。此外,模型的解释力随着企业债信用级别的降低而提高。     

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券信用利差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10-2013年沪深两市发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探讨了发债企业社会责任与其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发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著降低其债券信用利差;其次,同国有企业相比,承担社会责任降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最后,本文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会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来减少债券信用利差这一理论机制。本文的研究结果从债券融资成本的角度为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财务绩效提供了实证证据。     

分析师关注、媒体报道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分析师关注度、媒体报道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关注可以显著提高企业ESG表现，且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媒体报道在分析师关注度与企业ESG表现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分析师关注度通过提升媒体关注度可以对企业ESG表现产生影响。基于此提出：企业管理层应高度重视分析师、机构投资者与财经媒体的影响力，监管部门做好资本市场守门员的角色，投资者应当着眼于企业的“长期投资价值”，国有制造业企业应积极提升其ESG表现等政策建议。     

事件类限制性条款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公司债市场的经验研究

自2016年债券市场集中爆发违约以来,限制性条款在债券契约中的作用受到更多关注。本文以201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为样本,实证研究事件类限制性条款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1)设置事件类限制性条款越多,信用利差越高。(2)债券发行人为国有企业或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时,事件类限制性条款与债券信用利差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有所减弱。债券发行人所处行业存在债券违约、债券发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越强或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时,事件类限制性条款与债券信用利差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有所加强。(3)事件类限制性条款的设置会降低公司未来价值,但能够帮助评级较低的公司提高债券发行成功率。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限制性条款经济后果及债券融资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时为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条款设置提供实证支持。     

产学研合作与债券信用利差

为研究产学研合作对债券市场投资者的影响,本文借助手工搜集的产学研合作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产学研合作有利于抑制债券信用利差,提高企业创新效率、降低企业风险是产学研合作作用于债券信用利差的有效路径。进一步地,对于合作深度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的企业以及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而言,产学研合作对于债券信用利差的抑制作用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本文构建了产学研合作与债券信用利差的关系,可以为企业创新决策与债券市场治理提供参考。     

信用债发行利差影响因素探究

本文以2007年至2013年发行的3370只信用债为样本,从债券特征、市场状况和承销商声誉角度探讨了影响信用债发行利差的主要因素.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在当前信用债评级普遍偏高的情况下,信用评级仍对债券的发行利差有较强解释力.信用债的发行规模越大,发行期限越短,其发行利差越低.企业选择在市场状况比较平稳时发行债券,有利于降低发行利差.在当前情况下,承销商声誉对信用债发行利差的解释力还比较弱.     

企业产权性质与债券发行定价——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00多家债券发行人的微观数据,运用OLS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产权性质对企业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具有的国有产权的隐性担保显著降低了企业发行债券的信用利差;产权性质通过银行信贷外溢机制和控股股东利益输送机制间接地影响信用利差;信贷外溢机制在受资产负债率约束较强的企业中不显著,在其他企业中显著;利益输送机制在中西部地区企业中显著,在外部环境较好的东部地区企业中则失去显著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债券市场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防范债券信用风险是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省级行政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提高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升企业违约风险和提升发债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两条途径提高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我国东部地区企业债券、国有企业债券及有担保债券,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债券、非国有企业债券及无担保债券信用利差水平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不确定性带来观望+期待空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利差的影响

本文将债券利差分解为流动性和信用利差两部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反而会降低我国债券利差，具体的，增大了流动性利差，但降低了信用利差。不确定环境下，债券投资者，一方面更倾向持仓“观望”获得票息收益，使债券流动性变差；另一方面又“有限关注”于公共信息，而忽略微观个体的异质性风险，且出于政策托底的惯性思维，对政策利好报以“期待”，导致债券信用利差减小。该效应在熊市时，以及对国企债券更显著，但背后隐藏的风险会滞后释放。     

中国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研究

选取在深交所和上交所发行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作为研究样本,从宏观经济、债券因素以及企业资质三个层面,对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经济指标和债项指标对信用利差存在显著影响,而企业资质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则并不显著。鉴于我国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市场刚刚起步,定价机制尚不完善,信用利差更多反映发行时的宏观系统性风险,而未能体现发行企业的个体风险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