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关注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基于媒体报道的中介效应研究

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发行公司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分析师关注度、媒体报道与企业主体信用评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能有效提升企业主体信用评级,媒体报道在分析师关注度与主体信用评级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分析师关注度主要通过提升媒体关注度这一路径对企业信用评级产生影响。考虑评级机构声誉异质性影响,将总样本分为高声誉组与低声誉组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正向作用以及媒体报道的中介效应只在高声誉组中成立,即高声誉的评级机构更关注分析师通过媒体传递的信息,提升企业主体信用评级。研究结论拓宽了外部信息环境对信用评级的影响,补充了证券分析师和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外部治理作用,丰富了评级机构声誉治理机制的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1—2018年在沪深交易所发生过交易的债券为研究对象,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降低了债券信用利差,尤其显著降低了民企债和非上市公司债的信用利差;而且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越显著;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我国债券违约频频爆雷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减弱市场整体违约风险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不对称与债券信用利差的实证研究

中国企业债券市场较小,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重要原因。企业债券发行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投资者面临着较高的收集信息的费用,导致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要求更高的回报,从而推高发债企业的信用利差。本文对发债企业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与中国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发债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     

影子银行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基于中国债券市场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债券市场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短事件窗口等方法,考察了影子银行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影子银行规模的增加能显著降低债券的信用利差;而且影子银行扩张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程度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信用评级的债券样本之间存在明显差别:与国有企业债券相比,影子银行扩张对民企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效果更加明显;债券信用评级越低,影子银行扩张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程度越大。另外,短事件窗口分析结果表明影子银行的监管政策抬升了债券交易利差,而且对于民企债和低信用评级债券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合理引导影子银行发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信用利差的中国城投债券信用风险分析

在"四万亿"投资的推动下,中国城投债券的发行规模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城投公司的整体债务规模也急剧攀升,其债务总量超过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城投公司的整体信用水平不容乐观。因此,城投债券的信用风险需引起足够重视。本文从量化角度研究了影响中国城投债券信用风险的四个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城投债券的信用利差与发债企业的资产规模以及发债企业所在地区的人均GDP水平负相关,与企业债券收益率以及担保正相关。     

我国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宏观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从微观层面拓展到宏观层面,对绿色债券信用利差的宏观因素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采用Lasso方法进行回归,从众多控制变量中选出合适的控制变量,实现高维控制变量的降维处理,改善多个控制变量导致回归结果失真的问题,提升结果的可靠性;并对东、中、西三个地区和是否有第三方认证的绿色债券信用利差的宏观因素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绿色债券信用利差与汇率显著正相关,与地区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显著负相关。第二,东部地区绿色债券信用利差与地区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市场利率显著负相关;中部地区绿色债券信用利差与广义货币供应量、地区GDP显著负相关;西部地区绿色债券信用利差与地区GDP有显著关系。第三,对于有三方认证的绿色债券,信用利差与宏观因素无显著相关;没有三方认证的绿色债券,信用利差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市场利率显著负相关。     

股东治理会影响债券信用利差吗？——基于多个大股东的视角

利用2007-2018年上市公司在交易所公开发行的公司债数据检验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会降低债券信用利差。相较于一股独大的发债公司,当存在多个大股东,公司债信用利差下降11个BP,在潜在利差均值基础上下降约5%。公司治理水平越差、面临更严峻的融资约束、所处信息环境越差,多个大股东对信用利差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本研究在丰富股东治理及债券信用利差研究领域文献的同时,对发债公司、投资者及政府监管部门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绿色投资者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研究

<正>文章以2017—2021年银行间市场上市公司所发行债券为研究样本,检验绿色投资者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的存在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信用风险及相关债券信用利差,与不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上市公司相比,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信用利差约低14.4%。文章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者导致债券信用利差降低的现象在ESG绩效和内部控制较差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银行间债券市场应该考虑引入绿色投资者,完善绿色债券市场建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债券市场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防范债券信用风险是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省级行政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提高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升企业违约风险和提升发债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两条途径提高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我国东部地区企业债券、国有企业债券及有担保债券,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债券、非国有企业债券及无担保债券信用利差水平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城投债信用利差影响因素——基于文献综述视角

本文基于文献综述视角,梳理了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归纳了这些因素对其产生影响的机制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城投债的信用利差长期主要受到宏观、区域、行业和债项因素的影响。其中,宏观因素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基本面、流动性溢价及资产配置渠道效应上,但其具体影响路径存在一定争议;区域因素影响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的担保能力和担保意愿上,近年来该影响有削弱趋势;行业因素影响主要体现在地产相关的地方财政收入上,且其可通过融资扩大效应增强该影响;债项因素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三方担保上,研究显示只有专业担保公司的担保能较显著影响利差,以“冲评级”为目的的城投互保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本文提出城投信用利差研究可以继续挖掘的方向：不同区域不同层级平台的信用利差比较研究,平台转型背景下财务信息的有效挖掘利用,以及债务风险的定位判断和策略取舍对定价范式的选择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券信用利差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10-2013年沪深两市发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探讨了发债企业社会责任与其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发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著降低其债券信用利差;其次,同国有企业相比,承担社会责任降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最后,本文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会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来减少债券信用利差这一理论机制。本文的研究结果从债券融资成本的角度为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财务绩效提供了实证证据。     

事件类限制性条款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公司债市场的经验研究

自2016年债券市场集中爆发违约以来,限制性条款在债券契约中的作用受到更多关注。本文以201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为样本,实证研究事件类限制性条款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1)设置事件类限制性条款越多,信用利差越高。(2)债券发行人为国有企业或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时,事件类限制性条款与债券信用利差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有所减弱。债券发行人所处行业存在债券违约、债券发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越强或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时,事件类限制性条款与债券信用利差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有所加强。(3)事件类限制性条款的设置会降低公司未来价值,但能够帮助评级较低的公司提高债券发行成功率。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限制性条款经济后果及债券融资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时为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条款设置提供实证支持。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政策对分析师预测的多重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针对2001～2007年度年报发布的分析师预测样本,以深交所信息披露考核结果以及是否按规定发布业绩预告作为衡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政策的指标,分别考察二者对于分析师预测数量及质量的影响。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政策越透明,则跟随其进行预测的分析师数量越多,预测的分歧度越小,准确度越高。这说明,上市公司高水平的信息披露对分析师具有重要作用,并有利于缓解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本文提示我们,深交所信息披露考核指标以及是否按规定发布业绩预告分别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政策导向;市场参与者亟待更为全面且公允的信息披露评级指标出台。     

信息外部价值、研究资源配置与股票定价效率——基于证券分析师的视角

信息是投资决策的依据,也是影响投资收益的重要因素。本文认为在研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分析师将更加重视信息的外部价值,并为信息外部价值高的股票分配更多研究资源。以股票基本面与同行业其他股票基本面的相关性衡量一支股票信息外部价值的大小,本文发现具有更高信息外部价值的股票获得了更多的研究资源：有更多分析师跟踪,被更多分析师发布研究报告,且更可能被分析师实地调研。在分析师个体层面,本文也得到了分析师根据信息外部价值对投资组合内的股票分配研究资源的经验证据。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由于市场参与者根据信息外部价值配置研究资源,信息外部价值更高的股票对信息的反映更加充分及时,具有更高的定价效率。     

债权人保护与信用债信息披露探究 ——以永城煤电债券信息披露为例

2020年,我国信用债违约频繁发生,其中不仅有民营企业,还有国有企业.信用债违约给债券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也导致我国债券市场的信用机制被破坏.本文在分析信用债债权人保护和信息披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信用债监管和信息披露法规现状,对永城煤电信用债违约事件的信息披露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发债企业公司治理不完善,以及...     

分析师预测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基于2008-2012年中国企业债券数据

现有研究表明,在股票市场中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盈余的预测与资产价格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以2008-2012年中国企业债券为样本,本文的研究发现,分析师预测在债券市场中,同样影响债券市场中资产的价格。具体包括:分析师预测分歧度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分析师预测偏差度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跟踪一家上市公司的分析师人数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跟踪同一公司的分析师中明星分析师所占比例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对分析师预测的研究与对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研究。     

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路径探索

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第十二条中提到“加快发展债券市场,稳步扩大债券市场规模,丰富债券市场品种,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统一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标准,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债券市场经过三十几年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在这种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对继续推动债券市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债券市场中的基础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了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制度的现状,并针对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